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父

　　一、

　　严复、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在这几个人中，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分别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发起人，而只有严复比较特别。他虽然曾任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但只当了不到一年；在百日维新中虽然办报发文鼓吹变法，却没有直接参与政务；一生译介西学，传播启蒙思想，晚年却名列筹安会，提倡尊孔读经。他之所以跻身于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中，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时代，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

　　严复，字又陵，自号天演哲学家，被康有为称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出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严复，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会最重大的几次变革：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历史的大潮之中，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却一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自己的思想学说。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同属于“五四”前一代思想者。但与这些积极投身于变法和革命运动中的实践者不同，他基本活动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与后来的胡适是比较相似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他在那个时代中，是个消极保守者。相反，他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只是不那么的激进罢了。

　　二、

　　严复出生于传统儒医世家，自幼在私塾学习儒家经典，曾拜于宿儒黄少岩门下。这位老先生治儒学汉宋并重，为严复打下很好的国学基础。但少年时代的家道中落，却让他进入了西式学堂。应该说，正是“洋务运动”中的这一举措，为严复提供了接触西学的一次重要机会。

　　1866年，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五年之后毕业，又被幸运的送往英国留学。由于严复进入的是海军学院，学习的内容较之以前更加专业。但他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在课余时间，接触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社会思潮。并切身的体会到了中英两国社会的不同之处。正是在这段留学时期，他开始对中国社会近代落后的根源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觉察到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层面的不足之处。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次年开始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严复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可能有他与李鸿章关系疏远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留学归国的严复，正是在这些苦闷的经历和压抑的环境中，对晚清中国思想文化之落后有了深刻的体会，并且将寻找救国图强道路的目光投向了西方。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洋务运动只变器不变政的局限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力倡导变法图强，掀起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二次浪潮。严复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培养出来的西学人才。虽然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二十年，却一直无法发挥所学之长。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给了严复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大展身手的机会。

　　1895年前上半年，他先后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四篇带有思想启蒙性质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更多的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变法的根据和资源，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要求改革君主专制为议会立宪。这种变革要求，虽然比洋务运动的“变器不变政”有所进步，但仍然没有走出“中体西用”的模式。而严复在批判君主专制和科举取士的同时，更提出了要从改变中国的文化教育入手，进行国民性改造。这就突破了维新派和立宪派“变政不变道”的局限，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新文化”塑造“新国民”的思想启蒙方向。

　　三、

　　维新变法时期的严复，在行动上是保守的，理论上却是超前的。与康有为所倡导的“速变”相比，严复更强调“渐变”。应该说，正是严复所接受的进化论思想和对中西文化的透彻认识，让他采取了这种态度。而“百日维新”的失败，无疑证明了严复当时是有远见卓识的。但戊戌变法之后，随着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激化，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家，以更加激进的姿态，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主张。虽然遭到保皇党的反对，但革命的风潮却此起彼伏。晚清政府不得不以“预备立宪”来缓和日益紧张的局势。而当时作为“硕学通儒”的严复，被征为资政院议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严复似乎看到了中国振兴的希望，又再次奔走起来。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对革命后的混乱局面感到失望，发出“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的感慨。正是1912年之后，半生仕途不顺、科举受挫的严复，开始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海军编译处总纂，参政员参政。这是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在仕途上最得意的时期，而他此时的言论却日趋保守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晚清社会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尽管有很多曾经参与过变法或革命运动。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向西方学习。但晚年却几乎都不约而同的由“西”转“中”，厚“古”薄“今”。梁启超如此，章太炎如此，严几道也概莫能外。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从时代的发展变化来看，是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几次巨大的变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危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深，让他们对自己曾经的主张产生了一定的困惑。而一战之后，西方文明破产论的出现，更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问题。而从个人方面来说，随着他们的思想学说在晚年的日臻成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看问题的立场自然由激进变为保守，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变。

　　四、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严复的思想就已经突破了中国十九世纪末颇为流行的“中体西用”观，指出中西文化各有体用。要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状，必须从改变文化教育入手，进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改造。在提高国民身体、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上，实行渐变的改革。按照进化的观念，这种变革的顺序应该是先文化，后制度，先教育，后改革。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的却不是“渐进”，而是“变革”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景况，使严复更加肯定自己渐变道路的正确性，于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设想先以专制稳定社会秩序，然后再图发展。可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复辟帝制的失败和北洋政府的建立，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严复晚年的思想，无论是在当时的20世纪初，还是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都是落后的。但从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却是必然的。严复从早年接受并宣传进化论开始，就一直以渐变演进的观点来看问题。虽然他清楚的知道“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的天下大势，认为处于重大文明转型时代的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才能在列国的激烈竞争中不至于亡国灭种。

　　严复与同时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都认为只有通过变革，才能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但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不同的是，他将变法和革命看作是实现救亡的手段，只是治标之法，并未治本之策。而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国民素质，只有进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和公民教育。其实他的变革主张，比康有为、孙中山更加的激进。他不但要变中国之“政”，还要变中国之“道”。以此为出发点，严复对急于求成的变法和革命之看法并不乐观。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译介西方思想学术方面。正是从严复的《天演论》、《原富》、《名学》、《法意》、《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进化论、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著作中，清末民初的知识文化界人士，才真正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传播是有偏重的，大体是以十九世纪英国较为流行的思想为主。《天演论》中宣扬的进化观念，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后辈的鲁迅、胡适，都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仁人志士，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都无法等待国民素质提高之后，再进行变革。而严复的态度却是“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并无优劣，只要适合于时代发展就好；不论是变法，还是革命，没有缓急，只要能推动社会进步就行。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他看来，都是在历史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是必然的。曾经留学英国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严复，心中理想的中国变革方式，应当是英国近代那种较少社会动荡，平稳过渡的“光荣革命”。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把这一理想寄托在了妄想称帝的袁世凯身上。但是此时的中国民众，在共和革命之后，已经再难以接受帝制。社会变革本身，对民众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

　　五、

　　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在伦敦会面，孙中山曾问严复：“为今之计，应当如何？”严复答曰：“为今之计，惟急以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中山虽然同意严复的观点，但又觉得这种渐进教化的时间太长，必须启蒙与革命同时进行。对严复说道：“君为思想家，我是实行家，异途同归，致祖国于富强！”两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相同的，只是严复重理论，孙中山重实践。其实孙先生何尝不知道，思想启蒙和教育国民的重要性。十多年后，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评价道：“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具有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所发起和参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国民性改造性质的思想启蒙和文艺革新运动。

　　自从1895年，严复首倡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思想启蒙，经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接续，在1915年之后终于演变成一股巨大的文化潮流。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文化根基的儒家礼教，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巨大冲击，孔家店的正统地位被动摇，全盘西化的浪潮迅速涌起。经过洋务的“变器”、维新的“变法”、革命的“变制”、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儒家孔孟之“道”，终于被具有西学色彩的新文化所取代。或许，这就是二十年前的严复，在当时所预想的根本变革。但他对新文化并没有过多的表态，深明天演之道的他，已经不再执着于中西古今文化的分殊。无论是早年大力宣传近代西学，还是晚年极力倡导传统国学。严复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改造。让近代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崛起。

　　自从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在向西方的不断学习中，进行着艰难的现代化探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但中国当代的文化教育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素质更有待大幅提高。在当今国际竞争仍然激烈的全球化时代，有识之士应当承续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的爱国理想，将中国当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先哲前贤们振兴中华的百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