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读后感

          因为李白的名声太大，光芒之下反就看不清楚。识字起就背“床前 明月光”，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熟悉李白的。实际，越这样越是危险，我们学李白的诗，被灌输了大量先入为主的影响，课本里的李白历来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饮酒吟诗，周游四方，可是他的生活我们是缺乏了解的，甚至是不愿了解的。没有从人的角度关心过李白，他每天要面对些什么问题，我们不在意，天降几首诗摆在我们的眼前，而作者的形象是空洞的。

　　《大唐李白》有一种漫漫无边大唐气候。开篇写绵州刺史李顒准备和朋友（其中就有我们知道的丹丘生，“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春游戴天山，直到小说中间才有刺史和李白及其老师赵蕤的一次决定性的相逢。这写法是惊人的，像是在园林里散步，闲逛，见一景，就发一点议论，非常从容，作者一点都不着急拽读者往终点去。年轻的李白，也不是急着要去完成些什么，作为李白，生活在唐朝，人生的格局非常宏大，处处有生机，都有门路，都值得一番探索。读到后面，我舍不得读完这书，作者真的肯花时间，为我们介绍其整个唐朝生活的细节，丰富，迷人。

　　比较触动我的是对李白生活，或者生计的探讨。我向来对小说有些不放心，很多小说人物都不用讨生活，衣食住行都自然有安排。好的小说应该比较有责任感，关注人的生存，会从个人的生计入手，这是故事开展的发动机，一种逻辑上的引擎。作者用想象力和材料的力量，为李白人生的启动，找到了推动机。例如，李白早年结客杀人，躲难佛寺，而这不单单是李白天性侠义而已，“结客”一词，到唐朝已有百年历史，有结伙滋事的意思，年轻人爱冲动，行侠仗义，在唐朝宽容粗旷的气氛下，容易“散金仗义，浮浪尘世”。这种持剑行侠的经历，给李白的一生都打了一层底色，“少年行”可以称为李白的人生侧影，从不拘泥小处，大开大阖，难怪像天上人。而之所以大明寺能容下商人之子，又曾经“手刃数人”的李白在此读书生活，也和唐朝一项和僧侣有关的政策相关联，唐朝僧人的私产在唐朝有详细的规定，多余的个人财产必须归为庙产，那么不少僧人自然会想办法规避，于是商人在处理僧人私产的时候起到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明寺收留李白，容易想到背后僧人和商人的一种默契。我想，这就是故事背后的引擎，或者内核，这个东西必须是有力的，故事才能讲下去。

　　作者带我们绕了大圈子，才让刺史李顒遇见李白和赵蕤，三十一节“出则以平交王侯”和三十二节“不忧社稷倾”是我喜欢的篇章。作者自己也老实地交出这两节的材料。这部分故事在《新唐书》里就六个字记录：“州举有道，不应”。作者把刺史和赵李的“偶然相逢”，互相的讨教应对，写得华丽精彩，谈话间闪烁着唐人风采和辨士的，诗人的机锋。赵蕤作为李白的师父，本人又修道多年，深知此次“道举”的影响对李白，甚至对自己，作为一名道人有多重要，可越是这样，越要“不应”，才是所谓“举有道，非常道”。简单地说，赵蕤并不是故弄悬虚——和刺史相遇，引荐李白，皆是精打细算的结果，包括最后的“不应”，也是把自己和李白的名声极大化的做法——今人讲话是“运作”“炒作”——这点直到后来李白才有所体悟。作为行商后代，本就受限不能科考，如何得到赏识，实现抱负，不得不另辟蹊径。恰好唐朝也提供不少机会给这些不世出的各色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