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史之朱陆之争

朱熹，宋理学之集大成者。以二程理学为宗，吸收融汇周郭颐、张载、劭雍等人的学问。出佛入老，受佛老两家影响，重新构建一庞大的理学体系。

以“理”为核心，强调“无极而太极”，理气浑然一体的理学观。理为形上之道，是物之本原；气为形下之器，是物之资具。两者不可相离又不相杂，共同生就万物。虽如此说，必要分先后，在逻辑上，理在先，气为后，理为一，气为二。“只是以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就万物，万物中各自禀有规定自身的一理；就社会道德说，又有大小之分，亲疏之等。

朱子通过《中庸》中对未发、已发、中和等体认，发展传统的心性论。未发之中为性，心之体；已发为情，心之用。心主性情。

继承张载、二程等人的心性论，性有二。一、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主仁性。二、气质之性。禀气不同，与天命之性相杂，有善有恶，为人天生具有的人物之性。“心与理一”，蔽心之“尘垢”为“人欲”。“天理”与“人欲”相对，觉理者(仁心仁性)为道心，觉欲者(不合道德)为人心。

朱子教诲“明天理，灭人欲”，强调“精一执中”的操存涵养工夫。首先，居敬立己。“持敬”，追问心性之体，“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敬之，所以存心养性，发展仁心仁性。居敬，所以立己，自作主宰，坚守诚道。敬之明心，需格物穷理。程子已明格物，朱子深以伊川“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旨。以理为知行根据，格物至知为先，行为重，知行相进。

理学和心学是南宋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流派。朱熹为两宋理学总结和发展的最高峰，陆九渊为心学的开创者。

陆九渊十余岁，读书至“宇宙”二字，提笔“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发展为“心即理”的宇宙观，终身坚持不变。

“理”与是程朱中的“天理”同义，又引入“大心”，不己私，与天地相通之心；“本心”，本然善心；“同心”，人人普遍的道德心灵。理于心，是天之所赋，去私欲便能与理合一。还是讲理，只不过更注重心，讲内求于心。

内求，在陆九渊这里首先是“发明本心”，必须要经历一番“剥落”工夫。剥落各种私欲，烦琐的知识，自满自足心态等蒙蔽本心的障蔽。克去私欲，不仅为端坐冥想的反省，还要在日常中随时进行自我考察活动。如此，达到自见本心，又要实践于生活，指导生活。存心，对本心长存不放。养心，对本心充实涵养。

朱熹以“一理”行格物致知，陆九渊以“心即理”重“切己自反”的致知论。切己自反，就是结合日常生活，深入反思，达自明本心，改过迁善的目的活动。体现在读书涵养、讲学活动中。如黄宗羲评陆九渊之讲学“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汉下”，说明陆九渊直指本心的讲学具慑人心魄的力量。

读书来说，表现有二。一，“优游”。反对只在文字上打转的方法。“未晓莫妨权放过”，又“平平淡淡，仔细玩味”。二，“精熟”。说明读书固然要晓文义，但更重要的是思索意旨所在。

总的来说，朱熹是程颐重理性，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继续。陆九渊是程颢重任心仁性，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继续。同为理学，儒学，维护封建统治，赋予天、本心以绝对的道德观念。两者的不同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至两种不同的方向罢了。而所谓的朱陆之争，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俩人学术交流中的争辩。

吕祖谦在浙东创立金华学派。以“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家学传统，兼取朱陆之长，又注重致用之学，主张实际的运用和本质的需求。在南宋，以其兼容并蓄最显博大气象。于交友上，更是如此，为朱陆共同的好友，也因他俩人得以相识相会。

1175，吕祖谦邀二人于鹅湖寺相会。在此，二人表现出对对方思想的不认同，也开始了朱陆双方长时间的争论。

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不需要那么严重，只是不能友好交流而已。在鹅湖会上，双方涉及到为学问题。朱主张道问学，言陆废讲学而专务践履。陆说明尊德性为绝对优先，及对道问学的同摄性。

十多年后，又因“无极而太极”问题发生争论。朱训“极”为“至极”，为“太极”必要的说明。陆训“极”为“中”，太极可离，无极不可立。又由此引发阴阳不同理解之争。朱以以理气关系释阴阳，为二气，为万物的材料。陆从道器关系，认为阴阳即道的表现，还是属于形而上。

朱陆之争，事实上表现的是儒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理想与现实并重的双向关怀。从孟子荀子之分，到朱陆之争，正是儒家在社会，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人、事、社会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