西医的前世今生

“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中运行着元气（pneuma，亦即“生命之气”），相信人体的健康有赖于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这四种体液的平衡，而它们的平衡与否则跟水、火、气、土这四种元素有关。

这完全就是西方的阴阳五行说。

过了五个世纪，“医学教皇”古罗马的盖伦继承和发扬了希波克拉底的学说，认为希波克拉底所说的“生命之气”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分别属于心、脑和肝。

他还认为各种药物具有寒、热、燥、湿这四种性质，所以治疗“热”病应该用“寒”药，而治疗“燥”病则应该用“湿”药。

这跟中医“四气五味”的用药原则也大同小异。

一直到文艺复兴后期，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御医仍然非常崇尚数字“7”，那说法除了附会《圣经》之外，跟《黄帝内经》里的“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也差不多。

此外他还主张日月星辰司掌人体的各个器官，而同时代的另一位医学家则注重黄道十二星座对人体的影响， 这也跟中医的末流研究二十八星宿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用药方面，传统西方医学记载的药物有几千种，例如十七世纪德国药典就有五、六千种药物，其中也包括木虱和蚯蚓可以治痛风、孔雀粪可以治癫痫、蚂蚁油可以治耳聋这样的内容，但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确切的疗效。

要知道，仅仅根据病人主观症状好转就认为药物有效，根据是不足的。

有些病可以自愈（如腮腺炎），有些病是自我心理暗示的结果（如功能性肝痛），有些病并未治愈却也同样会出现症状缓解（如腰间盘突出），还有些病是功能性的，只要诱因不出现便不会发作（如胃肠功能紊乱）。

如果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没有通过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没有大量的样本数据，我们凭什么就敢断言是吃了某一种药吃好的？凭你的亲戚、他的朋友、我的亲身经历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为实际的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任何个例都不具有代表意义。

瞎猫有时候也能碰到死耗子，但没有人因此就专门养瞎猫抓耗子，因为人们知道，瞎猫碰到死耗子这种事不可复制。

对医学而言，人们也该抱持这种态度：某种办法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例，但究竟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是偶然的还是可以复制的？可以复制的话，复制成功率有多高？

说句题外话，真不是贬低中医，中医在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中医杂志》196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药的筛选报告指出，初试有64种药物对癌细胞的抑制率＞50%，……但经复试，凡是能够评价的结果，竟没有一次得到＞50%的抑制率，即使抑制率达30—49%的，也只有13药次；湖北省卫生防疫站1958年报告，48种中药中，只有黄连对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但西安方面同样筛选(1959)，曾多次购置黄连，都未能重复出黄连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与此相反，于湖北方面重复的16种单味药中，却至少有12种对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对于一种以治病救人为终极目标的学科来说，不看广告看疗效这总归没错吧？可是面对上述可重复性低到如此水平的数据，我们该做何感想呢？我们能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托付给这样的医学吗？能希望现代医学退回到这种水平吗？

不要忘了，就在不到一百年前，肺结核还是中医和西医都治不好的绝症，而今天则只剩下中医对它束手无策了。

时至今日，现代医学已经发展为循证医学。

这种进步已经不是新发明一种仪器、药物或疗法的技术进步，而是主动要求检讨自己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可靠的理念进步。

应该承认，这种对疗效的可靠性近乎苛刻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