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落的唐代湖南学术

【湘学史略】第一章

第三节 寥落的唐代湖南学术

隋唐五代的湖南，虽然与全国一样历经了王朝的更替和割据动乱，但所受的战乱影响较之北方要小，社会经济相对来说发展较快，农业土地得到新的开发，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如长沙铜官窑生产的题有诗句的彩绘瓷器就是明证），商业交通较之秦汉六朝时期有新的扩展，与北方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始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及后来得到了继承发展，极大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明的发展。

这一时期产生了以刘蜕、欧阳询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湖南本土作家，以及流寓在湖南的柳宗元、刘禹锡等流寓作家；欧阳询主纂的《艺文类聚》，及其他湘籍史地学家著作的问世等等；他们为隋唐湖南学术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一、欧阳询主纂《艺文类聚》

欧阳询，字信本，长沙（今望城县）人，生于南朝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其父纥任广州刺史，后举兵攻陈，失败被杀，连坐全家，询因年幼幸免，为其父友尚书令江总所养。欧阳询相貌虽然丑陋，却聪敏过人，读书一目数行，颇涉猎经史著述，尤精《汉书》、《史记》、《东观汉记》诸籍。隋时，官太常博士。后因与李渊有交谊而仕于唐，累迁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卒于贞观（627—649）年间。欧阳询工于书法，不仅是唐代第一流的书法家，其楷书独步天下，世称“欧体”。欧阳询且长于治史，先后参与《魏书》、《陈书》的撰修。

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诏欧阳询、裴矩、令狐德棻等编修《艺文类聚》，由于欧阳询负责总纂，并作序，故只署其名。此书工程浩大，历时三十七年完成，全书共一百卷，百余万字，分人事、博物、天地三大类，四十六部，列子目七百二十七，以事居于前、文列于后的方式编排。各条之“事”，均摘自经史诸子等书，“文”则辑录诗赋作品。该书征收古籍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这些隋唐前的古籍后世大多佚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以后著作家“多引是集”。从史料角度看，《艺文类聚》确实保存了隋唐以前许多珍贵的资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整理、集佚、校勘古籍，极具价值。现有宋刻本，明正德十年（1515）、嘉靖六年（1527）等刻本传世。清乾隆《四库全书》著录。

除欧阳询《艺文类聚》之外，还有一部大型类书的编辑应该也是唐代湘学的成果，即朱遵度所辑的《群书丽藻》。朱遵度，五代时人，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家富藏书，好学多通，人称“朱万卷”。后晋时，为避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召，携书南奔，流寓潭州（今长沙）。湖南学士每作文章，多向他请教典故始末，他则释疑解惑，应对裕如，时称其为“幕府书橱”。晚年徙金陵，终身未仕。据宋《中兴书目》载，朱遵度辑古今文章、著作为此书，全编分为六例：一曰“六籍琼华”，二百五十卷；二曰“信史瑶英”，一百八十卷；三曰“玉海九流”，三百五十卷；四曰“集苑金銮”，五十卷；五曰“绛阙蕊珠”，四十卷；六曰“凤首龙编”，一百三十卷；共一千卷，又别为目录五十卷，可称巨著。宋代王应麟《玉海》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可惜其书南宋末已残，后佚。

这段时期的学术类著作，值得一提的还有书法理论，这方面首推欧阳询。欧阳询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出练书习字的八法：“如高峰之坠石、如长空之新月、如千里之阵云、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如落挂之石崖、如万钧之弩发、如利剑断犀角、如一波之过笔。”（《用笔论》）欧阳询所撰《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共计十八篇文章，存于《全唐文》，都是他自己学书的经验总结，比较具体地总结了书法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此外，书学论著还有怀素的《论书》和《自叙》。怀素是长沙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李白《草书歌行》称赞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二、具有民本思想的刘蜕散文

刘蜕，字复愚，自号文泉子，唐长沙人，生卒年不详。宣宗大中四年（850）进士。著名典故“破天荒”指的就是刘蜕。据《唐摭言》等记载：唐朝荆州（辖今湖南大部分地区）五十年来每年解送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时人戏曰“天荒”。大中四年刘蜕以荆解及第，时人称之为“破天荒”。当时的荆南节度使崔铉特地赏送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破天荒钱”。刘蜕在答谢信中说：“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刘蜕曾官任左拾遗，经常直言进谏，不畏权贵。懿宗咸通四年（863）八月，懿宗任命宦官吴德应为馆驿使，刘蜕以违反旧制请收回成命。帝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为由，不采纳。刘蜕上书说：“自古明君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者！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帝不听。十月懿宗任前宰相令狐绹之子令狐滈为左拾遗，刘蜕又上疏弹劾，斥责令狐滈借父亲的权势干预政事，“居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卿相之权”，“滈上表，佯为引避，左迁詹事府司直”。第二年正月，令狐绹以淮南节度使的名义上书为其子讼冤，于是懿宗贬刘蜕为华阴令。但刘蜕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品行为时人所称道。

刘蜕酷爱文学，他曾在其《文冢铭》中称：“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之为怀也。”

刘蜕的作品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文泉子集》十卷，已佚。今传本《文泉子集》六卷（又名《唐刘蜕集》）系明吴馡编，明天启四年（1624）吴馡问青堂刻本。《四库全书》收有《文泉子集》。

刘蜕以散文名世。晚唐文人多喜作华丽骈文，而刘蜕则以恢复古文为己任。他的散文在唐末独出一格，极少夸饰矫作辞语，文笔古朴、奇奥，取法扬雄；多愤世嫉俗，见解精辟。集中有《山书》十八篇。刘蜕在序中曰：“予于山上著书十八篇，大不复物意，茫洋乎无穷，自号《山书》。”

刘蜕深具民本主义思想，为文常嗟叹不遇，多愤激之辞，同情百姓，这在其《山书》中得到体现。如其一云：车服妾媵，所以奉贵也。然而奉天下来事贵者，贱夫。有车服必有杂佩，有妾媵必有娱乐。圣人既为之贵贱，是欲鞭农父子以奉不暇。虽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呜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

文中以“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表达了作者的民本思想，并对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提出了怀疑和否定，并且尖锐地指出“圣人既为之贵贱，是欲鞭农父子以奉不暇”，见解何等精辟！他对农民的深切同情跃然纸上。

又如《删方策》：古之记恶，将以鉴恶。而后世为昏谀淫逆徒而将征于古，谓古不尽善，若以其涕泣以信其诈，罪己以固其恩，阴谋反复，从书以滋其智矣。然而记恶者将以惧民也。去善者不足惧，昔纣读《夏书》而常笑其亡国。呜呼！恶既不足以鉴，则删可也，古无其迹可也。

刘蜕此文就古代的方策（同方册）记恶是为了戒恶，生发开来，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后世昏谀淫逆之徒，指出他们记恶是为了使老百姓恐惧，而他们自己不仅不借鉴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地行恶，因此不如删去更好。这正是对晚唐统治者腐败政治的讽刺和批判。集中《古渔父》四篇里有个这样的故事：有置鱼于苇间，仰见鸣鸢集其上，乃冠木于器旁以惧之。明日，泽西渔者乃刻材泽畔。前日置鱼者目视而去，而三年不敢渔。其妻笑曰：“始伪以鲐（音代，欺骗）一器之鱼，学伪得盗一泽之利。”

开头的渔夫只是把刻着人形的木牌插在鱼器旁恐吓鹞鹰，后来的渔夫把牌插到了岸边，使原放鱼器的渔夫竟吓得三年不敢再来打鱼。难怪他的妻子要讥笑说：“开头弄骗术的人可骗得一器之鱼，后来学骗术的可占到一片水塘的好处。”作者在此明显地借渔夫的故事辛辣地讽刺那些惯于玩弄骗术以售其奸的人和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古朴的文字中不仅饱含了愤世嫉俗之情，而且也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集中又有《吊屈原辞》三章，作者不仅在辞句上学屈原，在精神风格上也与屈原一脉相承，悲哀怨愤，感人至深。

清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对刘蜕的散文作了中肯的评价：“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三、湘籍史、地著作

隋唐五代时期，传统史学和方志学在湖南有了初步的发展，依现有资料，较之其他省份，应该说还是占着先鞭的。

除前叙欧阳询之外，湖南还出现了一批湘籍史、地学家，撰修了一批全国性的或地方性史学和地理方志方面的专著，据《湖湘文化述要》中伍新福先生统计，史学方面，见诸《通志》、《唐书》、《宋史》等著录的主要有：《五代史初要》十卷。长沙欧阳凯撰。《通志·艺文略》著录。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按：“唐人所称五代史，谓梁、陈、北齐、周、隋。《隋书》之志，唐代谓之‘五代史志’。此书盖五史之节本，故名。初，略也。”原书已失传。《覃子史纂》，祁阳覃季子撰。柳宗元《覃季子墓铭》曰：“推太史公、班固书下到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为《覃子史纂》。”可见覃季子著作曾传世。原书后佚。《唐书·艺文志》载，耒阳令萧佚撰有《牧宰政术》二卷。《舆地纪胜》载，澧州释大津撰《南海内传》四卷，《舆地纪胜》有引文。《宋史·艺文志》还载有《吴湘事迹》一卷，失撰人名氏。

隋唐时，湘籍和寓湘外籍人士编撰的有关湖南地理和方志类的著述较多。传世的，或《通志·艺文略》、《唐书·艺文志》等著录或《太平御览》等有辑文的，主要有：《南岳小录》一卷，南岳道士李冲照撰。其书成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全编分三十四目，首叙衡山总览，次依目记山中五峰三涧、宫观药院、庙坛阁洞，附以道教活动传闻。收入《道藏》、《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等集本。《衡山记》，唐李明之撰。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此书未见流传于世。《南岳记》一卷，天台山僧人章安撰。《天台山方外志》著录。《义陵记》，常林撰。据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序》载引：“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异之，故亦曰义陵。”《潇湘录》十卷，柳祥撰，《唐书·艺文志》著录。又《潇湘录》十卷，李稳撰，亦见《唐书·艺文志》著录。《南楚新闻》三卷，尉迟枢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代丛书》存一卷。《太平广记》有引文。《湘中记》一卷，卢求撰。《宋史·艺文志》著录。《湘中山水记》一卷，卢拯撰。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按：“拯书即罗含《湘中记》之注，其书颇及隋唐以后事。”《零陵录》一卷，唐无名氏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五溪记》，无名氏撰。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太平御览》和《麓山精舍丛书》有辑文。《武陵记》，鲍坚撰，《太平御览》有引文。又《武陵记》，唐王安贫撰。《酉阳杂俎》有引文。《湘潭记》，常奉真撰，《云仙杂记》有引文。《沅陵记》，无名氏撰，《太平御览》有引文。《湖南风土记》，无名氏撰，《太平御览》有引文。《麓山精舍丛书》辑一条。《岭南异物志》一卷，《南海异事》五卷，均为郴州孟琯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著录。《九疑山图记》一卷，河南元结任道州刺史时撰。《宋史·艺文志》著录。《全唐文》载其记文一篇，作于永泰丙午年（766）。《长沙风土碑记》，河南张谓撰。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注云：此书为张谓“为潭州刺史时撰，前有碑铭，后有湘中记，载事迹七十件。”其书已失传，《全唐文》存《长沙风土碑铭并序》。《荆楚岁时记》二卷，京兆（长安）杜公瞻撰，《唐书·艺文志》著录。

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载，唐代作者佚名的湖南地志还有《岳州图经》、《道州图经》、《邵州图经》、《长沙图经》、《湘阴图经》、《茶陵图经》、《衡山图径》、《武陵图经》等，多见引于《太平御览》。

律历方面，道州何洛庭撰《律令要录》，《舆地纪胜》有引文；衡阳李宽撰《人元秘枢经》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

杂家、杂事类，以长沙刘蜕所撰《山书》最具代表性。一卷，十八篇。《世善堂书目》著录。《全唐文》辑存十六篇。

此外，还有《化书》六卷，五代衡山谭哨撰。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暌车志》一卷，唐浏阳欧阳元撰。《浏阳县志》和《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

经学方面的著述，见诸记载的仅阴弘道所撰《周易新论传疏》及《春秋左氏传序》二种。四、柳、刘流寓文章中的学术内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几位著名文学家先后流寓活动于湖南，而以唐代安史之乱前后较为集中。他们中有游览、漂泊来湘的李白、杜甫，有被贬谪来湘的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有贬谪岭南路经湖南的韩愈，还有直接调任湖南道州刺史的元结等人。湖湘大地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为这些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养料，而这些外籍流寓作家又以其重要的创作为湖湘山河增辉，文坛添彩。其中特别是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家进入湖南，各自以其深蕴哲理的论著促进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并对于宋代湖湘学的产生、发展留下深远影响。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故称柳河东。少即聪敏能文。贞元九年（793）与刘禹锡同登进士第，贞元十二年（796）登博学宏词科，始为校书郎，转为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一道积极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升任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秋，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被召回京师，旋贬为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四年后病卒于柳州。有《柳河东集》传世。

柳宗元被贬谪在永州达十年之久，湖湘大地的求索精神深深浸润了柳宗元，他远宗屈原、贾谊，继续在穷根究底地追溯天道。柳宗元在流放湖南永州时，根据屈原的《天问》，作了《天对》，试图回答屈原对人文社会、天地自然的各种疑问。柳宗元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答问，阐述了他对天地生成、自然演化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宇宙是由运动不歇的“元气”构成的，他说：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晢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辕浑沦，蒙以圜号。问：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冥凝玄釐，无功无作。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对：乌傒系维，乃糜身位。无极之极，漭□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他以元气论来解释天地的产生、自然万物的演化，以解答天地自然这些根本的问题。柳宗元的天道观，其主要的背景是两汉时期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出的元气论是要说明天地自然的运行与社会人事的得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即所谓“天人不相预”。但柳宗元在强调了元气的独立存在之后，还是充分肯定了人道的主观行为，他说：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力足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

他认为人道是一种无关天命的“人力”，也即是说，它取决于人的意志与理性，这种力量与具有神话色彩的“天”、“神”并无关系，“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它们实际上只是人们应当履行的仁义等人文法则。“圣人之所以立天下，归仁义。人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总之，柳宗元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深化了对天道与人道关系的认识。

此外，柳宗元在永州还写下了《□蝂传》、《罴说》、《三戒》、《捕蛇者说》等深蕴哲理的名篇。例如《三戒》，通过《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那些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贪残肆暴的人物，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请看《黔之驴》中的一段描写：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啖，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作者描写虎对驴试探了解的心理活动，从虎的畏惧、谨慎、喜悦、跳咬的几个步骤进行刻画，而写驴则从形声和技穷着笔，突出驴的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形象生动，语言简洁。

与柳宗元一道登进士第，一道参加“永贞革新”，一道被贬谪到湖南的刘禹锡，是唐代著名诗人，也是杰出的学人。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曾任太子校书、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被召回京师，旋又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又历任夔州、和州刺史、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苏州刺史等职。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故世称刘宾客。今传《刘梦得文集》（一称《刘宾客文集》）。“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刘禹锡没有自甘沉沦，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创作了《采菱行》、《桃源行》等仿民歌体的诗歌。刘禹锡在湘（主要是朗州）十个年头，写诗文近两百篇，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其中一些可视为他诗文的代表作。

刘禹锡也有意向屈原学习，并继承屈赋探索哲理的传统。他在《刘氏集略说》中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其中“高冠长剑”系指戴高冠挂长剑的屈原。刘禹锡自谦地说自己不能与屈原相比，但却仰慕他，有意向他学习。刘禹锡在政治理想、改革弊政、个性品格、经历际遇等方面有不少与屈原相似之处，尤其是其贬谪之地朗州正是屈原流放的南楚故地，这无形中使刘禹锡在思想感情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屈原恋君忧国、疾恶如仇、敢于斗争、坚持高洁操守都给刘禹锡以巨大影响。

同时刘禹锡也继承了屈原的求索精神，深入思考天道，与柳宗元一起探讨了天人之道的问题。刘禹锡在读了友人柳宗元的《天对》后，也认为天人之道是不同的，他撰写了《天论》，分上下篇，存于《刘梦得文集》卷十二中。在《天论上》中，他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道”是自然法则，天有天道，人有人道，道不同，用相异，天人之道不相交，也即天道是非主观（人道）所能干预的客观必然性；“人道”是人文法则，它是人的是非准则，伦理道德。可见，刘禹锡的《天论》与柳宗元的《天对》是有相似性的，但是他并不认同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的观念，他认为天道和人道还是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天人之间可以“交相胜，还相用”。他说：“大凡入形器中，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在这里，他认为天人各有特质，各有所能与不能，因此肯定天人之间能够“交相胜”，他还以万物普遍法则的“数”来贯通天人之道。在《天论下》中，他说：“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撰之，万物一贯。”由于“数”能够将天人贯通起来，这样就使人“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由此可见，刘禹锡在关于天人之道的思考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具有突出的理性主义理论特征。柳宗元、刘禹锡对天人之道的理性主义思考，在屈原探索天道的路上更进一步，是对湖南学术的极大丰富和拓展。柳、刘所论与秦汉时期的屈、贾之作应该都属于“湘地之学”，属于古湘学的范围之内。

下期预告：

【湘学史略】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