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读|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叛乱，都是晚晴地方建立武装的药引子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读书报告

本书为孔飞力聚焦中国晚晴地方政治的又一力作，主要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团练、地方武装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书中大量篇幅分析了19世纪中叶之后出现的各类地方武装类型及其问题，其中重点研究由正统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活动，展示了出晚清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虽然这才是“数洞”书单的第四本书，却已是迄今为止最难啃的书之一。其实，因为记错了书的顺序，我先读完了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下篇推送再详谈）。窃以为对于一个不熟悉清代历史和晚清时期中国南方社会结构的人来说，此短小精悍又夹杂大量文言文的史学研究专著已颇为难啃。

而孔飞力此书的理论性与抽象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叫魂》时的悬疑感和惊喜感失掉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民兵制度”“地方武装与军事化”与“正统名流”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也强化了我对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地方军事武装的认知。

作者再次抛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可能最为难的问题：如何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我认同中国“近代”的划分应来自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内部，而不是某一新出现的外部冲击。

即使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连续两次遭遇了鸦片战争，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或者说名流持续不变的凝聚作用，使传统旧秩序仍能苟延残喘几十年，就像一座屹立千年的大山，内核已开始沦陷，却不会轰然崩塌，要将传统秩序的地基连根拔起，并非朝暮之事。

把白莲教的叛乱活动和太平天国运动对地方民兵制度的影响拎出来，以这两类同样披着宗教外衣（佛教与基督教），实质为农民起义的群体性活动为两大研究案例，使内容上的理论性分析也显得有血有肉了。

白莲教叛乱起源于唐，明代被禁止后，自18世纪中叶再度活跃。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虽非自白莲教叛乱起，但叛乱从一定程度上迫使地方防御制度作出改革，“坚壁清野”的防御措施和“团练”组织可谓应运而生。而这类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与管理制度也成为加强地方监管的行政先例。

之后，作者论述了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之后至太平天国叛乱之前清朝民兵制度的变化。民兵制度兴起的诱因包括两方面：外夷入侵和正统军备力量的不足，这两方面原因都变相推动官僚控制下地方武装模式的兴起与正规化，地方民兵制度最主要部分的团练作为国家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政府与名流绅士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而对太平天国叛乱的阐释，书中则先分析太平军盛衰的军事要素，进而分析了整个传统社会开始崩溃解体的社会动因。作者认为，太平军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与旧的清代制度一样浮于上面，缺乏干练的干部资源，无法实现对农村的切实控制，仍是一场空想的社会运动。乡绅名流，仍是农村的主要掌控者。

湖北黄冈和江西袁州的地方军事化印证了这一点，旧秩序顽强的谋生能力使太平军碰壁。但也正是因为地方军事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被逐渐削弱，地方军事活动此消彼长。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步伐加快，一批新的城市名流崛起，城乡差距逐渐扩大，传统名流也面临解体之势。

此外，本书选取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和刘于浔四人组织的团练活动为样本进行的个案分析，也颇为独到。

举人出身的江忠源组建地方武装的经历，以应对家乡湖南新宁的叛乱为起点，在历经太平天国叛乱后逐渐扩大到其家乡所在的省，进而放大到国家全局层面。胡林翼在贵州担任知府，面对贵州多山环境、苗汉民族矛盾、白莲教秘密活动基地以及行政疆界纠纷等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他效仿戚家军，建立“亲兵”以平叛。

曾国藩的湘军在面对地区自然灾害和饥荒而产生的暴动时，湘军已出现早期军事化特点。但既赞同绅士组建团练、又担心他们对官方影响加深，一直是政府组建地方武装对团练的矛盾态度。曾国藩作为与湖南绅士联系密切的高品级官员，正适合控制团练这种民间武装团体，湘军得以形成并组建武装。刘于浔的“江军”是基于亲属关系结构组建起的南昌团练活动，其首要任务在于保护地方氏族和他们的财产。鉴于刘具备江西绅士的支持，为与其他省名流形成联盟对抗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也将其纳为自己作战的重要伙伴。

不过这两本书让我对“绅士名流”产生了深刻印象。名流的社会影响、正统学术传统和管理公务的伦理观念对国家形态持续的作用有关，使得传统政权不断有重建的可能。

没有官职却在地方社会具有影响力、能操纵地方事务的“士子—绅士”和拥有官职、离乡任职的“官僚—绅士”这构成名流的两大群体，拥有社会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吏集团双重身份，使得官僚和社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损失最小化，而作为整体又能够保证国家度过危机。这正是旧秩序这座大山难以迅速被瓦解的原因。

简而言之，认识了名流和地方军事武装力量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了解了白莲教与太平天国叛乱所映射出的地方武装发展演变态势，也不枉读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