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井然有序的群体――读《管理百年》笔记(四)

2019-03-12  本文已影响0人  苦读的刘老师

      组织的首创者是艾尔弗雷德•斯隆——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三代管理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组织就是把拙笨而缺乏凝聚力的大众变成协调而相关的整体。首先把最聪明的员工汇聚一起,确定事实,做出集体判断,再利用组织设计出最实质性计划。

      要理解组织概念不的不提一个人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从韦伯开始关注组织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影响。不难看出泰勒、福特等这些管理的先驱们对组织问题的愚钝和沉默。泰勒的逻辑是,完美任务——完美的流程——完美的业绩;福特的逻辑是,与个人强烈愿景直接关联的要素是:生产、成本控制和产品在机械角度的难题。

    韦伯注意到了工业发展的趋势相对本质问题,工厂、工头、和中层管理人员,以及生产规模。韦伯在他《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中还设想组织的未来——官僚体制是工业新世界组织的终极形式。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官僚体制与泰勒和福特的管理逻辑的耦合。官僚体制特点:从人道主义角度讲是丧失人性;从组织角度讲是森严的等级体系;从技术角度讲是追求最高的效率水平。这与福特的管理控制系统极其相似,福特不是一个人在管理企业,他的管理模型建立在不容置疑的忠诚,他强调大规模的组织模式等,层级分明、非人格化、劳动的精准的专业分工、讲求效率等。

      组织发展的极点是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与非人道的、追求极致的效率归宿的循环是死结吗?显然不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被人们学会、掌握就能应用于各种局面,没有人保证能够达到一种结果。各种各样组织追求不同的目标和结果,以及追求这些结果采取的途径差别给人们不同的启示。我们不妨从历史的维度分析,泰勒、福特这些管理的先驱们理论和实践都曾经历过辉煌走向低谷的过程。他们的辉煌属于时代环境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失败说明了他们具有跨越时代的缺憾。

      无论是泰勒思想还是福特的理念,他们普遍忽略工人的动机,为什么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的工厂能一度的提高效率,甚至创造辉煌业绩呢?福特的解释是,人的工作从道德上、物质上和社会上拯救了人类。这里的拯救带有宗教的色彩。这种拯救一是经济原因,人们生活上需要工资;另一方面,需要现实的社会交往,更重要精神上的救赎。这是因为,当时马丁•路德金新教理论的影响,这种新教的工作伦理的社会影响是广泛的,工作和宗教、工作和灵魂密不可分的。马丁•路德金(因信称义论)说,“所有人在世上都有使命,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神圣的职责。”这种认识就是一种“天职观”。约翰•加尔文(先定论)又说 ,“克己的工作把人提高到了天赋使命之上,工作是人为上帝之选的唯一标志。”当时没有人质疑工作性质,泰勒和福特等人就是利用人们对工作性质理解,才有了顺从劳动力由其调教。工人们的思维就是,既然工作是救赎,就按照别人的吩咐与指令行事就很自然的了。他们的效率至上的管理理念,把效率摆在了伦理道德之前,缺乏对人的信任,更缺乏对个人价值和才智的尊重的理念有制约他们的发展。

      在分析组织的终极状态,我们研究下过程,关注中间状态。列宁把社会主义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组合,苏联用来执行其长期政策和战略计划的集中计划体制——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ian),就是改良后的组织管理的最佳状态。

      善于用组织管理的代表人物就是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作为通用汽车的三代管理的进化,取代了靠个人的天赋的独裁者的管理,创造一支高度专业化、冷静、精明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客观、开放、不带有个人色彩,收集处理海量的数据,合理整合资源,进行科学地决策。

    如果说“亨利•福特完成管理的底层改造,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则完成它的上层改造,他把管理变成了一套高效、可靠、如同机械般的流程。”《经济学人》评价。斯隆研究组织成果不仅仅时培养了职业经理人,他还确立了分权经营和集中政策控制相结合的组织模式。这种分权经营和集中政策控制的结合,避免产品的单一性,避免自己的品牌在同一市场的角逐。通用汽车公司组织形成了稳固的形态。公司的事业部各负其责的商业运作。它们各有不同的工程、生产销售部门,但整体政策和财务方面受总部监管。经营单位为半自治,要在各自的领域里维持市场的份额,实现盈利。其中零部件事业部产品除了满足本公司的之外,也向外部企业销售。

    斯隆的组织模式赋予了事业单元前所未有的责任,衍生出品牌管理的概念。多事业部帮助公司扩大规模、走多元化道路,跳出开初的功能性组织限制;多事业部造就了大型组织分权化的趋势;多事业部解放公司的高管,给了他们时间和空间,以便于他们长时期关注规划和评估。

    读到这里,让我想到学校组织的升级。伴随着当前国家以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学校组织管理由单一中心的传统管理向多中心的公共治理的转型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多中心治理是对传统的“中心—边缘”管理模式的单一主体性、工具理性思维、效率主义等的全面反思,它强调学校治理过程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民主共治的过程。

    为建构这种多元共享、相互制衡的权力机制,需要学校组织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及制度体系(除了传统的学代会、教代会之外,学校还应设置所有教师和学生均可参加的“学生监督委员会”“听证会”“申诉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及相应的制度),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对管理决策展开监督、听证以及申诉,从而更好地保障和捍卫自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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