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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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念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正坐在阳台前赏樱，天空一片澄蓝，没有一丝云。我先在脸上挂起笑，然后才回复她说，对呀，周末就适合吃美食，我打算下楼买只烤鸭。莫念说，毕业一周年聚会你参加吗？听说那个温泉小镇很好玩。我的笑还挂在脸上，大拇指不自觉地敲打着手机屏幕。信息很快发过去。我说，不去，有时间我们寝室单独聚。

老旧的小区，楼道里黑黢黢的，楼下那家又把垃圾堆在过道，垃圾袋破了，食物残渣从里面渗出来，腥臭味像贫穷一路尾随着我。我踮起脚，踩着干燥的水泥地板往下走。几个老人抄着手，戴着针织帽，坐在小区门口的沙发上晒太阳，沙发是土黄色的，有些地方塌陷了，有些地方破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填充物。旁边有两只白色的土狗，耷拉着脑袋在翻垃圾桶。

已经四月了，阳光很温暖，只是风一吹，空气还是冷的。过了饭点时间，烤鸭店门前没人排队，我付了钱，踮着脚愉快地等着。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今天一早没有听到胡佳妮的动静，进门一看，她常挂在卧室门上的钥匙不在，应该是不在家。我看着手里拿的烤鸭，心里有点空。我洗了手，小心地撕开一块饼皮，鸭肉沾上甜面酱，再放上切条的黄瓜和葱丝，紧紧地包裹住，然后放进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着，整个口腔都是鸭肉的滋味。

我想我毕业后的生活还算可以。毕竟，住进这里之前，我住青年旅舍。四人间，六人间，八人间，十二人间，十六人间，狭窄的房间里，排列整齐的上下铺，天南海北不认识的女孩睡在我的上铺，下铺，她们带着快乐来，也带着快乐走，只有我被留在那里。青年旅舍建的特别漂亮，每晚有现场演出，有台球室，有很多书，有吧台，有电影院，你在那里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活得也不错。可是饭都吃不起的感觉，只有你自己知道，那里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按天付房费，只要今天晚上还有地方住，就有力气期待明天。

离开青年旅社后，偶尔，我也会想起路名。他在那里住了一年，每天晚上在大厅里玩狼人杀，白天睡觉。他五官很迷人，个子高大，笑起来尤其好看。只是贫穷的时候，心动是奢侈品，我猜对他来说，也是这样。遇到他是个早上，我上班前在前台交当天的房费，他在借熨斗。竟然是一个熨斗。那一整天，我脑子里一直是他熨衣服的样子，一件牛仔马甲，他仔仔细细地熨平每个褶皱。后来又遇见他几次，多是早上，他一个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堆着瓜子、果核，空酒瓶，玻璃杯，他在桌面的狼藉里翻找能吃的东西，看到我，他递过来几颗盐煮花生。我在他对面坐下，问他，你是没睡还是早起？那段时间，大厅里都是整夜不睡的年轻人，我那段时间也失眠，只是每晚我都准时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没人发现。

必须要想办法弄些钱了。路名没理我的话，人趴在桌子上，揉着脑袋说。那天晚上，我躺在我的小隔间，反复想如果路名开口问我借钱，我会借给他吗？我用手摸着四人隔间的上铺，像摸着路名那张脆弱的脸，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某种光，我看懂了里面的求救信号，但我假装没看到。路名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爸妈车祸后，他颓废了两年，终于鼓足勇气出来创业，赔偿款都赔了进去。他走在我前面，拉高声调说，年轻真好，一无所有也挺好。我抱着藏在床铺里面的烈酒，喝了一口。长时间住在青年旅舍的人都有相似的故事。我只能安慰他，你只是运气不好，可是没有人能帮他，大家身处同一片沼泽。

王哥也在青年旅舍常住，只是他和我们都不一样。他说自己是当地人，有房有车，在事业单位上班，来青年旅舍住只是为了交朋友。我常看到他在大厅打台球，他个子很矮，喜欢穿白色的紧身衣，远远看过去像只河豚，有个白亮的肚子。他有一根自己的球杆，听说很名贵。王哥最爱招呼大家一起吃饭，我参加过一次王哥的饭局，王哥拿着菜单的样子很豪气，他说，你们刚毕业都不容易，做哥哥请你们吃顿饭还是可以的。王哥知道路名的身世，说等过段时间单位效益好了，就给路名找个闲差，也够他生活了。

直到王哥突然消失了，大家才知道王哥跟身边的人都借过钱，少的几十，多的几万。路名笑着跟我说，之前我还跟着他，去过他家小区，现在是电话停机了，微信也不回。我决定了，以后就早安晚安问候着，没准什么时候就回信息了。我看着路名，想着王哥可能还在某个饭店，过着有酒有肉有朋友的生活，我们却只是熬着，等贫穷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凑够四个月的房租，我就从青年旅舍搬出来。我离开那天是悄悄离开的，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这里的人都是这样，突然间就来了，突然间又走了，我并不想在这个地方留下太多的痕迹。我想三个月的时间，我总能挣够下个季度的房费，钱总是不够花的。不能问妈要，外婆还在医院，我甚至不敢看那个账单，都是要还的。那家青年旅舍的老板说，没事常回来看看啊。我在心里默念着，我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房间很小，只有八平米，全部的家具就是一张单人床，和一个简易的布衣柜。我去超市买了被子床单，就这样开始了生活。我买了很多便宜的东西，只有一把菜刀超出了预算，因为卖刀的师傅说，家里有一把能切动排骨的刀真的很重要，每天吃好吃的真的很幸福。我从来没有切过排骨，但每次拿起那把沉甸甸的刀，我总想，这是一把能切排骨的刀。

胡佳妮是一周后回来的，她一进去就撞见我在厨房，她照旧是大大咧咧地嚷嚷，不管我是否会尴尬，你怎么天天吃挂面啊？年轻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把自己买的炸排骨分我一些放在碗里。我脸上发热，嘴上含混地吐出一个字，哦。同时惦记着，等她回房间了，用垃圾袋把垃圾桶里的萝卜皮遮起来。

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盒话梅，它们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胡佳妮买的零食总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只吃一颗应该不会被发现吧。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整整过了一周，我扭开盖子，拿一颗话梅放进嘴巴，整个口腔都在跳舞，我没忍住，又拿了一颗，又拿了一颗，然后“哎呀”一声，我又咬到内脸颊了，翻开嘴巴，里面多了一个紫黑的血泡，我小心翼翼地把梅子肉吃掉，然后吐掉核，接着找根牙签，对着镜子挑破那血泡，满口的血，我看着洗手池里沾着唾沫的殷红，打开水龙头，看着它们打着旋冲进下水道。我抬头看着镜头的女人，脸色发暗，颧骨高高凸起。我想起在学校时，我总嚷着要减肥，其实不用着急的。

后来，桌上的话梅盒突然不见了，被发现了吗？我心里一惊，然后开门躲进自己的房间。门被敲响了，我坐直身子，想等那声音消失。胡佳妮站在门外说，明天她老公要过来。我打开门，一脸不安，你老公吗？为什么她以前从没有说过。她说，到时候他会呆在房间，你不用担心，还有这些给你，他不让我吃零食。我木然地接过来，是一堆零食，包括那盒已经拆封的话梅。

周一上班，照例等没有空调的那班车。车里密不透风，都是和我一样的人，跟我挤在同样的贫穷里，我担心下车的时候，我能挪到门口吗？旁边的男人却一直往我边上挤。这就是贫穷的代价吧，你无法拒绝别人挤压你的生存空间，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手机被他挤走了。智能机刚刚流行的年代，那个手机很复古，能翻盖。我反复安慰自己，没事，没事，今天早上没坐空调车，又省下一块钱。

我没办法再哭哭啼啼地打电话给妈。上次，给妈打电话，妈说，你知道邻居家的雯雯，做销售赚大钱了，今年带她爸妈去旅游了。已经毕业还问家里要钱是羞耻的。不能告诉妈，她只会说我自讨苦吃，毕业的时候，妈让我回去当老师，我不愿意，我也不知道我想证明什么，有时候只是不想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同事带我去营业厅买合约机，只要付几百块的话费钱，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个手机。明明只要回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就是无法回头，想着走出家门时，就要证明自己，不能灰头土脸的回头。

下班路过菜市场，卖菜阿姨问我，打算做什么好吃的？我说随便做做。阿姨拿着一朵西兰花跟我说，那买这个吧，这个最适合随便做做。在同一个厨房里，你无法隐藏自己贫穷的本质。我想起同事的饭盒里，西兰花，虾仁，牛肉，我想我至少可以凉拌西兰花。

冬天一切都是迟钝的，切西兰花的时候，一手拿着菜，另一只手拿着刀就切下去了，不愧是切排骨的刀，血很快流了出来。我先是觉得麻烦，以后干什么都要顾及这个伤口，然后才觉得疼。我把西兰花用水煮熟，然后放上生抽和麻油，没滋没味地吃着，然后看到汤里飘着一只肥白的虫子，它的身体扁了，像是风干的尸体。我看着那只虫子愣了一会，用手把它捏出去，然后若无其事地接着吃饭。

自从丈夫来了之后，胡佳妮变得越来越热爱生活。她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房子的角角落落都塞满。先是客厅厨房浴室，然后是她的肚子，最后是她的妈妈。她妈妈睡在客厅，那个两室的房子显得越来越拥挤。我呆在跟以前一样大的卧室，却总是觉得窒息。我总梦到外面像藤蔓一样生长起来的空间，把我的生活吞噬了。从那时起，我连睡觉时也皱着眉头，整张脸都在用力地呼吸。

胡佳妮把她穿不上的衣服送给我，她问我，怎么还不谈男朋友？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别跟我们一样凑活着过日子。我盯着她的肚子看，她说话时，肚子也在抖动，像是给自己加油打气。我意识到，有一个小孩要在这个房间里出生，他满心欢喜地来到这个世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总有一天他会跟我一样，被生活挤在角落。

我知道胡佳妮希望我搬出去，这是她们单位的宿舍，她同事不住，便宜租给我。我每天听他们在外面吵闹，总想着搬出去算了，可看看钱包，只能决定再攒一段时间的钱。我想起五年前，我跟雯雯姐讲，好羡慕你，已经工作了，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好想跳过高考直接去工作。雯雯姐当时看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那时我以为毕业就有很好的工作，很高的薪酬，高端的写字楼，窗明净几的房间，节假日和朋友出去逛商场，吃大餐，我以为生活会很容易，就像当初以为努力读书，读了大学生活就会好起来。在我的家乡，考上大学已经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我们都以为只要考上大学，以后的生活便不用愁了，美好的生活在前面等着你。亲戚听了我的工资，总不屑地说，花那么多钱读大学，没我挣得多。那一瞬间，心里很羞愧。

关不严的水龙头，漏水的马桶。浴霸打开，房间里陈年的污垢格外显眼，洗过澡，去清理地漏，发现银色洁净的地漏下面，挂着一长串灰色的絮絮，像是地下迷宫。上面有无数灰色的小虫子在迷宫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灯坏了，水龙头还在滴水，马桶在漏水。我总做错工作，坐过站，坐错车，稀里糊涂地应付着生活。后来，整个小区都像被抢劫了。破裂的门，摔碎的桌子，烂掉的玻璃窗，好像全世界都在稳步前行，只有这个小区被毁灭了。租给我们房子的人没有通知我们，她等我们自己发现，主动搬走，就不用交违约金。

那时，我才知道，胡佳妮也不是那个公司的员工，我们都租住着别人的宿舍。把房子租给我的人是个很可爱的女孩，齐刘海，脸上肉嘟嘟的。搬进来第一天，她在电话那头跟我喊，我当年租房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打给我做什么。这么便宜的房子，你还想什么都是最好的，怎么可能？不能修就算了，我只是说一下，因为我租房的时候，你跟我说，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她突然哭了，仿佛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她说对不起，我最近心情很糟糕，我爸开车撞了人，现在天天要应付官司。我也开始哭，好像哭真的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很少联系，只是每月需要交房租时我说，钱打过去了，她说，收到了，谢谢。

房子要拆时，我第二次打电话给她，问她房子都要拆了，她怎么都不告诉我。她说对不起，最近工作太忙了，完全把这件事忘了，她说晚点会把这个月剩余的房租和押金转到我的银行卡。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那边愣了一会说，实在对不起，我还要处理工作的事情，先挂了。我放下手机，去抠手上已经脏的发黑的创可贴，伤口隐隐作痛。

妈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外婆越来越糊涂了，每天一睡醒，就嚷着要去放羊，晚上却翻来覆去不睡，直嘟囔，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很多年前，我听妈说过，在她小时候，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的外婆，每天都在说这句话。现在也轮到我了吗？边说着没有办法，边要挣扎着活下去。两代人的焦虑遗传到我的脑袋里。我昨晚又梦到自己死了吗？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不想回去，更我不想告诉妈，我在这座城市快要生活不下去了。

外婆熬到了80岁，我也会熬到那个岁数吧。可是我们只能忍耐着吗？眼睁睁看着贫穷在我们身上踩下脚印。我开始流泪，眼泪一颗又一颗，掉在棕色的书桌上，日光灯照射下，我看到自己黑成一团乌云的头。

胡佳妮一家很快打包行李搬走了，她留给我很多东西，说等安顿好生活，喊我过去吃饭。我一个人住在这片废墟里有点害怕，可又想着能省则省。前一天，莫念在电话那头问我，偶像要来了，要不要一起看演唱会？读大学时，我和莫念有同一个偶像。我揉搓开眉心的褶皱，笑着回复道，那周要加班啊，只能等下一次了，啊，万恶的工作。

搬家那天，胡佳妮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不用了，我东西不多，叫个出租车就搞定了。在楼下等车的时候，我特地拐到街角，排队买了一整只烤鸭带走，没让老板切。

我回到曾经住过的那家青年旅舍，老板特热情，他说，这里你都熟悉，不用我带你去了吧。老板把房卡递给我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伸到他面前的手，在止不住地颤抖。幸好是旅游淡季，四人间里没有人，我把衣服被子鞋子箱子，锅碗瓢盆胡乱地堆到青年旅舍的仓库，它们像我裸露在身体外面的器官。我抱着烤鸭开始啃，吃的满手都是油的时候，妈打电话问我，涨工资了吗？我把手中的钱翻来覆去地计算，可是怎么都不会有剩余。我知道我不能怪妈妈，医院的账单那么吓人，她能要求的人只有我。

晚上，出门时，老板问我，你还记得路名吗？我回头，老板边用抹布抹桌子边说，那天他背着一个绿色画着向日葵的书包，拎着一个白色的小箱子，跟我说他要去非洲淘金，他笑得特别灿烂跟我挥手，白色的牙齿都在反光，他说等他挣钱了，还要回来住这里。然后电梯门开了，他还是看着我，一动没有动，直到电梯门再次关上，他才又按动电梯，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头。警察是三天后来找来的，他敲碎了王哥的头，然后逃跑了。

那天晚上，我实在没忍住，躲在被子里哭了。

我想，明天我也要吃一只烤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