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一地鸡毛，空气有香
在如今的人们看来，父辈们的选择也许并不聪明，也许是一种无视自我意识与存在价值的行为。但相比于用“抵制XX，不买XX”来表达爱国情绪的略显肤浅的言行，他们的选择更加动人，也更加厚重，因为他们付出的，正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时光。
大山里住着“”三线人“
小小站台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人已去，山仍存
立春过后总是有倒春寒，小雨一直淅淅沥沥下着，母亲往窗外看了一眼，对即将出门的我和弟弟说，穿雨鞋，莫又像昨天一样，把皮鞋糊得全是泥巴……我遗憾地看了看那双已被母亲打整干净的红色猪皮丁字鞋——这可是母亲出差到某个大城市时专门给我买的，不得不套上了一双黑色的高筒胶皮雨鞋。这个季节，似乎我的伙伴们都穿着这么一双鞋。
雨并不大，我们出门后，一离开母亲的视线，总会迫不及待地收起伞。春雨飘洒在我们的头发上，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暖意，混合着若有若无的花香。
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厂里的幼儿园，然后是灯光球场，厂办公大楼，职工俱乐部，商店，粮站，裁缝店，邮局，从一座据说是清朝就修建的桥上走过，接着是菜场，木工房，汽车队。走过动力科的大铁门，就到了我们的学校。
如果选择走近路的话，我们会不过那座古老的桥，而是直接左拐，从一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穿过，走上一条当地农民自建的河堤。河堤的一边是水位日渐上涨的小河，另一边是开满了金黄油菜花的菜地。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地走着，我背着用一件红色灯芯绒衣服改的书包，那件衣服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弟弟则是一个小的军绿挎包，那是我一个当兵的亲戚送的。走着走着，弟弟和他的一个小伙伴一块跑前边去了。我也遇到了我的好朋友兰兰，今天她的头上扎了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
这是1980年的春天。我十岁，弟弟八岁，我们都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子弟校上学。我们的父母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兵工厂工作。兰兰的父母是工厂建厂时从大城市过来的，听她说那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寒假时她随父母回去了一趟，给我带回来两块大白兔奶糖，很是香甜。
我们都出生在厂里的职工医院，是标准地道的“三线”子弟。
何为“三线”？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那段历史。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国于1964年至1978年间，进行了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体系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主要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工业生产、资源能源、军工制造、交通通讯、科技研发和战略储备体系。
在三线建设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我的父辈们正是“三线大军”的一员。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打起背包，离开繁华的城市，来到这偏僻、隐蔽的大山，在这里扎下根，将自己和下一代的人生定位于此。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他们喝稻田水，住“干打垒”，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建起了这座现代化的工厂，为国家研制生产了大量的功勋级装备。
作为“三线人”的后裔，我们在工厂接受了基本的教育，有的高中毕业后，顶替父母进了工厂工作，成为第二代“三线人”，有的考上大学，离开了大山，去到外面的世界。无论走得多远，我们的血液里始终封印着深深的“三线情结”。这种情结，更多的是对一种美好单纯的生活方式的留恋。
家里离上班的地方很近，步行不超过二十分钟。一层楼十多户，楼道是通的，有的楼还是公用厨房，一家炒菜每家都闻得到香味。下班了都不关门，邻居们互相串门，有电视机的邻居家最热闹，大人孩子都去蹭电视看。
放露天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在当天早早去灯光球场占座，选好位子，用粉笔划一个框，把小板凳放在里面，再写上“有人”两个字，表示这块位置已有主了，其他人都不能占用，这是当时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选座”方式。除了工厂的职工，附近的山民也会下山来看电影，大伙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好像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很有仪式感。
秋天是一年当中气候最好的时候，总是阳光明媚。我和邻居小伙伴们相约着去爬山，山上有很多的松树，有时会碰上觅食的小松鼠，我们一靠近，它就一下窜到树上，很是警觉。我们喜欢坐在山坡上，点燃一堆篝火，看着风吹过树林，看着火车呼啸而过，看着鹅蛋黄一样的夕阳慢慢落下，常常忘记了回家。
冬天总是很阴冷，我的手脚都会长满冻疮，每每跑热后就手脚奇痒，难受得很。偶尔会下雪，只要地上一积雪，学校都会让我们暂停上课，到操场上玩雪。南方的孩子雪见得少，每当此时，我们有的会接住一片雪花，仔细在手掌里观察它的形状；有的堆一个小小的雪人，因为积雪的确不太厚；有的则跑来跑去打雪仗。现在想来，当时的校长是一个多么有浪漫情怀的人啊。
夏天非常炎热，动不动就上了40摄氏度。夜晚很闷热，那时没有空调，电风扇吹出来的是阵阵热风。大人们都在楼道纳凉，小孩子们不怕热，一群一群地玩着“三个字”、“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地震了，正在打牌打得起劲的我们把牌一扔，抱头鼠窜。那天晚上我们是在楼下空地上度过的。爸爸们抽着烟，妈妈们在一块磕着瓜子聊着天，我们在人群里跑来跑去，兴奋得很。大家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也许经常地震，都习惯了。
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非常缺水。缺水的时候，厂里的广播会播出通知，告诉大家这段时间的供水安排，有时一天一次，有时两天一次，有时甚至是一周只供两次水。每次供水时间是一至两个小时。每到这时，人们会在早早准备好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在供水的时间段里装满它们。有时是早上7点供水，而工厂上班时间是8点。这时候人们会早早起床，排队等候在有些生锈的公用水龙头前，接完水后又准时去上班。最难受的是因为持续干旱，工厂水源实在是无法再出水，人们只得四处找水，把两个水桶用扁担一连，去附近的煤矿或是远处的深山里挑水。
除了干旱，每年的洪涝灾害也很让人头疼。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和汽车队。暴雨过后，学校的积水过腰，我们是没办法上学了，倒是很高兴。有附近的山民划着船去学校抓鱼，去菜场出售。汽车队大大小小的车子全部淹在了水里。地势低一些的车间里也进了水，厂里就组织大家义务劳动，清扫工房里的泥巴和积水，为零件除绣，重新油封。
尽管条件那么的艰苦，父辈们依然坚守着，努力工作着。甚至在工厂经营困难，连两、三百块的工资都无法按时支付时，还坚守着岗位，用微薄的积蓄维持着生活，直到工厂度过难关。
在如今的人们看来，父辈们的选择也许并不聪明，也许是一种无视自我意识与存在价值的行为。但相比于用“抵制XX，不买XX”来表达爱国情绪的略显肤浅的言行，他们的选择更加动人，也更加厚重，因为他们付出的，正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时光。
如今，随着国家战略与形势的变化，大多数的三线企业都已经搬出了原址，有的消逝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更多的通过不断的发展、转型、壮大，成为国家的国防中坚、经济支柱。我们的工厂也搬出了大山，在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努力地往前走着。父母那代人早已退休，新一代员工已逐步替代了他们，80后90后成为了企业的大多数。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只是在翻阅厂史时，才会接触这一段历史。随着时光的延续，这段历史已渐渐尘封，“三线”的概念正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只有经历其中的人们才会铭记的独家记忆。
时间的洪流无法阻挡，我们会忘记很多宏大的史篇，无法去追究更多的细枝末节，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三线”的历史。尽管时代赋予了它特殊的烙印，有许多令人伤痛的记忆，但它并不迷惘，始终保持着激情的信仰——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品质。
正如此时，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一隅，我坐在书桌旁，静静敲下这些琐碎的文字，那些单纯的岁月饱含着深情又重现在眼前。正值初春，并没有儿时记忆中的阴雨绵绵，窗外鲜花盛开，阳光明媚，我记忆中的那个“三线”，依旧是那个春天的早上，有着微微潮湿的暖意，空气里飘洒着淡淡的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