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性与爱的断想(上)
一、性之变性
二、由性到爱
三、金色的纽带
四、泰然任之
五、何处是家园
六、自然之途
七、艺术的光芒
八、时光永远
九、大游戏说
一、性之变性
1、性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问题。但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略举二三:人成为了生育机器,为了子孙繁衍终日操劳,或因多子而倍感喜悦,或因无后而忧心忡忡。同时,人也简化成一性欲工具。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性饥饿、性压抑之中,当然也有人虽有性的满足却无性的升华。不过,在这时代更为糟糕的却是爱情的贬值。它表现为爱的缺乏、欺骗和丧失。世界上充满了种种事物和关系,但唯有爱情是贫困的。虽然爱这个字眼也如同钞票一样到处流通,但它不过是在制造一种幻想。人们的海誓山盟已经不起一阵轻风的袭击。
究其原因,无非两点:
其一,对性的无知。人们相信,性是人的自然本能。随着发育的成熟,人便有了性的欲望;一旦男女结合,就理所当然地生儿育女。所以,一般人关于性的知识大都是自己悟出来的,再加上若干粗鄙的经验传承。但性如同人的其它活动一样,不仅只依靠本能,而且还要通过学习。如果我们不深入思考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关于性的一知半解的观念将蒙蔽住性本身的无穷奥妙。
其二,对性的禁忌。它禁止谈论性。为什么性不能谈论?它源于自身的人性对于人自身兽性的压抑,即人们经常谈论的文明对于自然,道德对于本能的限制。禁忌虽然能使人性发扬光大,却并不能使兽性消灭殆尽。这样它可能导致如此危险,使人的兽性和人的人性脱节,形成所谓一方面满口仁义道德,另一方面满腹男盗女娼这种伪善现像。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性的禁忌,而在于揭示性的本性,使人的兽性升华为人性。
2、对性本身的探究首先关涉到性的生物、生理以及心理的维度。但性的问题在其本源上是一个人的问题,即人生在世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他已经是性的产物,而且他还要参与到性关系之中去,并与世界的其它关系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已排除了这样一个伪问题:人是否需要性。性的禁欲主义和性的纵欲主义常常在此问题上绕圈子,貌似针锋相对,实际上却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性,人将不存在,存在了也会进入世界末日;如果人需要性,也不是禁欲和纵欲能所回答得了的。它们走的都是死胡同。
因此,所谓性的真正问题在于:人怎样实现性?性的实现已在历史上显示出了几条道路。
①上述的禁欲主义者,特别是宗教徒把对性的拒绝作为一种成佛悟道、亲近上帝的必要途径。②上述的纵欲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追求在繁多、变化的性行为中获得快乐和幸福。
有的甚至认为,唯有通过性才能走向天堂之门。这两种情况都放弃了家庭,但是都没有普遍性。
性实现的最普遍形式是:③以婚姻建立的家庭。
当然,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家的模式。自从人告别了群婚制之后,所谓的家庭就经历了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虽然现在出现了许多单身贵族,为数众多的公开或秘密的婚外性关系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仍然是目前的主流。这就意味着,性的实现的场所不在别处,就在家里,而且它为法律所保护,为道德所支持。
那么,这无数平凡的家里究竟在干什么?家里在干什么,这也是谁都知道的。
首先,生殖。父生、子生,孙生;父死,子死,孙死。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它在完成一生死轮回。
其次,交媾。人像动物一样有性的本能,但是人却不能像动物那样通过肢体的搏斗而拥有性伴侣、拥有性交的权力。家庭给人的性行为划定了一个界限,即人只能与自身的配偶性交,不能和他人的配偶越轨。同时,在家庭之内,父女和母子以及兄妹之间的乱伦现像也遭到了绝对的禁止。
最后,爱情。对于家庭来说,爱情是否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它只是可能的。这就是说,一个由男女结合所构成的家庭也许会滋生着爱的温情,也许它根本上就与爱绝缘,甚至成为仇恨与罪恶的发源地。
所谓家就是这样包括了生殖、交媾和爱情的三位一体。不过,家与家是不一样的。它或者为了生殖,或者因为交媾,或者由于爱情。这样它就会产生家的幸运和厄运了。
家是性实现的场所。但现在性成为了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家里成了问题。那么,家里出什么事了?
人们惯于家丑不外传。但是实际上性的种种问题都是家里的问题。例如,人成为了生殖机器和性欲工具,这就是人在家里扮演的角色。至于性的苦闷与爱的贫乏更是千家万户的主要病症。如果家不成为爱之家的话,那么它唯一的命运就是家破人亡。这并不是断言砸乱家庭,相反,它只是强调重新思考家的意义,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家。
3、家的这种危机当然导致了这家所构成的性关系的危机。更清楚地说,人们不再在家里实现性,而是在家外实现性。
它最古老的形态就是卖淫。那些寻找妓女的人并不只是那些没有家的人,相反,倒是那些有家的人,而且往往是那些有钱、有闲、有特别道德规范的人乐于玩弄妓女。明清小说如《肉蒲团》之类就是例证。人们与妓女的关系不关涉到生殖和爱情,只是赤裸裸的肉体关系。值得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妓女卖淫这一人类最丑恶、最无耻的勾当至今仍生生不息?究其原因,它源于人的动物性。人与妓女的性行为只是人的一种动物性的行为。如果人只是保持动物性的话,那么不仅卖淫是可能的,而且杀人、放火、抢劫等等都会产生。因此卖淫的消失最终依赖于人将自己从动物提升为人。
不过,自古以来,人一方面拥有一位家中的配偶,另一方面拥有一位或者数位家外的情人似乎是一种时髦。然而,这种婚外的情人关系只是一种性的关系,还是一种爱的关系,实在很难断定。马克思曾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以相互诱奸对方的妻子为荣。但当婚姻不是以爱情为纽带的时候,这种婚外的情人就自然成为了爱情的寄托了。如果歌德没有他的情人,也许他不再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至于曾经流行过的性解放以及当前开放的性关系则把人对于性的观念引向了一个十字路口:
回家还是弃家?但我们首先要追问什么是性解放。性解放要把性从以婚姻为界限的法律和道德解放出来,因此它要抛弃这个家和砸乱这个家。同时,性解放也要把性从各种束缚性的观念解放出来,例如,性不是为了金钱,这样它区别于卖淫;性也不是为了爱情,这样它也区别于那可能包括了爱情的情人关系。性的解放使性回到性行为本身。但什么是这个性行为本身?它只是由人的生物、生理所决定的。因此在性解放中,人充当的只是单一的性伙伴的角色。这样,人的性感、性吸引力,以及性的技术、性的工具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言而喻,性解放的焦点集中于性行为的过程之中。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性器官的刺激和满足以及再刺激再满足便成为了性解放追求的最现实的目的。
显然,性解放在把人变成单一的性角色时,它并没有显示出人的人性的维度,相反,它只是人兽性的维度。这样它虽然把人从家中解放出来,但它却使人行走在荒原之上,与野兽为伍。它没有给人安置一个新家。
性解放无疑出现在一个家危机的时候。因此,如果一个时代虚无主义蔓延,或者一个人精神支柱丧失,那么这种动物性的性行为就成为了人流浪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荒原上的漫游只是行走在无边的深渊之上,它引向的是死亡之途。唯有爱情才是拯救。
4、然而,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爱情贫乏的时代。
当谈到爱时,人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爱”的意义呢?
这里有一典型的对白:
A:你爱我吗?
B:我爱你!
“我爱你”已成为了口头禅。它的意思似乎清楚无疑,然而它在实质上却含糊无比。试问:
① 谁是“我”和“你”?
②怎样才是“爱”?
所谓的“我”和“你”当然是一个具体的人,但人从来都是一个尚未确定的怪物。他包含了多重性,例如,他的肉体、灵魂和精神。所以这里的“我”和“你”可能是肉体性的,即他的本能的欲望;也可能是灵魂性的,即他的感觉和情绪;还可能是精神性的,即他超出肉体和灵魂的限制所显现的自由的本性。当然,一个人也许是这种肉体、灵魂和精神的综合,但也许只是一个不健全的碎片。
至于爱包含着更为暖味的东西。这种性爱不可能是纯粹精神性的柏拉图式的恋爱,它从来都与生殖、尤其是交媾连在一起。不过,令人疑虑的并不在于人为了爱情来交媾,再在于人为了交媾来谈爱情。许多人不是源于爱的渴望,而是源于性欲的冲动,但他羞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性欲,因此他设法用爱情来修饰。这样,爱只是成为了赤裸裸的性欲的遮羞布。如果排除性的因素只谈爱本身的话,那么爱仍然被许多观念所误解和扭曲。爱在本性上只是给予和被给予,它与对他人的恩赐或者相反对他人的剥夺、占有风马牛不相及。但人们惯于以爱的名义实现对所爱的人的占有,如同占有一座房子那样。因此由爱所生出的贪婪、愤怒、报复、仇杀已不足为怪。
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爱情贫困的时代里,关键在于我们要复回到爱情本真的意义上去,让我们听从爱情的召唤。
爱情召唤什么?
爱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爱在开始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却又是一种最温柔、最有情的规则。这就是说,不是由男来规定女,也不是由女来规定男,而是由爱情来规定这相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遵守爱的规则和破坏爱的规则便导致男女的结合或者分离。
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爱情区别于友谊以及其它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志。男女的友谊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爱情则不然。为什么?因为爱情拥有男女的性行为,而性行为是生理的、生物的,因而是自然的。
当然,这种自然不是一般的自然,如同石头、植物一样,它是肉体,是男人如山的体魄和女人如水的情怀。男女的交媾是自然最美妙的馈赠和最神奇的奥妙。
然而,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是人与精神的关系。这又使爱情根本不同于动物的性行为和男女之间的淫乱。它们都只是自然性的,但爱情在本性上却升华为精神性的。精神仿佛光,如同日月一样,它照亮了人的生活,显明了男女的关系,从而也呈现了性的美妙和神奇。
如果没有精神,那么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只是处于黑暗之中,它被本能所驱使并被本能所奴役。但精神给了人的自由,使人意识到了自己从生到死的存在,并在爱情中达到了无上的快乐。爱情精神性的结晶正是哲人的箴言和诗人的歌声。
这样,爱所有的男女关系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精神的聚集。它就是人、自然、精神完满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存在。因此爱敞开中西大智慧所说的“天人合一”、“人神同在”的最后秘密。
爱所建立的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精神的整体,就是人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但所谓人生在世,一方面是人生天地间,另一方面却是人在生死间。人总是走在从摇蓝到坟墓的路上。如果说摇蓝是开端,坟墓是终结的话,那么男女相爱及其婚礼则是其最高的时刻。这个最高的时刻克服了生死轮回,成为了永恒。
所以,对于男女关系来说,其出发点不是生殖,也不是交媾,而是爱情。这就是说,先有爱情,再有交媾,再有繁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才不再是生殖机器和性交工具,而是成为了人性的人,成为了一个爱人和被人爱的人。
也许这都只是幻想、美梦和乌托邦?但它却是爱情对于我们这个无爱世界无声的呼唤。如果我们仍然认为爱情只是幻想、美梦和乌托邦的话,那么这只是证明爱情的贫乏已成为了深重无比的灾难。
诗人里尔克说:
没有认清痛苦,
也没有学会爱情,
死亡对于我们的陌生,
还不曾揭开面纱。
(《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
二、由性到爱
性乃人的根本。
人的根本即人的来源之处,它规定了人生的展开和终结。因此性绝对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的性欲及其满足,并羞涩地回避它。相反,性作为人的根本始终与人的生死相连。人生有什么比生死更为根本呢?中国思想把阴阳视为道的基本原则。一阴一阳谓之道。因此男女之道便成为了天下至道。没有男女之道,便没有生,没有生便没有死。这就没有了一部人类史。
圣经《创世纪》也以神话般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性与生死的关系。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生活在乐园里,他们没有性,也没有死,因而也不会再生。亚当、夏娃的觉醒在于,他们看见了自身和对方的赤身裸体,从而意识到了性及其差异。但随之而来的上帝的惩罚则是:人必然死亡,而且女人必须忍受生殖的痛苦。有了死,便有了生;有了生,也就有了死。
而性正是这生死的相互转换轮回。它是生与死的中介。这正是性作为人之根本的关键性之所在。
因此,性首先便表现为生殖。人是要死的,但这个要死的人却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死而复生。这种生殖似乎是一个自然过程,人的生殖和动物的生殖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种族赖以存在的方式并以一种本能的形态表现出来。不过,生殖过程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社会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主要因素。这种人自身的生产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人是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的增多只有依赖于人自身的不断繁衍和增殖。这样,伴随家族观念的建立和牢固化,生殖又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精神意义。人要把这作为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生殖道德化,并成为一最高的道德律令。例如,中国古代便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个体的神圣使命就是作为种族绵延的中介。每一个人都要为此天命去奋斗。这一道德律令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千古以来的生活准则。所以,我们有亿万人口便不足为怪了。
虽然在人的生殖过程中性欲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但是性欲并没有独立的意义。相反,它只是依附于生殖。因此生殖往往成为性欲的目的和结果。性欲只是这样一个生殖过程中的环节,尽管这个环节常常与生殖并无直接关联。真正的性欲及其满足是与生殖绝对分离的。即性行为不再作为生殖的中介,而是作为性欲本身。这样性欲及其满足便以自身为目的。这时性便表现为纯粹的肉体感官快乐。
人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自然奇迹:动物只有在特定的时令才能交配,但成年男女的交媾却不受这种时令的限制。而且动物的交配与生殖完全成为一体,但人的交媾却不断地远离生殖。这种性的肉体的快乐是自然对于人的馈赠。而且随着人自身的不断发展,这一馈赠愈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没有经历男欢女爱的人生只是一个不完满、残缺的人生。因为人在性的交往中,不仅体验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且体验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精神的关系。一个孤独的人和一个处于男女关系中的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不过,这种与生殖分离的性欲及其满足却隐藏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性脱离了生死,并掩盖了生死,因而表现为一种虚幻的自由。这种虚幻的自由一方面是以性欲的满足为唯一目的,这样人与人只扮演着性的角色相互吸引,并且相互交换肉体来实现性的欲望。这就是性解放的实质。性解放固然把性从生殖以及它所形成的家庭以及相关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了,但它却又成为了肉体的奴隶、感官的奴隶。因此性解放乃一诱惑的陷阱。这种虚幻的自由的另一方面只是把性作为一种手段来满足其它目的。例如,女人卖淫,正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获得金钱。男人通过权力、金钱、名声猎色,他越是占有更多的女人,便越是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或者觉得自己更有权力、更有金钱、更有名声。他们在性的快乐中忘掉了生死。这种与生死剥离的性的形式,仍是指向性之外的。
唯有爱情才是性的最高升华。性作为生殖仍走着自然本能的道路,不管它是否从社会的、精神的形态出现。性作为感官的快乐依然表现为自然本能的限制。它们的差异只是在于:人的生殖是实现种族繁殖这一遗传本能,人的性欲及其满足只是生物个体肉体感觉的本能。但是它们与一个自主、自觉、自由的个体毫不相干。
爱的产生是这样一个自主、自觉、自由个体产生的标志。只是有这样一个体,人才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因此他才不再只是成为一个生殖工具和性欲对像,而是成为爱者被爱者,即爱的伴侣。当然,爱并不是对于生殖和性欲的抛弃,相反,生殖和性欲被爱所包含并成为爱的表现。
什么是爱?爱就是给予。因此相爱就是给予与被给予。为什么?个体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了自身的界限及其残缺,他只有在异性中才能使之达到完满。因此异性的存在便是自身渴望和追求的根据。这种渴望和追求从而使人自身超出自身,并在两性的合一中结束不完满,并达到完满。在这实现完满的过程中,每人对于他人而言都是给予者和被给予者。这种给予和被给予是全部身心的,异性不仅渴求精神的沟通,也渴求肉体的交媾,从而成为一体。这个爱的一体是给予与被给予的统一。因此在爱中便开始伟大的生成。男女在此性爱中成为了新人。他们既各自展开自身独特的个性,同时又丰富相互灵肉共生的关系。这样爱作为生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男女相爱而生殖,从而繁衍后代,而在于男女自身在此性爱中生生不息,成为丰富性的个体。爱既揭示了生,同时也揭示了死。因为在爱中,人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身和伴侣的死,但爱则把相爱的每一瞬间都化成了刻骨铭心的永恒。因而它是对于死亡的战胜。这样人便能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人走向死亡的路上仿佛走在还乡的归途。没有什么如爱这般加剧了生与死的尖锐对立,并使之和解。
因此,爱的交合乃生之礼赞与死之挽歌。爱情总是生死恋。
三、金色的纽带
当人孤独的时候,人总是渴望有一伴侣。人生有一知己,足矣!俞伯牙和钟子期知音的故事虽已逾千载,但今天仍能激动人心,使人不禁为之流下热泪。不过,人在赞美之余,又有些惆怅。知音虽贵,然而知音却少。人能向谁发出自身心灵的呼唤呢?谁的呼唤又值得人去呼应呢?这是一缺少友谊的时代。虽然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它恰恰不是友谊的关系。
人不可摆脱的是这样一种自然关系,即由血缘所决定的家庭关系,父子、兄弟等等。它表现为一种上下的顺序,孝悌便是对这种顺序的维持。这种血缘关系也会扩大到国家。君臣、官民实质上是这种父子关系的变相。否则那些只配作百姓子孙的人就不敢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父母官”了。在这自然关系中,个人的位置是已被安排好的。而且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平等的基础。它只有在极为稀少的地方超出了那种广泛的兄弟关系才能滋生出友谊。
社会关系是对自然关系的突破。但社会关系大都由共同的利益所组成并由不同的利益所分割。因此在社会关系中,人们会由于这一利益关系形成结盟或者对手。这里,每个人和他所属群体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因此利益成为了维持人们关系的准则。在现代社会里,它就更直接地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自然关系所曾赞美过的传统美德已被弃之如敝履。它所崇尚的标准只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过,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打破了自然关系中的大家庭和大一统。它意想不到地为由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友谊准备了基础。
只是在形成精神关系时,人才能既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同时又具备了普遍交流的可能。因此它才为友谊提供了真正的土壤。一方面,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同窗为朋,同志为友,志同道合者便结成了友谊。
不过,友谊这个崇高的字眼在现代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践踏,就像人们乱用朋友一词一样。人们说“朋友”尚觉不够,而且还要热切地称为“亲爱的朋友”。这只是人们尚不能区分友谊和非友谊,同时这也表明,友谊仍然是多么的贫乏。
最令人注目的形态是狐朋狗友。联系狐朋狗友的纽带只是个人的欲望。由于个人的欲望相同,于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刺激这一欲望,并且满足这一欲望。例如,酒肉朋友的关系就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具有丰富个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只是作为酒囊饭袋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纽带只是基于个人的欲望,所以这一纽带在根本上是不牢固、不可靠的。个人欲望所引起的冲突将把这一纽带撕裂成碎片。
江湖义气似乎比狐朋狗友的关系高出一筹。这里,不是个人的欲望,而是义气成为了联系的纽带。因为义气,人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而且人们为了义气,敢于两胁插刀,不惜牺牲性命。但是义气不是基于一个普遍必然的原则,而是出于对同伴的效忠。但同伴自身从来不是确定的,他可能行善,也可能作恶。这样就使义气成为了一种十分狭隘、庸俗的尺度。在义气的英雄行为中,我们往往看到那尚未生长的萎缩的个体。由于义气,个体不可能成长到接近普遍必然的精神高度。
真正的友谊只是作为自由个体之间的精神关系。在没有个体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友谊的。这是因为人生活在那种既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人没有对于友谊的渴望。人只有摆脱了这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了独立的个体,友谊才成为了人的追求。而且友谊只能是独立的个体与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否则,这种关系便会倾斜为不平等,它至多能表现为同情和慈悲。但同情和慈悲则意味着一方是给予者,另一方是被给予者。
独立的个体在友谊中并不设立以自己为出发点来建立和他人的关系,形成互为目的和互为手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此都是一种貌似利他而实是利我的自我中心主义。相反,独立的个体在友谊中把自己变成自由的。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从自我本身解放出来,即人与他个人的生存以及这种生存所具有的欲望彻底分离。朋友不是人欲望的对象。这种欲望将会把友谊置于死地。人只有把自我的利益抛诸脑后,人才能投入一种纯粹的友谊之中。
因此,对于友谊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关涉到这个友谊的个人,而是这个友谊所建立的精神关系。这个精神关系才是友谊的核心。因为这种精神关系使友谊有一种惊人的感召力量,将朋友聚集在一起,并使人服从这种关系。是什么使俞伯牙和钟子期相知呢?正是那音乐所达到的高山流水的无上意境。友谊以这种精神关系将人聚集在一起,便将个体的差异化为同一,又在这同一中显示出差异。
这样,友谊就促进了个体精神的丰富发展。人向他的友人不断展示其个人的独特性,但一个独特性与另一个独特性相遇时便会显出自身的不完满。于是友人的独特性就成为了自身独特性丰富发展的源泉。因此友谊在人类精神史上开放出许多奇异的花果。如歌德与席勒的关系使他们写出了歌颂人类尊严和崇高的诗篇。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的感情溶入了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辉煌事业。
友谊的这种精神关系是一金色的纽带。它如精神自身一样天长地久。有谁愿这金色的纽带系住自己纯洁的心灵呢?
四、泰然任之
泰然任之是一种人的生存情形。
何谓泰然?人虚无,宁静,沉着镇定,扎根深厚,且有大勇者的气概。
任谓任之?人听任万物自身的运转,让它们走自己的道路。
泰然任之显示了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因此泰然任之不只是关涉到人的某种心理气质和性格,也不只是人的某种认识、意愿和情感的表达,而是人在其存在之中所达到的最深处和最高点。因此它将人与自身区分的本性充分昭示出来。
当我们说人泰然任之时,我们同时也设定了其对立面,即人不泰然任之。恰恰是这种不泰然任之,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最现实的。
人总是生活在世界之中,那所设定的与世界毫不相关的绝对孤立个体是不存在的,人也不可能逃离和舍弃世界。而且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人生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这个关系是人与世界不可切断的纽带,人和世界都被这个关系所决定。这样,人们所主张的自我中心主义、自我决定一切、自我否定一切只不过是狂人呓语。这个关系就是一张网。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张网只不过是无形的牢笼和束缚,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张网则是伸延出的无限道路。
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什么是物?凡是存在的皆为物。我们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物,有自然之物,有人工之物,有事物,还有人物。因此人自身也是一物。物与物本互不相关,自生自灭,自在自得。但是人一旦出现在世界上,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把万物都聚集在一起。因此关系就是聚集,这个聚集正是世界。人与物在此世界中相互区分并相互依存。人显出人的本性,物也显出物的本性。
但这个人与物共生的世界关系是一个极其容易遮蔽和遗忘的事实。因为人总是表现为“我”,这样人的世界便转化为我的世界。人与物共生的世界也会分化为二。一方面是我,它是主体,另一方面,则是我的世界,它是客体。谁是我?这个我通常是一个没有与自身相区分的我,因此它往往是由无意识所决定的。这样,这个我更多地是我的本我、欲望和它所形成的意志。由此我对世界的关系就成为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是目的,世界是我的手段。但只要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旦确立,目的和手段的角色就会相互置换,目的成为手段,手段成为目的。人在玩一危险的游戏,他有时不知不觉就掘了自己的坟墓。
人奴役物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人因为饥饿去寻找饥饿的对象,人因为性欲去寻找性欲的对象。那些现成的物人们便去利用它,那些非现成的物人们便去加工改造它,那些尚未存在的物人们还要发明创造它。当然还不仅仅如此。人们还要掠夺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战争不过是这种掠夺最残暴的形成。因此人们还要摧毁、消灭那些不合自己意愿与自己为敌的物。不管这个物是自然还是人。
物极必反。物奴役人则成为了这种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如果人就是他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总是对某一物的欲望。但刚好这一所欲之物是无穷无尽的。物在它的被奴役状态却表现为不可奴役,相反,它倒要去奴役人。人被物所奴役不过是一个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事实。
一个人越是占有更多的物,他便越有价值。因此人在世界贬值,物在世界增值。那令人羡慕的不过是百万富翁,那些金银的拥有者。金钱,这一特别的物已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上帝。它的神奇力量使它可以买到一切,不仅洋房汽车,而且还有男女温柔的爱情,甚至权力、名声。
但这种人奴役物与物奴役人并没有给人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灾难。因为欲望无边,所以人对物的追求所形成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便是一无边苦海,人陷于其中,将不可自拔。佛教所讲的贪、嗔、痴乃人生痛苦的根源。但贪、嗔、痴中,贪则是最根本的,所谓嗔怒和痴爱只不过是贪欲的衍生物。这个贪欲设立了以我为目的,物为手段,并且处处去奴役物。这样,物又成为了目的,我又成为了手段,物又处处奴役人。
现代技术决不是解决人与物这种奴役关系的良方。相反,它是这种奴役关系的极端形式。虽然人制造了机器,但人也成为了机器。现代技术在机器的不断更新改造中使手段更加便利、完善,也使目的更加复杂多样。人走路可坐汽车,交谈可用电话,连做爱也有一系列的性技术和工具。但是它有一大限不能超过,即它始终只是在加剧人的欲望和满足人的欲望,此外无他。现代技术正在扩大人与物相互奴役这一危险,并且试图以它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来遮盖这一危险。
这种人与物相互奴役关系的终止只能是人对自己的生存的重新思考,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建立。人必须与自然的欲望相区分,即人不只是他的欲望。但这种区分不意味着消灭欲望,而给生活欲望划定一个界限。人在与这个欲望相区分的时候便确定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它才是自我的本来面目,是一个抛弃了“假我”的“真我”。唯有这个真我才能遇到一个真物。这样物便不再是欲望的对象,成为可吃的东西,可性交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物本身。金子不再成为货币,而是成为了金光灿烂的自然物。由此,人与物才回到了共生共在的真实关系。人看守着万物。
回到人自身和回到物自身给予了人这样一种存在方式:泰然任之。
人不再征服万物,因此人便终断了与物相互奴役的关系。人不再囿于利害,人也不会由于物的占有和物的丧失而惊喜和忧虑。人的自身也是物。它的生与死也不将成为人贪生怕死的根源。于是人敢生敢死,敢爱敢恨。
让万物存在,让自身存在。泰然任之,走的是一条简明的大道。
五、何处是家园
虽然人生天地间,但天地从来不是人现存的安身立命之所。飞鸟筑巢,走兽掘出洞穴,人则在荒原上建起了茅屋。它抵御着严冬的酷寒,也隔离了盛夏的炎热。这茅屋是一界限,使人告别了野兽。界限之外,飞禽走兽仍固守在自然的铁链之中;界限之内,人则开始了人性的生活。他劳作,休息,繁衍着子孙后代。这茅屋就是人的第一个家。
没有家之前,天地是混沌的,黑暗的。家的建立才是真正的开天辟地。它拓展了第一个空间,并且也引发了历史时间的开端。它把天地人给予了区分。但这个家刚好又是这个天地人的聚集。它立于大地之上,处于苍穹之下,给人提供了居住。作为天、地、人的合一是家最根本的意义。
人虽然建设了这个家,但人却从来不是这个家的主宰。人的神圣使命就是这个家的守护者。
守护不仅意味着抵御外在的侵略和保持内在的和平,而且还意味着听从这个家的无声的呼唤。人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家中的人,并同属于天、地、人的统一之中。大地是人的基础,苍天是人的尺度。
正是有了这个家,人才能走出这个家。人走向自然之野,并去建立了一个世界。人与家的这种分离,并不是家的意义的忘却(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慧田哲学”推送),相反是家的意义的显明。因为如果人固守于家中,人与家的关系便成为了一种熟视无睹的事实。只有在人与家乡的分离之中,家才会向人昭示出它那不可切断的命运般的本性。人越是远离家乡,人便越是要亲近家乡。这样游子才会有思乡的痛苦和还乡的欢乐。
人不仅建立了这种现实的家园,人也建立了精神的家园。人在天地间构筑茅屋的时候,他虽然获得了一栖身之处,但他在这安全之中又面临着不安。这是他从天地的混沌觉醒出来的时刻所萌发的。人是谁?他在天地之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时时刻刻感觉到对生命即死亡的畏惧。还有那不知什么时候带来幸运和厄运的鬼神,都是人惶恐的未知领域。
人就像构筑自己的茅屋一样构筑起自己的精神故乡。这个故乡的名字就叫天道和上帝。天道自然,它无所不在,无所无及。它是必然的法则,统摄自然界、人类以至精神自身。“天地君亲师”便是这样一个规则的秩序表。它是人的家,人作为它的守护者就是不断地体认它并服从它,并维持这一规则的永恒和完满。如同天道一样,上帝把人聚集在自身的家里。上帝是给予者,人是被给予者。因此上帝始终是人存在的根据。人对上帝的叛离,是对这个家的出走,那么他就走在深渊之上,等待他的只是死亡。回家则是对上帝的皈依,它升起了永生的希望。
然而这个家是一个大家,它把所有的人都不分差异地聚集在一起。有谁不是天道的产物呢? 又有谁不是上帝的儿女呢?但这个貌似普通的、永恒的家园在它自身的基础之处都慢慢地开始倒塌了,以致人们不得不说“天道衰微”和“上帝死了”。
谁摧毁了人类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家园?个体!天道和上帝作为人的家园是这样一个时代,即抽象的普遍性成为了绝对尺度,个体只是抽象普遍性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但个体终于在这种抽象普遍性中生长出具体的个别性。它就是个体的真实,即他存在的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唯一性。因此个体走出了这个抽象普遍性的家园。人杀死天道和上帝如同儿子杀死他的老子一样。
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人生在世仿佛一异乡人和陌生人。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他已不再是天地的后裔和上帝的子民。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精神的生长使个体意识到那视为普遍尺度的基础和目的的虚无性。于是这便沸扬起虚无主义的迷雾和空虚的生活氛围。
这是精神在抛弃了它原始、简单的自满自足之后激起的渴求:寻找一真正的家园。但我们的时代一直无视并遮蔽这样的渴求,它表现为无限的物质满足和有限的精神升华的矛盾。人被等同于他的肉体的欲望。他陷入了欲望与满足、新的欲望与新的满足的恶性循环之中,精神的渴求不能被人理解,它只是被嘲笑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相信,人只需要物质的消耗,不需要精神的升华。或者,如果人渴求精神的升华的话,那么物质的消耗也能使之补偿。
但物质和精神在此却可能出现尖锐的对立。在物质贫困终止的地方,正是精神贫困开始的时候。一个处于饥寒交迫的男人不会去听音乐,看绘画。但一个拥有豪华别墅、具有教养的女人却可能正在忍受爱的疾病的煎熬。她有了一个美丽的现实家园,但她更需要一个更美丽的精神家园。
人们寻找家园的呼声已越来越高。但它绝对不是返回到天道和上帝那里去,也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家园等待人去居住。不过,人寻找家园的路程又的确是一个返回家园的过程,即返回到人自身的存在。这个返回意味着去发现自己存在的真实。让这个真实成为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学习生存。
但这个还乡的过程必须经历千山万水。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1995年1月 于德国Osnabriick
注:原文标题为《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