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过了个“假年”

    如今已是正月初九，这也是查了才知。顺便得知明日是公历2月14日，西方“情人节”。方才在店里看杨绛的《我们仨》，翻阅五十多页，竟有些困倦，都是因夜晚失眠的。

        上午顾客不是甚多，三三俩俩大抵是买老花镜，护理液，修眼镜之类。便进里屋小床上躺睡，小店是大通间，门面不宽一间而已，入深13米有余。这是因为它的入深，使得一间的面积竟约五十平。期间有很多次想把放床的里屋去掉以便扩大营业面积，每当困倦躺在床上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里屋虽有一窗户，但属阴面，为隔断的“验光室”创造半暗环境挂了窗帘，终年遮蔽状态。实属躺睡最佳地！

        夜晚失眠的人上午这一觉尤为珍贵，这一点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公职人员。也有虐心的是我一年只有三天假期，除夕、初一、初二。还好没人在除夕那天打电话要弄眼镜之类，安逸的假期不会持续太久，正月初二便有了。正在迷糊中，一阵鼓点儿“咚咚咚，咚咚咚……”从屋外直接砸到我的心上，一阵心慌。我便知这是“踢秧歌”，今天已是第三波给隔壁阿姨拜年的“秧歌”，平鲁的“秧歌”不是扭，是踢。这个“踢”字也正显了晋北人的粗犷，耿直。每遇到拜年“秧歌”我就会想起：某一年的大年初一，我除夕建雄家“熬年”回来路上，那是早上七八点多，大部分年轻人才开始睡去。巷子里竟然遇到三个舞狮的人，破旧的行头；敲鼓的“班主”很明显是俩孩子的长辈，“狮头”和“狮身”是俩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脸上脏兮兮，看样子刚从附近人家拜年出来。眼前的见的让我怀疑这是正月初一的清晨，中国人新年的第一天。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三人在这个时候做这个行当？是贫穷还是农村人口中的“能人”？答案肯定是找不到了。

        除夕那天终于放假了，我早早贴了对联后，竟然无事可做。书架上抽出王小波的《白银时代》看了起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与以往过年不一样的是：年夜饭姐夫定在饭店，这样的好处是母亲可以早早坐下来吃饭，饭后也不必去收拾残局。果然一大家人吃的开开心心，一开心便都饮些红酒。今年的年上面为了环保与安全，禁止放烟花，禁止垒旺火。这样的规定我很赞成，以往除夕夜饭后的室外，五米之外人畜不分。哦！不，是三米！而且是人畜看不见……饭后回家路上空气果然比往年好多了。“春晚”是一眼没看，朋友同学一个没见，竟早早睡去。  不过总有“胆大的” 半夜十二点“二踢脚”响声不绝。正月初一的午觉是一年中最美的，心无顾虑的睡去，醒来时阳光晒的暖暖，放假的日子三天看了一本书。

        初三回归正常，店里依然忙忙碌碌，三天假期攒下的顾客一单接一单。闲暇时间，又读了俩本半书。中国人不过完“元宵节”，年味就不算结束。但我知道和往年一样，“元宵节”我依然忙。

    年前和小弟说

    “我没买新衣”

    “这么大了穿什么新衣”

我都不曾感到“年”来过，所以也不存在“年”结束。室外又传来的“咚咚咚，咚咚咚……”

                                        作于201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