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九区一号与兴化西里【13】》
【13】通知
邢台地震与通知发表这两个大事件中间，有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美国律师被暗害了。领袖写了一篇文章，在广播电台播出了。所以我对马丁路德金稍微有点印象。我想写马丁路德金这个事件，但那时我是个小学生，不谙世事，没有过多的头脑中的详细材料，马丁路德金就像流星一样，瞬间一闪而过。所以，我写不出来。五十年之后我一查百度，惊诧不已：原来马丁路德金是个缺了女人过不了的纵欲主义者，是一个臭名远扬的顶级嫖客。对于这样的人，不写也罢！
其实，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什么通知，当然也不知道所谓的大革命，起码我周围的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发布通知这个标志性事件。记住，当时我在北京，而北京的老百姓最关心政治，因为他们是皇城根下的人。
可是通知之后我知道彭罗陆杨遭难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立案的一个所谓反党集团。当时，四人都身居要害位高权重
现在看来，没有领袖的点头首肯，没有人敢动这四个人！当时，领袖正在计划做两件大事：一个是打倒刘与邓，一个是发动文革。打倒彭罗陆杨就是为了使这两件大事能顺利进行。这就是五十年前的大背景。
我听见播报通知全文是在这个通知发布的第二天的下午，就在兴化西里的四号楼五单元门前。声音是从三号楼的某个位置发出来的。
兴化西里三号楼是五建四工区的办公地和宿舍，既作为工区的办公室又作为职工的单身宿舍。三号楼似乎成为兴化西里和九区一号的政治晴雨表，往来经过此地的人们都可以从五建四工区的职工和工人中了解那个时间段的政治形势。
我清楚地记得，五月十七日下午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暖风和煦，既不热也不冷，即便你带着愁闷的心情出来遛弯，片刻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当时兴化西里五号楼的房子还没有住满，二单元的刘全生赵勃和一单元的小华侨吴乔桑都还没有搬进来，行人寥寥空旷寂寞。唯独九区一号的大院热闹非凡。我站在九区一号的大门外面，看见了几个穿着光鲜衣服的孩子和几个风姿卓越走路袅袅的少妇。煤炭文工团的演员们就住在这个大院之中，似乎让我仰视方能看见这些文艺战士。
下面，全文播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领袖主持起草的《通知》。著名播音员夏青那厚重的严肃的声音传来，让我不得不驻足倾听。
说实话，我没有听进去，虽然我在努力去听去领会。历史学家们把这个通知和在八月八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起被称是为大革命的宣言。通知拉开了大革命戏虐中华大地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大浩劫的序幕，似乎前苏联斯老大搞的肃反运动可以与之媲美。
我发现，在三号楼西侧通往九区一号大门的甬道上站了很多人，估计是五建四工区组织大家听广播的人群。两只大喇叭并在一起，放在三号楼门前食堂的屋顶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夏青浑厚的声音穿透力很强，充满了激昂和力量。
我边听边向一号楼的方向走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将与文革十年挂上了难以消弥的联系与影响。从一九六六年算起到一九七六年截至被文革十年培育出无畏的执拗的造反精神的十岁至二十五岁的少年与青年，现在都到了五十五岁至七十岁的年龄。这是一批最能折腾最无道德底线最无文化的一代人，而我就在其中之列。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坏人变老了。社会风气如此低下，与这文革一代人有着潜移默化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文革的后遗症。
那天晚上我高枕无忧，睡得异常香甜。在我看来，国家的政党的上层建筑与我的睡觉没有关系，彭罗陆杨的最终下场如何也与我粗陋简朴的生活没有关系。既然是老百姓，那就操心老百姓所关心的茶米油盐问题，关心其他问题又有何用？
第二天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用万年历查了一下，一九六六年通知发布那天是周一，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报的时间是周二。五月十八日是周三。周三一早我便按部就班地上学到学校。一进教室我便看到站在讲台桌前正在意气风发地发表言论的林晓林。他在评论老北京的酱豆腐和臭豆腐。晓林，不要生气，我这是瞎说的。
晓林，彭罗陆杨倒台了。我急切地说到。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海瑞罢官》、《二月提纲》，还有什么大革命。林晓林回答我说。你听到了吧？这个通知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儿，估计马上就要有政治地震了。我忧郁地说道。林晓林没有搭话，他这个人的生性一直比较谨慎，不论此时亦或后来的岁月。
我那个时候喜欢卖弄，好想我的知识多么渊博，知识面多么宽泛。我最密切的卖弄对象就是林晓林和郑晓欧。住在兴化西里四号楼的郑兰英完整一个家庭妇女。你与郑兰英聊怎么做烙饼怎样蒸馒头怎样做面条，她可是绝对门清。可是如果聊些高深一点的政治方面的题材，她就一问三不知了。后来到了五年级金珊小美女转到我这个班来，我又多了一个知识卖弄对象，林晓林郑晓欧和金珊三个人都与我有着很多共同语言。
如我所料，政治地震马上来到了。我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是北京三家村的三个掌柜，即邓吴廖。被批判的这三个人我不认识，当然也与我无怨无仇，可是我也充满革命热情地投身到大批判的浪潮之中。后来我知道了批判三家村的来龙去脉。
通知发布前夕的五月十日，姚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五一六通知发布后的第九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始向北大的校领导开火。
通知发布后的第十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袖钦点了一批惯于搞阴谋的人物开始登场，他们是：陈康江张姚王关戚等。
后来我知道，正当我举着旗子呼着口号刷着口号的时候，邓已经自杀身亡，他去世的时间是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八日的凌晨。但我查了半天，也不知道邓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的。我只知道，他是在冤屈与悲愤中离开这个社会的。
吴虽然没有自杀，但却经受了非人的折磨。我也是后来知道，吴是胡适的弟子。大陆临解放前，胡适从南京派来一架飞机来接北大的教授和一些关系密切的人飞往台湾，其中包括吴晗。但是吴晗与大多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样，留在了北京迎接全国的胜利，而胡适一个人惨淡地离开了大陆飞到台湾。历史让吴受尽折磨最后含冤而死。有人由此引申：如果吴飞到台湾，那么命运让他能够舒适地活下去。如果胡适呆在大陆，其结局比吴更惨。对此论调，我只能三缄我口不做评论。因为历史无法假设！我查了一下，吴去世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据告，受吴的影响，吴一家一共死了四人。
三家村的三掌柜廖在文革期间也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但他却坚强地活了过来。我查了一下，他去世的时间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四岁，是那种老死的自然死亡。三家村的三个掌柜中，只有廖看到了那次审判江一伙的世纪审判。
从通知发布的那个星期开始，和平北路小学就开始热闹起来，一直持续到七月中旬放暑假。教学楼前拉起了一幅大标语，上面用黑体字写到：向反动的三家村开火！打倒邓吴廖！
楼道那崭新无痕的墙壁上也贴上了由学校教职员工写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顺口溜，我隐隐约约记得如下内容：邓某吴某廖某沙，一支藤上三个瓜。共同反党反人民，处处坏事离不开他。
那个沸腾的岁月，我一天天地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基本上打乱了。我可以随时来上课，无故迟到和无故早退老师一概不管。课本已经撕碎，书包也扔掉了。每天上学的内容就是看文革风景，即看大字报和抄录大字报。当我看见杨淑华老师那无可奈何的眼神，我心里美滋滋的。让师道尊严滚蛋吧！是领袖把我们从师道尊严的枷锁中真正地解放出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的差不多整整半个多月，除了上学批判三家村外，我把注意力放在了几乎每个晚上驻扎在兴化西里三号楼的五建四工区基干民兵的训练和演练上。他们的演练场就是二号楼和三号楼的那块空地上。
通知虽然发布了，也就是说史无前例且后无来者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生活的惯性仍然推动着人们在既往的轨道上不可遏制地行进，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我上文曾经说过，北京市基干民兵的战术演练来源于一九六四年的解放军大比武。据说这个大比武是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搞的。到了文革发动的一九六六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大比武运动虽然在罗的上海倒台之后已经停止了，但北京市各单位基干民兵的大比武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住在兴化西里三号楼的五建四工区的基干民兵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缩影。过去那个时代虽然特别乱，但我能看见真枪，是那种能够射出子弹的真枪。
五十年前的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个燥热的傍晚，我刚刚把三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就着一锅没有荤腥的炒辣椒吃进肚子里，就听见陈曙光在窗外喊我。保兴，你去二号楼吗？五建四工区的民兵今天在那里演习打靶，你去看吗？曙光，你胡扯。二号楼前面就那么一小块地儿，怎么能打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样说的。你麻溜的快去啊，我先走了。
我特别想去看看热闹，因为那时候几乎没有娱乐生活。我经常蹲在地下看蚂蚁打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既然有了如此更高层次的热闹，我如果不去凑，那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然而妈妈这道关口是我必须要过的。我必须说服她同意我去看民兵训练。于是我编排谎话，说五建四工区的基干民兵与我们学校搞联合训练，我们必须要去参加，时间大概两个星期。当时妈妈的心思并没有往我寻找的借口上放，于是就糊里糊涂让我们出去了。
我走到二号楼前面三号楼后面的一个小空地边，只见基干民兵们已经排列整齐准备进行训练了。此时已经六点，天仍未黑，夕阳的一抹阳光洒在了幢幢楼宇的玻璃上，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光亮。基干民兵们人不多，也就在三十人左右，但围观的人却不少，除了附近的一号楼二号楼四号楼和五号楼的人们外，还有更远的十号楼到十二号楼的人们。看到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个颇有姿色的少妇和几个面容姣好的姑娘，几个精壮的汉子挺起了肌肉发达的胸膛，贪婪的眼神不时地从少妇和姑娘们的脸上扫过，那种垂涎欲滴的神色让人发笑。
基干民兵们分为两个组。一个组练射击另一个组练习登高。
练射击的组的那十几个人排成一溜儿卧倒在二号楼一单元门口，面冲东边的二百米开外挨着化工部西墙边的一个靶子上，不时地扣动着没有装子弹的枪的扳机，发出啪啪啪的轻微响声。我虽然喜欢各种各样的枪支，但对于枪支的型号和规格不甚了解。文革前的军队题材喜剧电影《哥俩好》我看过，里面的双胞胎大虎和二虎全由张良饰演。其中就有一个换枪的情节。二虎分配了一支步枪，他不喜欢。看到大虎分配了一支冲锋枪后，他就用自己的步枪换了冲锋枪，挨了一顿批。我对枪支的认识仅此而已。我慢慢地蹲下来，然后一点点地蹭到了趴在地下的那几个人身边，贪婪地看着他们手中的步枪，似乎过足够了眼瘾。当然，这些个基干民兵们不会让我摸枪的。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我们到三十八军去军训，队列训练之后正准备摸枪练习射击的时候，唐山出现大地震了。于是军训停止，我们返回北京。我非常羞愧地说一句：从我生下来到目前为止，本人尚未摸过一次真枪。人生之中，多么美艳俏丽女人的酮体我都曾经轻轻地抚摸过，包括西施貂蝉杨玉环王昭君甚至武则天，然而我却没有抚摸过真枪，真的是天大的不幸！呵呵，摸女人我是胡说的，千万不要相信哦！
练习登高的那个组也让我的心不停地砰砰乱跳。他们登高的练习物就是三号楼 —— 当时的五建四工区办公楼。三号楼共为五层。我看见一个基干民兵小伙子，在没有任何器具做防护的状态下，徒手从一楼爬到了五楼的楼顶，然后气定神闲地向下面挥手致意。站在楼下的一个基干民兵低声嘟囔着：谁能跟你比呀！你在部队时是侦察兵，我…… 这个基干民兵没有说完，但我猜测，爬上楼顶的那个基干民兵是复员兵，在部队的时候当过侦察兵。登高这个技能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可是想当困难的一件事啊！
果然，后面的登高训练高潮迭起，丑态百出。十几个基干民兵只有三个人在安全器具的防护下顺利地登上了楼顶。其他十几个人都无法登上去。围观的人们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基干民兵一次次地试图往上爬，又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大家高声地大笑，似乎他们在表演杂技。最让人叹为观止高声叫好的是那个复员兵的表演。他从楼顶之上像猿猴一样腾翻几个动作飞了下来。我与大家一样，鼓掌叫好。这才叫开眼！
终于，基干民兵的训练结束了。此时，天已经蒙蒙发黑，二号楼的住家都开了灯，路灯也亮了起来。基干民兵们整队回到五建四工区，我也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中。
此后的几天我没有来过这里看基干民兵的操练，因为我在考虑一件特别重要的国家大事：那就是如果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推动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到世界之上。我发现我肩膀上的重担越来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