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
日本的晚上，居酒屋灯火通明，朋友跟我说在日本男人一般不敢太早回家。当时我不太理解，慢慢才明白这话其中意思，日本男人是真累，真没用。日本特殊的经济结构，主办银行制度，结果导致大部分人一辈子职员，没有意外也几乎供职于一家公司直到退休。毫无事业上的成功性可言，为了躲避精神上的碾压，只能假装拼命努力工作，拼命加班。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时代的默契。
这样的现象只是一个缩影，我们每天从同样的房间醒来，循规蹈矩，过着和昨天差不多的生活。多年来我们坐在教室里，通过教科书了解世界，被机械式地灌输千篇一律的知识，像产品一样被测试和评分，而不是被鼓励去改变世界、做与众不同的人。我们不停的工作，为了寻找物质享受，我们把这个世界折磨的支离破碎，却从未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在中世纪欧洲，人们一年中几乎有半年时间不工作；而在现代社会，不创造物质财富的闲暇几乎等同于“懒惰”，工作才是最大的美德。人们在忙忙碌碌中早已忘记，工作跟消费一样，只是生活的手段，并不是生活的目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在找到这个答案前，我们需要先从另一个问题开始：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 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最西端演化而来的文明。跟轴心期文明的多元形态截然不同，现代文明只有一种，就是西方文明。这个文明建立在现代原型发明和哲科思维的坚硬基石上，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复制这个文明，寻求跟它接近和吻合。这种针对西方文明的趋同性，被称为“现代化进程”。
在数千年的农耕时代，人类财富不仅有限，且增长极为缓慢。如果将整个人类发展史作为一个参照系，那么从旧石器时期到现在的250万年间，人类99.4%的时间，世界人均GDP仅90国际元；然后花了0.59%的时间，到1750年达到180国际元；而在2000年一下达到6600国际元，增加37倍。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用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汤因比说，西方文明是一种爆炸性、消耗性的生活方式，它使人类充满活力，但也使人类走火入魔。而“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每个领域都彼此割裂和分立，因而家庭的宗教功能消失，家庭生产方式也没有了，社会走向原子化，每个人称为独立和孤独的一分子。
关于这个问题，在读今年给自己布置的任务书单中，其中两本解读的非常好，其一，是杜君立先生《现代的历程》，一本从古至今的史典，八百多页引著作无数，串起一部现代文明史；其二，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古典文学教授伊恩. 莫里斯所著畅销一时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两本共有一个特点：在人类文明整个历史进程的大框架下，来解释现在的问题。
尤其是伊恩，英译书名就是一个时代大问题：Why West Rules for Now？一个世纪来，我们穿着西服，读着英文，就连所用的计量单位，学识结构都全面西化。我们从小到大所学都是西学，但由于我们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即西方“技术应用层面”，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几乎毫无了解，从而导致“国学失体，西学曲用”。王东岳教授在混沌研习社有一个系列讲座，“东西方文化溯源”，其中一个主要探讨的点就是阐述现代科学就是西方哲学导出的一个结果，课程非常引人思考。
但为什么在1842年，是英国舰船横冲直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而不是中国舰船驶入泰晤士河？为什么东亚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间痛苦挣扎，可没有哪个西方政府试图以儒家学说或者道家学说管理社会？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
关于这一问题，刚开始学界分为两派，有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坚定认为问题的形成是长期注定：日本的文化大多源自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误入歧途，通过摒拒中国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马克思则认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他认为东方国家数千年来的集权和强大阻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古代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民又带来共产主义，而东方却停滞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西方一样的进步道路；经济学家戴维. 兰德斯在巨著《国富国穷》中，诠释了疾病和人口因素使得欧洲对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说法。他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自己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从而终结了中国的航海时代。
也有像彭慕兰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所持的观点：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短期偶然性的运气好。偶然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
伊恩. 莫里斯则表示，这些都无法很好的揭示“历史的形态”，所得出的结论既片面有时又矛盾，类似盲人摸象。确实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难免会受到时代限制，怎么解决这种局限？看来答案之一是把眼光放长远。《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时空跨度就极大，实际上涵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历史，然后莫里斯在书中使用了三种分析框架：生物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从人类起源开始，用生物学解释人类缘何推动了社会发展；用社会学解释人类如何做到，提出“莫里斯定理”；最后用地理学阐述为什么东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比如：中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因而就缺乏廉价和便捷的水运通道，导致贸易活动范围局限，地理格局也从源头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走向。
莫里斯倾向于弱化人们自身所造就的因素，他的基本立论点就是：所有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并无差别，面临的挑战也类似，因而他们迟早都能按照同样的顺序发展出基本相似的文明，用他的话说，“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因为“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最后莫里斯也补充了地理决定论可能的弱点，“虽然地理位置决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地理的含义”，尤其到21世纪地球村的时代，“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地理空间的分隔已经不再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历史，要亲自走上那片土地看一看的原因：对环境和自己身处的位置有更好的理解。我们把眼光放长放远，通过探索整个文明的进程，激发更多思考，重新理解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改变自己。所谓幸福，就是一个寻找意义的过程，它必须由每个人亲力亲为。
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序言中说，“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他们关心的事情当为由自身投射过去，希望了解自己何自来，现在的生活方式何自来。” 我一直想什么是世界观，大概就是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并在永恒的变化中，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参照系。
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人们总感到时间紧缺，其实时间并没有减少，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变的珍贵了，留给我们读书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个人的审美能力、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很大程度来自不断反刍和反思的严肃阅读。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类似电视的媒介颠覆了传统阅读于文字，彻底抹杀了知识和思维的意义，人们从此得到最多的娱乐和最少的信息，这种强大的口头文化带给人们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隔离的注意力。
第二，也不仅是世界观，这种理解历史的思维模式也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得以沿用。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叙述最多的是关于多元思维模型的概念，把不同学科的思维模型融汇贯通，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复式框架。比如在面对一家组织或企业时，我们可以把它也类比成生物，从生物学角度切入探究内部的组织和结构；社会学与管理学本身类属同一学科框架，地理即环境变量，一个行业、某个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环境。类比伊恩看问题的方式，分析行业的现状与发展。
我相信面对很多结果，如果想追溯原因，数据上的体现多少有缺陷或者说并不完整。想找正真的原因，它一定藏在历史的逻辑里，不是简单的线性图表可视。如同伟大的业余历史学者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你越能回溯历史，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
写完这篇文章前夕，2017年7月9日，长达八个月的拉锯战，导致100万人流离失所的摩苏尔战役结束，伊拉克政府军全线解放摩苏尔。
参考：
《现代的历程》杜君立
《国富国穷》戴维 S. 兰德斯
《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王巍
《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 Ian Morris
《Cost of global warming ‘is worse than I feared’ – Nicholas Stern》
《欧洲偏见地图》
文／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