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余光中的《乡愁》，却又没有了

文/溪山木影

我有余光中的《乡愁》，却又没有了

01

余老逝世一月有余，我才回过神来提笔一书。

2006年赴台求学，与同去的小伙伴就期待有机会拜见或听上余老一堂课便觉幸事。未果。想来当年私人赴台并非易事，甚为遗憾。

后来在选修“现代诗”课程时，写了一篇关于余老的作业《一个宿命的望乡牧神》，现在看来也是稚嫩有余，不忍卒读。

记得第一次读余老的诗，是在初二那年。我从姨父家的楼梯间翻出一箱旧书，其中一本“新诗选集”中收录了《乡愁》这首诗。

彼时家庭变故，至亲离去。我和家母奔波辗转亲戚各家，皆对我们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我却始终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心境。

余老的诗洁净了当，意象深刻，直入我心。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我觉得他的愁绪、思念，我懂，泪如雨下。

我把《乡愁》抄写在专用笔记本里，插图画一张邮票。时常独自朗诵。

那年我十三岁。

02

2006年赴台，是我第一次离境。

从海口到香港再到高雄一路飞行，辗转一整天，带着仓促准备的心跳声踏进了宝岛的土地，疲惫却又新奇。

当我骑着小单车穿梭在陌生的街道、人群，奔波在南南北北的校园中如饥似渴的接受艺文的洗礼，旁观电视里台式政客的熙攘循环往复，听着苏打绿的《小情歌》在跨年舞台上唱响，以及亲切的阿嬷用台腔国语卖给我蚵仔煎的时候，儿时的乡愁已被我抛在脑后，竟有一种游吟诗人般的孤独快意。

直到写“现代诗”作业，我认真的研究了余老的生平资料。

不禁感慨：国家不幸诗家幸。

从余老的生平看，他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一个是中日战争，一个是内战。1949年内战转剧，他随母自南京逃往上海，再去厦门，而后随父母迁香港，1950年入台生活。曾三度赴美达五年，二度赴港共十一年，一生几经辗转，几经磨合，几经热爱，对自己曾生活过的地方都付出了真情。

余老一生出版二十一部诗集，十一部散文集，六部评论集，十三种翻译，这对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新诗界来说可算蔚为大观。他也因此被称为当代华人世界的诗坛祭酒、文学重镇。

余老的诗，在艺术修辞技巧方面丰富多变，举凡又声、叠韵、内韵、倒装、顶真、对比、反讽、比喻、象征、拟声、拟人、拟物、双关语、矛盾语、对偶句、待续句，以致各种特殊语气和语势的运用，令人目不暇给。黄庆萱的《修辞学》一书被援引最多的作家是他，实非偶然。

罗青在《从徐志摩到余光中》一书中所言非常中肯：“以数量而言，余光中可谓五四新诗运动以来最多产的诗人之一。与另一位多产诗人臧克家比起来，在量方面而言，可能相去无几；在质方面，余光中的诗显得宽广多变，精妙深微，无论在诗想的构成上或字句的锻炼上，都使人有凝聚、新颖、清鲜之感；这是臧克家所不能企及的。”

03

余老曾自言：“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其诗《当我死时》表达出对大陆母亲式的乡愁。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可以想见，在诗人看来生前漂泊，回归故里无望时，只能热切渴待死后可以魂归故里，安息在长江与黄河母亲的怀抱。此时大陆既是母亲也是文化心理的根。

后来，再细读余老的诗，发现乡愁是一种立体的情感。在台北时他思念大陆，在香港时他眷念台北，在高雄时他回望旺角，在美国时他又心心念念台湾的早餐。这种他乡与故乡的相互缠绕交织，都成为不可分割的乡愁。

对于余老来说，在大陆出生及青年时代的生活经验让他对大陆的情感依赖有如婴儿之于母体，这与他在台湾大半辈子的生活经历交织成一种对二者难以割舍的矛盾与非矛盾的难以言喻的文化心理。而赴美与住港求学教书生活的经历更加增了这种情感与心理的复杂性。

2007年后，余老先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并曾携夫人及女儿回到大陆。霍尔说：文化是一种永远未完成的生产，我们的文化认同反映出共同的历史经验，是断续变动的，一个离开故土的游子返乡，会再经验相似和相异的双重震撼。不知这种双重震撼，余老您可曾感受到！

而我去到台湾，却没有了儿时读余老先生的愁绪和思念。

因为我知道，时间到了就会回家。当下只是时间的间隙，就像风吹过指缝，而我只要暂且享受这自由。

现在偶尔，我还会想念当年赴台求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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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爷的读写训练营 』溪山木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