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十四
本来是岳父跟二电厂的厂长说好了，说调个人，是过来干办公室秘书，写材料，人家也同意，结果是闹离婚，岳父就告诉厂长，说，那个人我不调了！——这码事毁了我的前程，再后来夫妻和好，这事就过去了。有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知道，我再次调到二电厂是去了设备科，而不是厂办，也不是干什么秘书，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员。头次调动，岳父传话，问我过去干什么？上不上运行？人家厂长说啦，要是上运行，就先出国。我说，别说出国，就是去月球也不上运行了！我是怕回来再上运行，所以我宁可不出国，也不上运行；那就到厂办当秘书。厂长答应了。可当时我正和老婆闹情绪，人家回娘家我也不去叫，很长时间都不去，你说，人家该怎么办？——还不是个闹离婚，不和你过了！你说对不对呀？！唉，只是人太死相，你说还能有个什么前途！
是岳父找了设备科荆科长，人家才答应要的。可我去了设备科也没跟人家搞好关系，而是和人家顶着干，人家伤了心。
没能去一个正经科室我也灰心，可以说是心灰意懒——这辈子算是完了！我开始“洞入空门”，学起佛教，其实不是，我拿回几张“圣像”，耶稣的、圣玛利亚。我是从朔县南关天主教堂“请回”了三张，就贴到了我的卧室墙上，老婆对我说，是不是信了这个就不做爱了？她不懂，我入了教，是天主教。是雒神父给我洗了礼，有二三十个人为我唱圣歌，祝福我。神父的手按在我的额头上，在我的头顶洒了圣水。那天我是跟我的介绍人许根彬一道去的，他为了拉我入教，是考察了我二年。入天主教也不是想入就入的。入别的教也没那么容易，当初，许根彬婚姻不幸福，痛苦不堪就想着出家当和尚，到了五台山在山门外躺了一个礼拜人家也不收他，无奈就回来加入了天主教。加入天主教后就天天攻击佛教，说佛教是邪教。而我呢，其实在很早就接触到佛教，那时候一电厂用大卡车拉着人到五台山去旅游，我在那里就买了许多佛教刊物，抱回来一大摞，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东西都是些新鲜的，是我过去不曾读过的知识。那时候，马列著作、唯物主义，而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就缺乏了解，简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大量地阅读，如饥似渴。这里有陈扬炯有关禅宗的论文，我家里就有陈杨炯的两本哲学著作，是我自己买的。陈扬炯在“文革”被批斗过，当时他是神头中学（后来为“雁北师专”）的校长，那时候他就搞哲学研究，常去五台山，写出《哲学漫谈》的初稿，可惜在“文革”中都被查抄、烧毁！我记得他是被全身涂了墨汁，从头到脚，漆黑一团，赤裸着身子，在公社供销社门前的凳子上高高地站立着，在烈日下爆嗮，只穿着一个小裤衩，裤衩也被涂成了黑色。头发也被剃光，也都涂了墨，只能看到一个白眼仁。当时，管他们叫：“黑五类”！我那时读小学一年级，放学后看着眼前的“黑人”有点怕，快速离开。
陈扬炯是在“文革”后又重新整理、书写出版了他的哲学著作，这以后他就成了太原师专的校长。
我入了天主教却一直喜欢打坐，打坐这东西是属于禅宗，是佛教的东西。精气神，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化虚，练虚化无。讲究一个“静”，是外在的；内里也讲究一个“净”，是指内心，要干净，要纯净。要想出功夫，就要多打坐，就要远离女色。我和老婆同床的次数在减少，要想练成“筑基功”首先是一百天不能沾女人。我想我应该行吧。可老婆不干，你快到一百天啦，她憋不住，就跑过来要和你一起睡……结果呢，前功尽弃！那就再来下个一百天，结果又是，她说：你放进去，不动。可是，你不动，她要动，你扛不住，又射了……一切又都白费了！
那时候我是和神头采石场的蔡平一道练坐功。他坐得比我要好，左盘、右盘、双盘，他都有感觉，都能很快静下来。他和他们道上的三个朋友，每逢初一、十五子时都要到神婆山顶上盘腿打坐，确定好方位，三个人围成一圈，静坐一个时辰，充分吸收大自然的精气神。一个时辰过去了，他们中的一个还在死死地坐着，很久很久，他才“苏醒”过来，你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是和七仙女在天池洗浴，其乐融融，不可自拔。“魔道！魔道！你是中了魔道！”他已不是一次这样了，为什么？“你想成佛，魔鬼看着眼红，它就要拉你下水，不让你成佛！懂吗？”要么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要战胜它，你要有“定力”！……如此这样，这样，离老婆和你离婚也就不远了……
蔡平和老婆是名义夫妻，老婆从外边带回人来，他也不管，晚上就睡在他身边。“我有时看到他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真想照他的头顶给他一下！”他老婆气得跟我说。我说：“千万使不得，他正在静坐，你这样一打，他的气就会炸，搞不好你一掌下去会打死他的！”有一次我去蔡平家，他老婆不在家，我俩就坐在炕上打坐，一个老头在窗外就往里瞅，发现一个男的，他以为又是那女人带回男人来啦，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看。这老头是蔡平的父亲。他时常过来看看，看了又能怎么样？儿媳妇天天乱跑，和许多男人鬼混，你要去蔡平家，别人就以为又是来找那女人的。
蔡平是我小学同学吗？不记得啦，他应该比我大，是大一岁？还是大两岁？蔡平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也就是这采石场的工人，他退休，儿子就接了班。儿子娶了这么一个媳妇他就很不放心，好在儿媳在外边混是混，但也还顾家，也为他家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也倒安定。“你练功我也不反对，但我从外边找男人你也别管！”老婆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倆人也就妥协。
蔡平的个子不高，也就一炕沿那么高，但头很大、很长。老婆老不在家，常跑电厂。做饭只能是自己做，那天我去他家，他又叫来个朋友，是和他一道练功的，叫什么名字？到现在我给忘记了，那咱们就叫他：K吧。K是他的师傅，也是和他一个单位的，是在财务当科长，后练功入了迷，辞去了科长，再后来又退了党。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围了一圈，吃着蔡平做的一碗炖肉，其实蔡平是很少吃肉的，这今天也是为了款待客人、朋友、师傅而做的。蔡平又是我的师傅。当我第一次见K的时候，是在我家，是蔡平领来的他。也就是神头二电厂刚分给我们的一套楼房，是两居室，五十六平米吧，是个二楼。我第一次握住K的手——哎呀，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棉墩墩的，肉楚楚的，好一个福相！
我见到过两双好手，一双就是K师傅的，另一双手就是我在一厂电影院遇到的，那个练功师傅，是个女的，据说是部队师长的女儿，是因为生病，后来练了“中华智能功”，练好了身体，就做了教功老师，那次她是带功给我们调理身体，我们几个人都端坐在各自的小凳上，她就用那纤细，像和田玉一般的手指在我的脸前摆来摆去，好个温柔，一股气团便进入我的身体，好个惬意。她的手指一节一节都像蛇一般地蠕动着，那么柔和。洁白如玉，对，就是，她的手指就是那么娇好。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手指，一双玉手！
K先生是教了我们“黄龙爪”，一步功，二步功，三步功。我练他这功法一直就停留在初级阶段。马步桩，伸出十个指头，慢慢地往里抓，用力，像要把地球抓起来似的！每抓一次用时八分钟，不要完全抓死；往外弹，像是每个指头尖前都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球，你要用力，慢慢地往外弹，一次也是用时八分钟。一抓一弹用时十六分钟。你抓不了三下就会满头大汗！很费力的！
那次深夜，蔡平在他屋里练黄龙爪。抓，可怎么抓都抓不住？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他就问K师傅。K又问了问蔡平是几点开始练的？他说：“那个时间我正在练。你想想，我在山上抓，你在山下抓，你怎么能够抓得住呢？”是啊，师傅的功力肯定比他要大许多，他在“抓”自己当然就什么也“抓不住了”！这以后他就跟师傅错开时间来练，师傅练一次是抓八次！蔡平要比我厉害，他是抓四次。
练功，抓气，要找一个好的气场。中国的气场最好的要数拉萨的布达拉宫，其次就是五台山。再下来就是天主教堂。K先生很想去教堂里“抓一抓”，但他不这样说，他是说喜欢教堂，想到教堂里看看。之所以让蔡平带他来见我，也是因为我入了天主教，后来我跟许根彬说了，他就想拉他入教。
我和许根彬去教堂，还有梁世清三人一道去，到南关教堂雒神父就给我们吃炸油糕，还有粉条炖猪肉。糕面很软，也很黄，都是附近教友给送的。雒神父，在我小的时候他是在神头公社，是那里的医生，他擅长看眼睛，是个眼科大夫，“文革”那时候他因为信教也挨过批斗。他没有结婚，孤身一辈子。我过去眼睛有点不舒服，去找他看，他说是角膜炎，并用一个挠子在眼球上挠了挠，又给我配了一点膏药，让我拿着回去自己涂。据听说雒神父年轻时是在日本留过洋的，是在日本学的眼科。他信教可有点年头了，好像他的老家就有一座朔县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是葡萄牙人建造的。他们村的大多数人都信教。所以，他打小就信了教。在“文革”挨批斗的还有柴神父，柴神父是被打断了六根肋骨还在坚持说：“你们娃娃不懂，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这样说！”柴神父、雒神父，还有小李神父，成立朔州市，就他们三个神父。后来朔州市新建了天主教堂，就建在老城西北角，我去过一次，是在外边看了看，这以前很久很久我已不怎么去教堂了。
许根彬、我，还有梁世清我们一般是去周庄教堂，这个教堂也不大，是教友集资修建的，过去也有，是“文革”遭到了破坏。我好像是后来去的，没赶上修教堂。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去了就跪到神像前念一段圣玛利亚的经文，再唱唱圣玛利亚的赞歌。我是一句也记不住，拿了一个小经书，看了背，过会儿就又都忘记了。
许根彬给那帮信教的女人们“讲道理”——“你们孝敬了自己的丈夫，就是孝敬上帝！就是孝敬了神！谁是神啊？神在他们心里，你们看不见，他们成天辛苦地劳动，为谁呀？还不是为了孩子，还有你们！你们穿得漂漂亮亮的，站在大门口，嘴里磕着瓜子，说个东家长啦，西家短啦，有什么用？要相互爱，相互理解才对！你说我说得对不对？老伴儿从地里回来，你给把饭菜做好，给递上一碗水，夫妻要恩爱。这样家庭就和谐了，谁还吵架呀！要恩爱、恩爱，不是说晚上干那个，当然啦，夫妻老不干那个也不行……”这时候一帮女人哄堂大笑起来。许根彬一讲就是一两个时辰，讲得满头大汗，有人就给他送上一碗水，让他喝。
他们讲的是天主，而我却是讲“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与世无争。上班是在设备科，我们几个人是在现场办公，也就是在二公司的设备科一间屋子给出库的设备办票，签字。要是没事就打打扑克，一次厂长过去，看到屋子里乱七八糟，地上都是烟头，还有火炉子的灰也不倒。气得说：“你们要是不好好干，就都把你们送到输煤！”我却跟厂长顶着说：“难道输煤是劳改农场吗？”你看看，你看看！这叫个啥呀！
与世无争、四大皆空。我才不管什么前途不前途的。有时间就看看佛教方面的书，打打坐，求个内心安宁。回家，天天晚上也是练功，打坐。
那时候设备科发奖金，发一次，少，我不理会；又发一次，还少，我也无所谓；第三次又发，杨丛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你要老这样，他就老欺负你！”“那？该怎么办？”我问他。他说：“闹！”“那就闹？”我也不含糊，我说要找就大家一起去找，我说：“王胜利你也不要躲在后边，咱们一起去找他！”为了钱的事我还是出了头，第一个走进办公楼。而王德说是要到三楼去办事，王胜利却是钻进了厕所。我冲进了荆科长的办公室，此时，荆科长正在“教训”王义：“别说你一个王义，你就是一百个，我让你尿几股你就得尿几股！”我听不下去，接过他的话说：“你这是把王义比作鸡巴了？想尿几股就尿几股？”后来我又说他是脸比城墙还厚，心比煤炭还黑！过一会儿人就到齐了，我就问起奖金的事。“大家对奖金发放有意见？”荆科长问。我说是有意见，而且意见很大。“那就説説钱一共有多少？怎么发的？”我说。这时候荆科长就一五一十地说给谁谁多少多少，给谁谁多少多少。钱是从财务科领的，一共两万，是“成套服务费”，钱，先给财务的人，然后叫来一个人就给发一个红包，并嘱咐说：“我给你发了多少钱，你不要说出去！”然后就又叫一个人过去，再给发一个红包，然后又嘱咐不要说出去，如此反复，最后轮到我是一百，最少；而杨丛呢？一分没有！事实上，这件事的起因还是王胜利，说：“你们发多少？我怎么才六百？”这话说得，王义、王德才二百，你能拿那么多就算可以了，怎么还嫌少？——是他，给漏了馅儿！会没开多久，王胜利首先离开，说是有人找。“剩下的钱是多少？哪里去了？”又是我在追问。“四千，都给了咱们主管副厂长。”“那就把他叫下来。”是我在说。荆科长拨电话给厂长，说：“他们在闹事！”并把话筒高高举起，让厂长听到众人的意见，我也不怕他，依然喊叫。厂长撂下话筒，“咚咚咚”地从楼上走了下来，“你们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搞串联！你们马上给我回去上班……”厂长狠狠撂下几句话，“咚咚咚”地又爬上楼梯走了，头发高高的竖着，一抖一抖地。厂长说到文化大革命，我就接过话说：“你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好？”厂长不理我，径自走了，气哼哼地！过后又是主管副厂长下来，他也不发怒，发声也不高：“我建议，把发下去的钱全都收回！”“好啊！”我第一个赞成，立马从兜里掏出那一百块钱扔到办公桌上。王义、王德也把那二百元掏了出来……已经是到了下班的时间，荆科长的儿子过来找他父亲吃饭，看到一屋子的人吵吵闹闹不可开交，一直又过了半个小时人们才散……各回各家了……
王德感慨道：“你看看，要是不去找，咱还有二百，这一找……二百也没了！”
这事儿以后，全厂每人发了五元钱，就是那个“成套服务费”。
荆科长打这以后就不受厂领导待见，想要把他换掉。这时正好是一厂贺锦文想要调过二厂。他过来，就到了设备科，副科长只做了半年就“扳正”了。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他过去在一厂供应科干计划。你看看他是怎么处理“成套服务费”的。从财务取回钱，当然事先是给财务留了钱，剩下的钱也不给科里发，而是留在科里的“小金库”，时不时地发个小钱，单位要组织人员打扫卫生，谁来，谁参加，就发谁十元钱。就为这十元钱，科里没有不来的人。一说打扫卫生大家都很高兴，“看看今天又能买只烧鸡了！”劳动完毕当下发钱。贺锦文对众人说：“我们的劳动热情很高嘛！”他看一眼孙优，孙优是昨天晚上从河南骑摩托车大半夜赶回来的，眼睛通红，神情憔悴，就为这十块钱宁肯不睡觉也要过来把它挣回去！贺锦文为他的这套“施政”而得意着。单位给每人发一台电脑没有配备音响，他就用这钱给每个科员买一套，也就花个百十来块钱。“余粮”还很多。——现在这种状况也没人再闹了，所以，对于钱的发放，怎么发？是个艺术！这里要把握一个“度”，拿捏得好，就没事；搞不好，就会“翻船”，像荆科长那样。荆科长当时的本意是：拉开档次，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给张三发个红包，你不要告诉李四，给李四发个红包，你不要告诉……结果是纸里包不住火，第二天彼此都知道了，矛盾由此产生……
我们是属于神头二电厂的扩建处，为了跑二期工程，省局一个副局长孔志君和我们扩建处的处长杨志常年驻守北京，另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有功夫就跑跑，没机会就呆在屋里，几个人打扑克。做饭也自己做。一个月过去就再等一个月，一会儿要扩大电量，一会儿又要消减重大项目，国家宏观调控，等李鹏发话。那阵子正闹学潮，政局不稳。人们都在走一步看一步。国家发改委，他们也时常跑，首先要接触一个秘书，那次是买了几个甲鱼，用网兜提着，看着秘书的车过来，就赶快把甲鱼递进去，没等说上几句话，人家就开车跑掉，把甲鱼也从轿车里抛了出来！如此一次一次，百跑不厌，最后才跑下了项目。当时神头二电厂的郭厂长说啦：“你要跑下二期，你就做厂长！”是对杨志说的。项目是跑下了，又找投资方，最后是天津出钱，才把这个项目定了下来，当时，天津方是要把厂子建在天津，后来才争取过来。进设备，是从捷克这个国家，船运，走天津塘沽港，科里是派我们轮着去催货，最开始去的是杨丛，第二个去的是张忠，是带了五条“茶花烟”，为了办事好办一些，给那些装车的工人抽。这事我也不知道，什么五条“茶花烟”啦，什么的。是杨丛告诉我的，他让我过去把烟要过来，我去天津对张忠说啦，他说，烟，他自己带回去。也不留给我。电建二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说：“我看见那小子藏在厕所里抽烟。原来我问他抽不抽烟，他说不抽！”唉，什么人呢！后来我从天津回来，告诉科长，说，五条茶花烟都是张忠一人带回了，没有给装车师傅抽一颗烟。这件事我也跟杨志反映，杨处长说：“五条茶花烟算不了什么。”我当时说：“怎么算不了什么？一个农民，干上大半年才能挣到这五条茶花烟！怎么能说是小事呢？！”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天真？张忠要往“上”走了，杨丛散布言论要抵制，要与他作对。酒席宴上杨丛端着酒杯频频和他干杯，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我是站到了杨丛的这一边。其实，在张忠来设备科时，就是第一科员，是坐在了荆科长的对面，过去这个位置是杨丛在坐，杨丛是跟荆科长坐对面，可他呢，老是不听人家科长的话，在过去，是在供应科，也是和科长闹不对，人家不要他了，就给了设备科；刚一来设备科就和科长又不对付了，荆科长就把他扔到了现场，和我们在一起了。他反对谁，谁就“上去了”。张忠很快做了供应科的科长，又来了个郭胜，人家又要“提干”啦，他又对人家讲：“你，郭胜，不是我说你，你的学历不高，你也不要和我争，我是研究生……”结果呢，最后还是郭胜做了设备科的副科长。其实，杨丛的研究生也就是朔州党校去学了三个月，都是些地方干部，当时他还邀请我去和他一起读，也是因为我和他的关系近一些，他才偷偷告诉我的，意思要我感谢他，可我呢，懒得去搞什么文凭，后来他就成了“研究生”，他这个“研究生”是这么来的。因为他过去读了“职大”，所以再读就是“研究生”了。他是真想当官，可就是怎么也当不了！他三番五次去找杨志，白天找，晚上也去找。扩建处的处长杨志忍无可忍，在大会上说：“有些人成天地跑官，我说，你不要再跑了，咱们的官够多啦！”你说我本来与世无争，我又与杨丛起得个什么哄呀！
杨丛去塘沽，途经北京，“我看到那帮学生在寒风中唱着国际歌，有许多帐篷……看着怕呢！”他是连夜跑到了天津。当天晚上，也就是六月四号，北京天安门广场戒严！清场！部队是从地铁进去的！
在天津塘沽招待所住着，一个大院，只有我一个人，我都不知怎么去现场，看那些设备，我找不到，也没人告诉我。我就天天吃饭、睡觉。闲着呆了几天实在没事干我就准备回去，当时荆科长的意思是让我呆上半个月，一直等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我哪能受得了！再说实在也没事干。张忠五条茶花烟都卷走了，我在这里呆着什么也没有。我还不如到天津、北京去转转。在天津，我盲目地串了几个街道，看这街道都是斜的，走走就迷路了，还是不转吧，这样就坐大巴到了北京，在北京，我是看路牌，看到上边有个八达岭，我就去八达岭；看到上边有个“天坛”我就去“天坛”，然后又去了“地坛”、“月坛”“颐和园”什么的，转了好几天，回来，荆科长一看我的报销票据就有点生气，说我在塘沽呆得时间不长，在北京游玩的时间长。
北京的八达岭，我看那砖头，都是刚刚修好的，当时是“修我长城”。全国人民都在捐款，八达岭这段还可以，有点看头，其它地方都很破烂，要都修起来那就需要很多很多钱。天坛公园也还可以，很漂亮，游玩的人也多。地坛就不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也没有半个游人！还去看了看八国联军火烧的那个圆明园，残垣断壁，那里连个鬼都没有！那个年代都不收门票，也没有开发旅游资源。当时国家还很穷，从捷克进口的电气设备也都是用苹果换的，当时外汇少，没办法，只能是用农产品换。
单位派人到湖南学习计算机，是派了我和杨丛，也就学了一个礼拜吧。那时候出外学习是个好差事，能旅游，吃得也好，住得也舒服，还有出差补助。学习一般是选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山清水秀。我们学习的地方是片山地，是在山坡上，后边是一片竹林。空气无比新鲜，老师讲些东西我们似乎也听不懂。出了校门，有卖凉席的，也有蚕丝被，先前买的那个就比较贵，后边买就很便宜，先前那个就不干了，非找人家要把钱要回来，索要半天也没用，买贵就是买贵了，怪不得别人。
我出外，发现这里的香烟希尔顿比较便宜，我就买了两条，天天抽，多多抽，以为是便宜。
两人出来，由杨丛来记账，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到时候我付他钱就可以。他用很小的字记在一个纸片上，我几乎认不出来，字实在是太小了，不过你仔细看，一笔一划倒也写得清楚着呢。
杨丛是买了一瓶白酒，到食堂吃饭就带了半杯，跟其它学员坐一张桌子，人家问：“是酒吗？”他说不是。人家让他喝酒，他不喝，喝自己的。每顿饭都是这样，我说这样恐怕不大好吧，都是兄弟单位的，再说啦，一起出来、一起学习，又坐一张桌子，就是他喝你两口酒也无所谓。你这样，不是让人小看嘛！
白天学习，到了晚上可以放舞曲，男女在一起跳跳舞。太原二电厂供应科的科长就搂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跳交谊舞，我也想搂一个，可自己不会跳舞。那时候是真得不会。再后来我去找我过去的初恋，灵芝，在她家里，我在地上站着拥抱着她，要与她分别，鼻尖挨着鼻尖，她就问我：“你会不会跳舞？”我说：“不会。你可以教我。”那个时候，社会上正时兴跳交谊舞。灵芝那时候大概天天在学跳舞吧。又过后多少年我学会了跳舞，就想找灵芝跳舞，可再也没见过她……这是后话。眼前我很羡慕那些会跳舞的人。不过我也能跟着舞曲扭动，是跳那种“大摇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手提录音机，开始是那种“半砖头”的单卡机，我也买过一个，是住单身七号楼，那时候我是一个人一个屋子，放音乐，听邓丽君歌曲。我也自己录音，晚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梦，就立刻录了下来，放给韩同峰听，把个韩同峰乐得嘴都合不拢。这“半砖头”后来是给了我弟弟郑德武。是为他学英语，他后来上电校就带着它。“双卡机”我没买过，老大郑德建家里有一台，当时是花一千块钱买的。母亲去世就是用这台录音机放着哀乐。就是毛主席去世时放的那种哀乐，曲调起伏，大伤大悲。我是说，八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刚上班，电建二公司的二明和一厂的张山汉两人是提着个双卡录音机在大同的红旗商场门前跳“大摇摆”当时围观的人有几千人，好不热闹！长发、小胡子、花衬衫、还有时尚的大喇叭腿裤子。——这副打扮，也就是港台歌星当时的样子。
几天学习过去，就各走各的路了。我们是去了九华山，从山脊上走，走过这边，再走那边，看了千年肉身佛，又看老和尚如何念经，我是跟着人家学。还买了三盒佛经唱带，也买了一百零八颗珠子的项链，挂在脖子上照相。
转了九华山又去爬黄山，黄山真个好看，迎宾松在其它山上是见不到的，它是这里独一无二的景致，黄山的云海，也是温柔、而婀娜多姿，你真想扑向她的怀抱，和她同升同降！黄山的石头也是美丽的，丰腴、而充满性感，流线型的外观，让人更容易亲近她。我们在山上又是租了一件棉袄，冻了一个晚上等着看日出，我也没有相机，日出也就那么一会儿，很快就从云层升起，人们欢呼跳跃，“出来啦，出来啦！”有玩相机的，频频按着快门。
“黄山归来不看山。”我算是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确实是。那时，我们学习是给每人发了一个铝制水壶，就是部队上挎的那种。下山我就用这水壶换了一大包茶叶，而杨丛没有，他留着，当宝贝似的留着，不信你现在到他家去找，一准还在。黄山的大叶茶，别人说，喝这种茶就要多放，放大半缸子，那次我照做了，结果是，喝了整整一个晚上一下也没睡着！——这不是害人嘛！
最后是去上海，看外滩，看隍城庙。那次去对上海的印象不是很好，外滩也没什么可转的，只是闻着水有点臭，水面也污浊不堪。“臭上海！”无论你走到那儿都那水都是臭的。立交桥上的上海一百也都转了转，什么东西也不买。晚上我到了旅店睡觉，杨丛却是要出去看“夜上海”，回来说：火树银花、灯火辉煌，绚丽无比！他是带回了十件牛子褂，我看着挺好，想要跟他买一件，他不卖；他要拿回去贩卖！
什么东西也没买，说实话我也不会买东西，再说啦，带的钱也不多，怎么买？一路坐火车卧铺回去，杨丛却是不吃东西，一天一夜啦，也不吃半点东西。第二天到了中午依然在睡觉，在昏昏沉沉，就是不肯吃东西。省钱，怕费钱。“你想把我饿死呀？”我对他说，到了德州，我就下车买了德州扒鸡，再买两瓶啤酒，两人开始往肚里装饭。
到了太原，杨丛为自己去搞些虚假住宿发票拿回来报销，他是瞒着我的，并没有这样告诉我，而是对我说让我看着东西，他去去就来。我呢，也想去趟厕所，可这行李怎么办？我手里拿着登黄山用过的拐杖，正想走，又一回头，看到一个小偷弯腰拿我们的行李，我扑上去照着他的背用拐杖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拐杖打折了。这时已围上一圈人，一个人冲上前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他偷我的包儿。那人就气愤地说：“我最狠这种人了，我的钱包、里边的钱、身份证都让偷了！”说着就往那小偷的脸上抽耳光，“噼噼啪啪”一会儿打了十几个。“别打啦，别打啦！”我喊他住手，他这才停了。接着我就要推他进候车室，要把他交给警察。我推他走了两步，发现不对，我这样进去了，这放在地上的行李怎么办？我就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你是哪儿的？”“林县。”“你多大啦？”我又问，他说是十八岁。我也不知他是山西的“临县”？还是河南的“林县”？反正一定很穷，一定是穷地方的孩子，看着他可怜，我就放了他。我说：“你走吧！”他就快速地离开。我看着他的背影，又有点后悔，是打疼了他！我那时候插队不也就像他么，在火车上也想偷点东西，要不是李文龙看见立马拦着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李文龙打光棍一辈子，也没娶个女人，不到退休就死掉了。他看电视老是从开始骂到结束，而就这样，他依然是天天看，天天骂。他个子不高，是个南方人，喜欢吃大米，常年有胃病，身体精瘦。死时候是把自己省吃俭用三十二万元的存单绑到了胸前，厂里给他买了个棺材，人事科从他的档案里找到了他远在新加坡的亲戚——他的外甥来给他打了砂锅，并拿走了他一辈子的积蓄。
过一会儿杨丛回来了，我跟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他就立马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在，真能把他打死！”
他回来了，这下就好了，我可以去解个手了。到了东边的公共厕所，花了一毛钱，尿了一泡尿。厕所很臭，很不卫生。就这也要花钱小便。
出差回来，我的婚姻大限也走到了尽头。真是墙倒众人推！杨丛到财务报销见到我老婆就没说我好话，而是说，他给老婆买了十几件好看的衣服。这不是瞎说嘛！他买了一堆衣服就是为回来贩卖，我就没见过他给老婆买什么衣服。出趟门儿什么也没给老婆买，当然老婆不高兴，再加上杨丛这么一说，说，他给老婆买了，而我没买，这就更加令人气愤。先前有龚旭那件事，后来又是我插队时的朋友李富贵来我家，喝多了酒，我让他就在我家里睡一会儿（午休），我去上班，等我从单位回来，老婆哭了一个下午，也不知他跟我老婆说了些什么，一定是不好的话，那次老婆就不干了。再加上这次，——这成为压垮我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老婆又回娘家住了，这次是要坚决离婚！我没有阻拦，谁都没有阻拦。她对她父亲说：“人家不待见我！”就有这一条就够了。他父亲也深深感觉到，是自己给女儿找错了对象！“是我瞎了眼！”岳父当着我的面这样说。“跟他离，离了爹再给你找一个！”这时她父亲也鼓励自己的女儿离婚。看来是真得过不下去了，到神头公社法庭提起诉讼，开庭那天他父亲是叫上他的两个儿子，并带了我女儿一道，当时庭长是要先调解调解，可没等他说什么就有人叫了出去，出去很长时间不见回来，我等不耐烦，就先走了。直到年底，我再没去找过她，法庭也就判了离婚。女儿判给她带。房子我是说什么也不能离开，是她后来找杨志又要了一套房子，也是二楼，就在我阴面的对面那栋楼房。家具，她搬走一套，那套组合柜是她父亲给打的，也就让她带走，还有冰箱给她，电视我留着。
在上海，一电厂的小温接到她老婆打来的电话，让他立马到北京。外派学习计算机，一厂两人，二厂两人；一厂有小温，还有个邢五。邢五爱赌，他说他父亲爱赌，他爷爷也爱赌，反正一家要出这么一个货！他的叔叔大爷家没有爱赌的。他是娶了一个很丑的女人，他不待见她，老婆就信了耶稣，两人常常吵架闹离婚，上次离婚没离成，是他老婆又怀孕了，这次他回去是和老婆彻底离了婚。而我说的小温接到老婆电话是连夜投奔过去，结果是两人因为点小事，也就是买东西吧，买与不买的矛盾，就发生了不愉快，回神头俩人到法庭就办了离婚，速度之快，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怪了，俩人好好的，怎么说离就离了？”人们想不通，小温把被褥搬回父母家去住了，父母也不知他们就离了？
一厂、二厂四个人去学习，回来却是三个人都离了婚，“黄三”，爬了一趟“黄山”，回来就“黄了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