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趣味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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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已得到红学界的公认。俞先生一生对《红楼梦》付出了很多精力，一生都保持高度的热情和真诚的关注，他的成果也很丰硕，红学论著主要有：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1952年出版的在《红楼梦辨》基础上修订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1954年出版。晚年还陆续发表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他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新红学的权威地位。
之前探讨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文，大多关注其红学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尤其上世纪五十年代遭受不公正待遇，学界有过深入的探讨。很少有人去关注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动机，俞先生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文中表达对文 学和小说研究的态度，认为不能将文学当作一部历史，尤其不能作为严谨的科学看待。文学，首先是赏鉴，要研究的话，只能是趣味的研究。
02
“趣味”可以说是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动机。如果我们从“趣味说”出发，联系到俞平伯“趣味说”产生的原因，和他本人性格及思想演变，那么，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态度和他研究观点的修正等等的原因就可迎刃而解。
俞平伯提出“趣味研究”与他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俞平伯出生于一个诗书世家，受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曾祖俞樾、父亲俞陛云都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文人。同时俞平伯有过日本、欧美游学的经历，这样构成了俞先生中西文化合璧而以传统文化为基调的气质人格。时人评论俞平伯时，曾送他一个雅号“晚明人”，考察俞平伯散文创作，可见俞深受公安派影响。朱自清1925年在为俞平伯散文集《燕知草》写的序中说：“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好好底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
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模仿，或者有意去创造哪一诗派。我只愿意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底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来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底本意无关。我认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但依我底愚见，或者竟是谬见，总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
俞平伯对文学功用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 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年轻的俞平伯认为文学的效用是使人向善，他曾说：
我自己想：文学底效用是使人向着善呢，还是感着美呢？相信文学是超于善恶性而存在的，即有所谓美丑，无所谓善恶。但我仔细思考，颇怀疑于这种主张底合理。我对托氏底议论，最同意的有两点：（一）美的概念底游移惝恍，说了半天，接近我们常识的，不过指着人们所喜悦的。但人们所喜悦的，竟丝毫没有标准，正应俗语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二）艺术底成就，须耗费无数的金钱，精力，时间。以这么大的牺牲，去求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至多不过供少数人底安慰，娱乐，真是“得不偿失”。我虽不想把这些作品屏之艺术底门外；但已觉得在现今是不需要的，至少也是不甚需要的。在漫漫的长夜里，正需要着引导步履的光明，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底艺术。
俞平伯的这些论述包括他早期的创作都和时代思潮合拍，五四之后那一代年轻学子，坚持文学促人向善，有明显的功利性。
后来，俞平伯碰壁了，他思想出现了虚无主义，他说：
我被驱迫着去吃食物
我被驱迫着去寻配偶
我被驱迫着去作生活底挣扎
我被驱迫着去求知识，情感底安慰
我被迫于一切而去追求那一切
不容我停留，不容我退后
只催促我走向黑漆漆的一个无底洞
里边充满着空虚，烦闷与无意义
这是我所谓死底故乡
是吾人所将埋葬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2页
俞平伯人生经历了一个颓废的过程，受周作人的影响。在他读完《灰色马》，曾写了一个跋和三首散文诗。在跋中说：
我们张着眼去窥探包孕着我们的世界一切，看不见谐和，看不见系统，只看见一团一团，一片一片的纠缠着，冲突着的憧憧然的怪东西。我们有求知识底欲念，而且有求知识底谐和的欲念；但终于陷入矛盾的泥中；况且，不但包孕着我们的已无谐和底可能；即我们自己也是大怪物中底一个小怪物。我们不但不知道一切而已，即最密接的“自我”，所知的亦是最少。
我们平常总以为“实行”可以排除我们底烦忧，可以作飘飘然的我们底药石；但读了《灰色马》之后不觉废然而还，深信佐治所谓“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这句口号底十分痛快。
人生观的转变必然带动艺术观的变化，颓废主义人生观在中国现代往往与文学上的唯美主义相联。碰壁之后的俞平伯开始认为文学无用。他说：
所以说文学是描画外物的，或者是抒写内心的，或者是表现内心所映现出的外物的，都不免有“吹”的嫌疑。他们不曾体会到伴着创作的成功有这种缺憾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看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奇迹，他们看不起刹那间的灵感，他们不相信会有超言文的微妙感觉。依他们的解释，艺术之宫诚哉是何等的伟大而光荣；可是，我们的宇宙人间世，又何其狭小，粗糙而无聊呢？他们不曾细想啊。这种夸扬正是一种尖刻的侮蔑。最先侮蔑的是他们自己。
对文学，俞平伯曾打了个比方：
一个小孩用筷子夹着一块肉骨头远远的逗引着。一条小哈巴狗凭着它固有的食欲，被这欲念压迫后所唤起的热情，和天赋兼习得觅食的技巧，一瞥见那块带诱惑性的肉，直扑过去。这小儿偏偏会耍，把肉拎得高高的，一抖一抖的动着。狗见人立了，做出种种抓扑跳跃的姿态。结果狗没吃着肉，而大家白看狗耍把戏，笑了一场。故事就此收场。我们是狗化定了，那小儿正是造化，嬉笑的众宾便是当时的读者社会和我们的后人。你说这把戏有什么用？
在诸君心里，或者以为作品的价值都靠在读者的分量和他们的评判上。这果然然，也不尽然。作者喜被人赞，没有例外，可是若把创作的重心完全放在读者身上，而把刹那间自己的实感丢开，这很不妥。我这么想，并世有几个人了解我，就很不少了，有一个人了解我，也就够了，甚至于戏台里喝彩也没甚要紧。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虽然愈扩大则愈有趣。
这和《红楼梦》里说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大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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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俞平伯从趣味出发，走出了一条与胡适不同的研究路径，他是从文学本身的趣味上去谈，始终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从文学性上去探讨红楼梦。俞平伯受了胡适的影响，并在胡适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推向纵深。他从作者和背景的研究转移到文本的研究，他从历史的眼光转变为文学的眼光，“俞平伯所依赖的，除了版本校勘之外，就是文学鉴赏的能力以及在这鉴赏能力之上所建构的一套评价原则和系统。鉴赏不是研究，但鉴赏是研究的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根本之点。重要的还不在结论本身，而是俞平伯对于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设计。他把对作者本意的研究，看作是打开作品全部意义的大门。”“俞平伯的气质、学养和审美趣味使他对《红楼梦》艺术的某些深隐层面如鱼在水自然感知”。
对胡适提出的《红楼梦》“自传体”说法，俞平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向胡适进言，希望胡适能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红楼梦》。从1925年《京报副刊》上发表一篇《关于红楼梦》的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对“自传说”的考证已很少趣味，他说“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俞平伯对红楼梦自传说虽有过一个过程，当胡适提出自传说之后，俞平伯开始是接受的，并在自传说的支配下，对红楼梦作了详细的考证，他写过一篇《红楼梦底年表》一文，收录在《红楼梦辨》一书中，但后来，他发觉自传观念有误，自传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表现手法而已。他开始反思，觉得“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他是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之后，他写了篇《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发表在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83页
1925年《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上，明确地提出与自传说划清界限，几乎同时，他写了另一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一文，认为文学不是经验的重现而是经验的重构这条文学“通则”，认为应该以这条通则看待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小说。
文学研究的趣味从哪来，俞平伯提出了“细读深思”的观点。俞先生认为能经得起多次细读的作品才有趣味，他曾将明清几部有名的小说进行比较，他说：
《水浒》一书是愤慨当时政治腐败而作的，所以奖盗贼贬官军。“水浒是一部怒书”（张潮底《幽梦影》上卷）。《儒林外史》的作者虽愤激之情稍减于耐庵，但牢骚则或过之。看他描写儒林人物，大半皆深刻不为留余地，至于村老儿唱戏的，却一唱三叹而不止。对于当日科场士大夫，作者定是深恶痛疾无可奈何了，然后才发为文章的。《儒林外史》的苗裔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广陵潮》《留东外史》。《留东外史》底作者，简直是个东洋流氓，是借这部书为自己大吹法螺的，这类黑幕小说底开山祖师可以不必深论。《广陵潮》一书全是村妇谩骂口吻。《金瓶梅》是一部谤书，确是有所为而作。与《红楼梦》更不可相提并论。
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刻薄谩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博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再细细审玩一番，已成嚼蜡的滋味了。这因为作者当时感情浮动，握笔作文，发泄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悦俗目，不可以当赏鉴。
愤怒的文章容易发泄，哀思的呢，比较的容易含蓄，这是情调底差别不可避免。但我并不说，发于愤怒的没有好文章，并且哀思与愤怒有时不可分的。但在比较上立论，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点。《水浒》与《红楼梦》的作者，都是文艺上的天才，中间才性的优劣很难说，不过我们看《水浒》，在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看《红楼梦》虽不满人意的地方也有，却又较读《水浒》底不满少了些。换句话说，《红楼梦》底风格偏于温厚，《水浒》则锋芒毕露了。这个区别并不在乎才性底短长，只在做书底动机不同。谩骂刻毒的文字，风格定是卑下的。《水浒》骂则有之，却没有落到嫚字。至于落入这种恶道的，绝不会有真好的文章。《儒林外史》未始不骂，骂得亦未始不凶，但究竟有多少含蓄的地方，有多少穿插反映的文字，所以能不失文学的价值。《广陵潮》则几乎无人不骂，无处不骂，且无人无处不骂得淋漓尽致一泄无余，可以喷饭，可以下酒，可以消闲，却不可以当他文学来赏鉴。我们如给一未经文学训练的读者这两部小说看，第一遍时没有不大赞《广陵潮》的；因为《儒林外史》没有这样的热闹有趣，到多看几遍之后，《儒林外史》就慢慢占优越的地位了。
“怨而不怒”可以说是红楼梦趣味的最大方面，其次，从趣味出发，俞平伯发现红楼梦第二个最大特点是不落窠臼。他说：
《红楼梦》底不落窠臼，和得罪读者是二二一的；因为窠臼是习俗所乐道的，你既打破他，读者自然地就不乐意了。譬如社会上都喜欢大小团圆，于是千篇一律的发为文章，这就是窠臼；你偏要描写一段严重的悲剧，弄得不欢而散，就是打破窠臼，也就是开罪读者。所以《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挑战，是由于凭依事实，出于势之不得不然，因为窠臼并非事实所有，事实是千变万化，那里有一个固定的型式呢？
我以为《红楼梦》作者底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这个看去如何容易，却实在是真真的难能。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
《红楼梦》开罪于一般读者底地方很多，最大的却有两点。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中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一个风流儒雅的美公子，一个十不全的傻大爷；如此等等，不可胜计。我小时候听人讲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觉得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彩的一点。社会上一般底读书程度，正和那时候的我差不许多。雪芹先生于是很很的对他们开一下玩笑。《红楼梦》的人物，我已说过都是平凡的。这一点就大拂人之所好，幸亏高鹗续了四十回，勉强把宝玉抬高了些，但依然不能满读者底意。高鹗一方面做曹雪芹罪人，一方面读者社会还不当他是功臣。依那些读者先生底心思，最好宝玉中年封王拜相，晚年拔宅飞升。
宝玉亦慧、亦痴、亦淫、亦情，但千句归一句，总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
但作者开罪社会心理之处，还有比这个大的。《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书虽没有做完，但这是无可疑的，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若细玩宝玉底身世际遇，《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试想以如此的天才，后来竟弄到潦倒半生，一无成就，责任应该谁去负呢？
正是从趣味出发，俞平伯相当注意红楼梦中的细节。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语言。
戚本还有一点特色，就是所用的话几乎全是纯粹的北京方言，比高本尤为道地。我因为这些地方不关重要，所以在上文没有说到，但分条比较去虽是很小，纵观全书却也是个很显著的区别，不能不说一说。雪芹是汉军旗人，所说是满族家庭中底景况，自然应当用逼真的京语来描写。即以文章风格而言，使用纯粹京语，来表现书中情事亦较为明活些。
《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他是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即如元妃省亲当然实际上没有这回事，里面材料大半从南巡接驾一事拆下来运用的。这正是文章底穿插，也是应有的文学手腕。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红楼梦对前人诗词的使用。
小说摹写人物，以能够意趣生动引人入胜为贵，其中引用书卷不过是陪衬而已，文字每每跟原本稍有出入是无妨的。实不必改，亦不应妄改，且有时竟不能改。这儿以《红楼梦》引陆放翁、范石湖诗句为例。
“花气袭人知昼暖”，是陆游的诗句，陆放翁《剑南诗稿》卷五十为“花气袭人知骤暖”。“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是范成大的诗句，范石湖为“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
征引原书一字不易，在做考证研究的工作上是值得称赞和学习的。小说却又当别论。小说必须意趣生动活泼，最怕掉书袋。《红楼梦》把“门限”改为“门槛”，一字的差别，即活用了古诗，把它相当地白话化了融合入小说中，正是点石成金的妙手。大概是作者有意为之。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久已被一百多年来的每一个读者肯定了。但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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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对学术研究也充满了趣味。如他的《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从王渔洋的《蝶恋花》，想到当时咏词牌的“郎是同花妾是同花顺”，又随之自己用渔洋韵咏了一首。其间有“世间只有情难懂，钿盒香囊何处冢”，下阙连用四个典故，由冢想到马嵬坡，想到“白老头子的诗”，想到杨贵妃可能并没死在马嵬坡，周作人告诉他可能从海上飘走。他完全是游戏之笔。
《红楼梦》是小说，这最简单的道理却长期被众多红学家所遗忘，俞平伯提出的“趣味的研究”让他在五十年代遭受责难，“趣味”这一用词确实容易让人想到主观主义，但翻看俞平伯的批评鉴赏著作，所谓“趣味的研究”，就是把文学当“文学”来研究，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俞平伯强调的是在将科学的精神、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活动中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学批评的特殊性——不同于历史和科学学科的“趣味性”。
是完全以“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的。在俞平伯看来，用“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才是读《红楼梦》的“正当兴趣”。俞平伯对艺术标准的坚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趣味的研究”。
俞平伯在《红楼梦底风格》一文中说：
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之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意不过破门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即以全书体裁而论，亦微嫌其繁复冗长，有矛盾疏漏之处，较之精粹无疵的短篇小说自有区别。
《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平伯就对其中的某些观点不太满意，“我常听见人评我的文章太激绕，而同时我方病其太简单；又曾听见人批评《红楼梦辨》一书太不断，而同时在我方病其太不疑”
1925年2月7日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对自传说进行修正，1941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讨论集序》中认为《红楼梦辨》中仅有三篇可取：《八十回后回目出高续》、《佚书之面目》、《论书中人秦可卿之死》。认为“三者以外固多尘累，行世且有愧，敢言传世耶”。1948年他在《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中说：“《红楼梦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第360页
辨》一书，近来很有人要找，我想任其找不着也好，因这书可存的只有一部分，如考证八十回的回目非原有，后三十回的推测，其他多失之拘泥，讹谬传流，大非好事。”27在1950 年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研究序》中，他又说《红楼梦辨》的绝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28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在1953年发表的《论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中说：“自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另外，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等方面，俞平伯根据新发现的材料，也不断地更正自己的观点。
关于这点，曲沐先生有过比较高的评价：“他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及时修正，决不文过饰非；在学术事业上表现出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诚挚学者的伟大良心，他的确是红学史上第一伟人，一代大师。”他认为俞平伯有三次发现和三次超越，第一次是自传，第二次是发现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第三次发现“程本《红楼梦》”是一部完整的作品，120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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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表述，从趣味出发，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侧重于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细腻的分析和比较，侧重于一些敏锐的审美感受，与其本人人生观，尤其是文学观有密切关系。与趣味研究相适应，俞平伯用散文化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轻松地阅读，不时迸出思想的火花，启迪你的心智，引起你的思索。但是，趣味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那就是说理不严密，容易让人抓辫子，让人扣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也正是五四年被人批判的最大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