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春龙哥
梓樱
“走吧,赶时间。”春龙哥如二十多年前一样,挥挥手,催我上路,同时把头偏向一侧,我看见他的眼圈红了,我想我的也是一样,只是眼泪没有冒出来。
1975年秋,春龙在县里当干部的哥哥,领着我外公、我妈和我,还有好几个沾亲带故的亲友来到固院排脑大队林场看插队环境,当时就是在春龙哥家吃的午饭。外公学的是西医,但与中医世家的春龙哥家是世交,因为外公的祖辈也是中医,是乡里知名的眼科专家。
最后,我决定插队落户到了于都梓山公社的排脑大队。
春龙哥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那时有个响亮的名字--赤脚医生。他虽刚三十出头,却已是三个孩子的爹了。城市里的医生与乡村医生的区别太大了,春龙哥不穿白大褂、还成天打赤脚,连点医生的端庄和威严都没有,病人有时痛苦不堪地来看病,他那里还与他们打哈哈、开玩笑,逗得病人哭笑不得。更有甚者,他最爱抓鱼,常见他在夏日的中午,带着他一溜排的儿子们,光着黑油油的膀子,在溪河里摸鱼。我心里真有点看不起这位赤脚医生。
七六年冬季的一天,他来林场找我,递给我一张赤脚医生培训申请表,让我填写个人资料。我很奇怪,“大队不是有明文规定,‘女赤脚医生只能从大队的媳妇中选拔,不考虑培养知青’吗?”他却说:“你祖传医家,难道你不想学医?”“怎么不想,我现在还悄悄学针灸呢。”我赶紧答。“这就行了,其他你别管。”
两周后,春龙哥高兴地告诉我,一切顺利,从大队到公社都通了。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上公社卫生院参加培训,三个月后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刚到岗,春龙哥就对我说,上午,我带你去各个村巡诊,要尽快熟悉情况。晚上的出诊你不用管,我包了。
从此我也成了春龙哥家的座上常客,春龙嫂能干利索、为人热情,我不仅常上他们家混饭吃,春龙嫂还不时让春龙哥给我捎上些辣椒鱼干和鸡蛋。
与春龙哥走得越近便越发现他的才华,毕竟出身书香世家,能谈古论今,且观点独到,他还会写诗作词呢!
不久,公社集中各大队女赤脚医生,参加计划生育大会战,也就是强迫给所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上节育环,给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妇女结扎。
半个月的会战,每天手浸在血水的盆中,数不清洗了多少器械,只知道县里派来的高手,每五分钟完成一台结扎手术,缝腹膜就像缝麻袋。在后期的工作中,我更是数不清自己给人作了多少台人流,捅了多少个环。
我好像在革命大熔炉中得到了锻炼,每日的哭嚎声让我由同情到厌烦,也不再有耐心听妇女们诉说种种不愿结扎的理由,而自己每日的手术操作则认为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踌躇满志的我,更是在会战的混乱期间摸了两套昂贵的妇检器械,因为我打算回生产队后大干一场。
当我向春龙哥托出了我的计划——给大队所有妇女做一次妇科普查。请求春龙哥帮我打通关节,春龙哥沉默了。我给他讲了好一通大道理,计划生育是国策,从上到下要执行到个人。为什么公社要求每一个大队合作医疗站要增设一位女赤脚医生,不就是来帮助执行这个国家政策的吗?春龙哥到底拗不过我,不知他思想通没通,反正他让大队部发出了命令,每个生产队的妇女都要按规定参加妇检,因故不参加者,扣一天工分。
两个月后,我拿着厚厚一本记录着每一位妇女情况的笔记本向春龙哥汇报,上面记录了妇女们所在的生产队,她们的生育情况,是否怀孕,第几胎。当然上面还清楚地记载了哪些妇女胎位不正,哪些妇女符合结扎条件漏网了,哪些妇女该上环,哪些妇女有炎症需要治疗。
当我说要把需要实行计划生育妇女的名单交给大队妇女主任,并上报给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时,春龙哥竟然第一次对我大发雷霆:“造孽哦,造孽哦。你还有完没完?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当然是希望自己有业绩,能成为优秀知青,为今后被推荐上大学攒下资本。
虽然我这心里的算盘不能对春龙哥说,但估计他猜到了几分。春龙哥以一种非常陌生的眼光看这我,我也第一次感觉到我们话不投机了。春龙哥缓缓地说:“你听见乡亲们是怎么议论你和大队妇女主任的吗?她们咒你找不到丈夫,就是找到了也会断子绝孙。”哇,好可怕的咒诅啊,原来我辛辛苦苦为妇女们健康进行的普查,奔走的付出并不受欢迎。我在认真负责地做本职工作,尽自己的本分,难道错了吗?我震惊有失落,其实,最大的失落是失去了春龙哥和春龙嫂这对朋友。从此,我们之间隔了层膜,不再无拘无束地聊天开玩笑,甚至一般朋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
不久后,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乘上大队去县城的拖拉机,我只盼着拖拉机快快启动,心里念着:“快快逃离这个咒诅我的地方!”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回头望去,只见春龙哥和春龙嫂向我跑来,到得拖拉机跟前,春龙哥向我手中塞进一本笔记本,春龙嫂塞给我几个熟鸡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里说:“他们原谅我了,他们原谅我了。”人却愣在那儿,嘴里一个词也没有。
“上路吧,赶时间。” 春龙哥向司机挥挥手,示意他开车。当拖拉机巨大的启动声过去后,还听见春龙哥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好好学习,有时间回来看看。”
“有时间回来看看。” 这是春龙哥嫂的心愿,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只是身不由己。年轮已转过去二十多个春秋,虽然在安静时、在梦中,这些埋在意识深层的记忆会浮上表面,但它毕竟渐去渐远了。
来美四年,好像突然老了,开始忆旧,开始伤感。借着这次回国,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
当我站在已荣升祖父、满头花白头发的春龙哥面前,当我故意不出声地考考他是否还认得我时,他突然暴出一阵大笑,说:“真灵!真灵!昨天你嫂子还说:‘邻家的一只狗,来到我家客厅咳嗽了三声,莫非有贵客到家,我们要请客了。’谁知今天你就来了。”
我拉着春龙哥的手,只知道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见面了!”
2002年11月于美国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