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史话·第三辑（207）君不君臣不臣其七：大夫多求 莫匡其君
精致的利己主义
乐王鲋为求避祸，协助范氏剪除公族枝叶，损害公室利益，羊舌鲋以权谋私，影响司法公正，损害公室权威，对公室地位的衰落贡献了不少的力量。二人在国际场合公然索贿，对晋国的国际声誉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按照一直以来的道德评判，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过分。
不过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室地位衰弱的大势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我们不能从道德上去指摘他为何不能坚守节操，更何况这种节操还是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公室与旧卿斗争激化的局势之下，大多数有利害关系的大夫作为一个奥尔森所称的“潜在集体”，理性地选择了一条“集体无行动”的道路以明哲保身。如此一来，晋国公室的权益，也就成了具有典型特征的“公地”，自然也就产生了大量想要“搭便车”，甚至是趁火打劫、竭泽而渔的人。羊舌鲋和乐王鲋的贪婪，无非希望从衰弱的公室那里攫取更多的资源，无非是想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里将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这也是在整个大夫阶层中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哲学。
从这个角度上讲，乐王鲋和羊舌鲋是当时晋国中产阶层的典型代表。当时的社会环境容不得他们做更多的考虑，因为一旦站错了位，危及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整个家族都会滑落为社会底层——我们称之为晋国版的中产焦虑。在这种强烈的焦虑情绪驱使下，乐王鲋们身上最鲜明的特征是实用主义，只要能保住家族祭祀，能让自己在这混乱的局面中生存下来，可以丝毫都不顾及个人原则。
在政治上，他们是投机者，他们的信条是唯强者是依，尊奉公室、造福天下苍生不是他们能够承担的使命。在职场上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未来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一切的长远规划和鸡汤哲学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求过好当下，更看重短期的回报，因此表现出的就是不计后果的贪婪。
也无怪乎子产会感叹晋国“大夫多求、莫匡其君”，真正在经历了生死洗礼后，仍能坚持不计后果扶持公室的，也只有叔向和女叔齐两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了。
女叔齐荐叔向
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女叔齐这个人，女叔齐又称司马侯、女叔侯，概因其封地在汝水而得氏，后来晋国干预王子朝之乱时，曾经委派镇守阙塞的汝宽，似乎就是女叔齐的族人。又因担任司马、侯奄的职位而被称为司马侯，就如同解张被称作张侯一样，有时也被称作女叔侯。从他晚年身兼数职的状况来看，公室境况的逼仄可见一斑，而他身上的担子也是很重的。
女叔齐与叔向关系很是密切，叔向的入仕就是有赖于他的举荐。据说有一次晋悼公与女叔齐一起登台眺望，看着远方的景致，想到复霸的光辉，不由得赞叹道：“人生真是快乐无穷啊！”
女叔齐便说道：“居高临下观景的快乐是有了，可德义的快乐还没有达到。”悼公反问道：“那依你之见，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快乐呢？”女叔齐说道：“择一位有能之人，日夜陪侍君侧，劝行其善，诫勉其恶，就可以了。”
晋悼公又问：“什么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女叔齐说：“有公族羊舌肸熟悉春秋典籍，可以一试。”悼公便命叔向做太子彪的老师，及至晋平公继位，叔向仍然担任平公之傅，并在此后担任赵武和韩起的副手，在国际国内都有很高的声望，而举荐他的女叔齐则一直寂寂无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二人勠力同心为公室效力。
女叔齐治理杞田
晋楚弭兵后，出自杞国的悼公夫人看到自己的儿子无法控制诸卿，曾多次插手政事，动用国家机器为母国谋求利益，让女叔齐很是看不惯。如平公十四年，悼公夫人征召十一国的劳役为杞国筑城，其后又委派女叔齐担当大使，去督促鲁国归还侵占杞国的土地。女叔齐尊其为君夫人，不能直接顶撞，但也不愿一味顺从，在分割土地的时候并未尽力，仍为鲁国保留了不少的土地。悼公夫人听说之后破口大骂，说：“我素知女齐为人正直，所以才派他去办理此事，谁料想就连他也收受贿赂！（齐也取货）先君如果泉下有知，定然不会同意他这么做的！”
平公把这些话转述给了女叔齐，女叔齐明知君夫人是诬赖自己收受贿赂，却装作不知，他就君夫人所说的“齐也取货”中的“取”字，借题发挥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都是姬姓的国家，如果不是从他们那里‘取’得土地，晋国如何能够发展壮大？从武公、献公以来，我们兼并的国家多了去了，难道还要把我们侵吞的土地都一一归还？”
趁着这个机会，女叔齐也向平公表达了自己对“治杞田”的真实想法：“杞国是夏朝之余，如今已经混同东夷；鲁国时周公的后代，与我晋国世代和睦。鲁国对于晋国，一直以来‘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没把杞国封给鲁国对他们已经是格外宽待了，凭什么损害鲁国的利益以充实杞国的土田呢？若是先君真的地下有知，这种事情他宁愿让夫人自己去办，也不会麻烦老夫去做的！”
女叔齐别礼仪
女叔齐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要数别礼仪的言论了。事情发生在平公二十一年，鲁昭公到晋国朝见，从进入晋国开始，到离开晋国为止，这期间无论是朝堂会见、迎来送往，还是互赠礼物，都搞得有板有眼，很是讲究，这让对礼仪不怎么上心的晋国人大开眼界。事后晋平公就赞叹说：“鲁侯真实知礼啊！”但女叔齐却很不屑地说：“这哪儿叫知礼？”
在女叔齐看来，君臣秩序的有序才是最为重要的礼，而鲁昭公在迎来送往、礼尚往来方面所表现出的不过是“仪”罢了。礼是用来保有社稷、推行政令的。鲁国三桓逼君，公室权力被三家瓜分，军队被一分为四，百姓依靠三桓过活儿，鲁昭公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君。他无法约束政令，又不能任用贤人，在国际上对大国三心二意，对小国任意欺凌，这些都是不知礼的表现。鲁昭公放着正经的礼不能谨守，仅仅是谨守一些细枝末节的仪，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君主。
女叔齐对礼仪的看法，与叔向、晏婴应当是一致的，他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便寄希望于国君不要意志消沉，若是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难保公室不会复兴。但他们的这种执念与后来孔子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看重的只是能够提高公室地位的“礼”，对于毫无实际意义的“仪”并不感兴趣。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都是推崇“复礼”的贤人，晏婴会如此厌恶孔子的作为，认为他所讲究的那些繁复的礼节，会让国家衰弱的缘故了。
叔向论比而不别
叔向和女叔齐就这样，坐着一艘终将沉没的小船，航行在一片看不到边的海面上，做着徒劳的努力。用叔向的话来说，他们的关系是“比而事君”——这句话是在女叔齐死后，叔向见到其子时所说的：“此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无不可。”
叔向所说的“比”有互相依附的意思，但一般都用作贬义，成语“朋比为奸”中，将其引申为互相勾结。孔子所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的就是君子不能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排斥异己。与叔向同行的籍偃很是不解，他问道：“难道君子也会比附吗？”
叔向说：“君子比而不别，亲近却不偏私。所谓的‘比’，是互相扶助、同心同德，其目的是为了成就事业。而‘别’则是说结党舞弊，营私忘君，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礼仪。”
这个解释多少有些强词夺理，大抵是有尊崇叔向的后人代为辩解的。以叔向的才华学识，不可能分不清“比”与“周”的区别，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比而事君”这几个字，很可能是时人对叔向的诽谤，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扶植一个出了名的昏君，自然少不了有人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也会有有别有用心的人恶语诽谤。对此叔向毫无辩解，而是慨然接受了这个评价，并以“朋比”自嘲——后人强加解释，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难成功，最后免不了会身死族灭——身后的名声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既然如此，又何须辩解。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尽人事，听天命”罢了，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又何须去理会那些流言蜚语。
枝叶凋零
叔向在回答晏婴的提问时，言谈间就充满了这种宿命论的意味：“晋国的公族就要尽了。我听说，公室在衰微的时候，他的宗族就会像树叶一样率先掉落，公室也随之凋零。我的一宗十一族，到如今也就只剩下羊舌氏一族了。国家没有法度，而我又没有一个好儿子，能够侥幸苟活下去就已经算万幸了，哪儿还敢有别的什么打算？”
叔向大概在晋昭公四年（528BC）去世，在他去世前的几年，在位二十六年，时年不满四十岁的晋平公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昭公夷继承君位。伴随着这两位过渡性人物的去世，晋国公室衰落的趋势便更加不可逆转了。
时至春秋末期，势力渐衰的晋国公室，仍旧没有摆脱“其生不蕃”的诅咒，历代国君寿命与在位时间都很短，更是无法通过树立个人权威来复兴公室。比如昭公即位时年大概二十几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然而在位时间却也只有六年。昭公的儿子顷公弃疾，即位时不到十五岁，在位十四年，于公元前512年去世，卒年也不到三十岁，继承君位的晋定公午又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
而他们的对手，挤压公室生存空间的六卿，却个个都寿与天齐。除了赵氏、智氏主君之外，当时主政的韩起、中行吴、士鞅、魏舒大都是从悼公时期开始从政，到定公时期才去世，政治生命长达五六十年。这个情形就和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有些类似，曹魏君主几代人都熬不过一个司马懿，最终让司马氏窃取了江山。不同的是，曹魏的对手只有一个，而晋国公室面对的却是六个司马懿，其悲惨处境可想而知。
到了这种时候，晋国公室的处境已经毫无悬念了。如晋昭公去世后，鲁国的子服昭伯跟随鲁昭公访问晋国，在回国后，他就下定断语，认为晋国公室卑微的势头已经无法逆转。按照他的分析：“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
《晋国史话》第三辑 / 逸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