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地震、灾难、交通事故、性侵、家暴…创伤过后，魔鬼从未离
大多数第一次了解PTSD的人会以为高敏感、社会孤立、闪回和梦魇都是普遍的问题，古老得像山岭一样。事实上，真相完全相反，我们所谓的PTSD的症状和概念都是相对较近的历史产物，它来自于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段时期处在漫长的越战阴影当中，其特征包括社会剧变、信仰危机、性别身份以及思想方式受质疑。琼·迪迪安（Joan Didion）称这段时期为“发热的节奏”。毕竟，7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水门事件（Watergate）、肯特大学惨案（Kent State）、吉姆·琼斯（Jim Jones），也许最重要的是越战的结束。越战这段冲突不仅急剧地改变了美国人看待创伤、老兵社会角色的方式，也改变了美国看待世界的方式。
即使有这些数据让我们把握，试图理解PTSD如何融入更大的历史阶段也是一种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对战争和灾难的反应，就像得克萨斯州的天气一样难以捉摸：持续、善变、急剧。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文化如何影响我们思考创伤的方式，比如说闪回这个症状。一般看法认为其是PTSD的典型症状，而事实上闪回是借用自电影领域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最初是由20世纪早期的电影制作者创造的，用它来描述在一段叙事中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跳跃。闪回如此深入地植入到了公众的想象当中，以至于难以想象没有这个概念的世界。然而在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in London）的研究员们通过挖掘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的战争记录，发现在电影时代之前，参战的老兵当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闪回症状。（内战老兵遭受的痛苦包括被强迫侵入内心的画面，但他们并不将之称为闪回，他们更倾向于将之描述为被死去战友的幽灵、灵魂、恶魔附体。）由于有这种混乱，所以这个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工致幻剂（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LSD）文化中。总之，闪回成为今天对创伤理解的基础成分，其原因就是一些工作团体于1980年直接将PTSD引入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些团体中有一位著名的旧金山精神病学家马蒂·霍洛维兹（Mardi Horowitz），他恰好对应激综合症和致幻剂感兴趣。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创伤”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56年，它曾用来指代某种“伤口或对伤口的治愈”（我们今天在很多大医院了解到的那些花费数百万美元建立的现代创伤研究中心都参考了这个早期的定义）。其实“创伤”在英语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一直保持着这个早期的意义，直到两个世纪后，这个词才第一次表达类似于今天用法的意义，即某种“情绪的紊乱或痛苦”。这种意义转变的催化剂明显就是技术，即铁路。1866年，一位名叫约翰·埃里克逊（John Erichsen）伦敦的外科医生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论神经系统的铁路症候群与其他损伤》（On Railway Spine and Other Injuries of the Nervous System），他在这部著作中以一种典型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描述了火车事故带来的震惊是如何“耗尽受害者的神经能量”，并且将受伤的脊髓比作马蹄形磁铁，认为其磁力被“震动、震撼或震荡”耗尽。
换言之，深受创伤后应激观念所影响的当代，成为一位幸存者的意义、这个我们用来讨论暴力的影响的基础词汇（即一些观念，它们是现代美国媒体的分类，且是理解那些无可争辩的人类状态的基础），事实上甚至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古老，也没有铁路古老。
然而，某些给PTSD带来了历史先例的概念以及对这些创伤性的回应，确实在某种情况下就像创伤记忆自身一样，遭到了长时间的忽略和有意地遗忘。这个事实使得追寻PTSD的过去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假设给各类心理疾病拍个合影，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像个处在画面边缘的古怪小孩儿，他总是跳来跳去，导致相机对他永远失焦，而他的形象总是模糊地混到了周围的人当中：抑郁症、忧郁症、广泛性焦虑症。而作为一个大器晚成者，PTSD在1980年之前的存在似乎经历了一系列混乱，包括变更名称、取消定义、遭到否认以及被完全忽略。直到美国的尼克松时代，PTSD终于在1980年被归类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举个例子，抑郁症在精神病学当中有着清晰而高贵的血统，它可以直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期或西方医学的萌芽时期。相较之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却面庞模糊，在历史的透镜面前踽踽独行，经常只是作为一种有点意思的失常或一件有趣的轶事而存在。这件轶事无法和更大的现象联系起来，比方说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到过的那位雅典士兵，他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Battle of Marathon）中由于恐惧而永久失明，这个案例在几千年来一直被认为太过独特、太过奇特、太远离实际经验，而无法接受更深入的研究。
然而，尽管创伤后应激概念的形式多变，对其的态度和文化主题不定，用以描述的语言闪烁无常，还是有某种不变的主题跨越了历史。接下来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所了解的创伤的历史大多数来自于军事史。战争如潮起潮落，永不休止，带来了一种相应的创伤历史循环、一种社会无知并否认的循环——一段短暂的理解，接着又是另一段无知。子弹一飞，炸弹一炸，有关恐惧对于心灵的影响的知识就能极大地增长一段时间。先前漠不关心的医生们和其他博学的群众们被卷入到了战争的影响中。新的治疗技术出现了。然后枪声一停，有关创伤的知识就与那些惊悚的暴力步调一致，社会继续发展，只留下那些幸存者自生自灭。
打破这个循环，或者至少真正改变了其周期的转变的，就是PTSD于1980年被引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尽管在这本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电话本大小的手册中，对于PTSD的描写只有三页纸、大约一千五百字的篇幅，但西方却开始与创伤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先前精神、伦理、艺术领域所关注的创伤得到了医学的关注，西方医学开始引导幸存者们进入一种现代的交易关系，即医患关系开始期待那些幸存者像患者一样行事：去找医务人员、接受治疗、服用药物，然后获得康复。
遗憾的是，性创伤的受害者却没有这样的循环，这些创伤倘若可以完全在历史中被甄别出来，它们也几乎全部受到社会主张的规定，以至于这些创伤受害者仍旧不为人知，而这种社会主张无疑严重地加深了那些伤害。正如社会学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在2001年的主张：“从来没有书写过强奸的历史。”不仅如此，正如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研究性侵犯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所指出的，对于强奸进行系统性的抹除遍布于人类历史。“不可强奸”并非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的一条，但觊觎邻家妻子并与之通奸却受到禁止。正如她所指出的，这个盲点一直持续到现代：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马克思甚至卡伦·霍尼（Karen Horney）都只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强奸进行了粗略的讨论。
这种知识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女性远比男性更可能成为强奸受害者（91%的强奸受害者是女性），而在历史学家的关注中，女性的挣扎却没有士兵（主要是男性）的挣扎有价值。当然，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让社会认识到，强奸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所教导的更加普遍。总体而言，这种创伤的性别化持续到了今天。尽管强奸是最普遍、最具伤害性的一种创伤形式，大量的PTSD研究都直接转向了战争创伤和老兵。我们所了解的PTSD大多来自于研究人员：PTSD研究当中最大的机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事业部（US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这是一个旨在服务于占优势的男性群体的政府机构。甚至是创伤研究的初学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这种偏见：为了解释创伤后应激的各个方面，我一直不得不依赖于那些带有深深偏见的文本。只要一有可能，我就试图给这些创伤去性别化，去讲述女性老兵和强奸受害者的故事。然而由于为了使得观点清晰，我也被迫陷入了这种令人遗憾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将创伤的历史性别化了很长时间。正是因此，我也祈求读者的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