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和奥威尔的1936年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众多国际势力卷入其中。

意识形态偏左的共和政府，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左翼信徒的支持。当时左翼是新潮，是未来，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理想。从四面八方赶到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人数突破了三万人。

两位远隔大洋的名人，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也在其中。

海明威一生心系西班牙。他为斗牛着迷，喜欢泡西班牙的酒馆，没事就去乡村垂钓，为买画家米罗的画，决心借遍每一个朋友。内战爆发前的十年，他几乎年年去西班牙，尽情享受、把酒言欢。内战这么大的事，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海明威，不可能置身事外。

在内战期间，海明威三次奔赴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和美国之间来回，为左翼部队摇旗呐喊，在美国各地演讲，为西班牙募捐。

由于海明威的声望，他在马德里期间一直享有特权，当局给他配车，予他完全的自由。因此，海明威有机会见到各式各样的人。当时所谓的“左翼”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各种团体、派别都夹杂其中。在意识形态上有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派、马克思原旨的托洛茨基派、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势力上有苏联、美国、法国等等。西班牙共和政府主要靠苏联援助，海明威又是苏联人最推崇的外国作家，他在后方极受欢迎，人人都愿意与他喝酒，人人都愿意找他对谈。

正是通过在第一线目睹的种种、在和不同派别的交往中，海明威构思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男主角罗伯特-乔丹在小说中的经历处处都是海明威在现实中的折射。女主角玛丽亚，则让人联系到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他俩正是在西班牙内战中相爱并结合的。这也招致了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保琳有名的抱怨：“西班牙的悲剧不仅为那个国家无数人带去痛苦，也让我这个美国的妻子失去了婚姻。”

《丧钟为谁而鸣》里的游击队长巴布洛，似乎反应出海明威眼中左翼人士的矛盾：嘴上喊着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却在行事时考虑自己现实的利益。

海明威自己是这样说的：当共产主义者是战士时，让人喜爱；当他们说教时，让人讨厌。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慷慨的战士，给他提供了车和汽油，让他得以去前线采访。其余的，他不管，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海明威自诩非左非右，无缘政治，他笔下的西班牙内战故事是热血、战争和死亡，读之血脉贲张。乔治-奥威尔的西班牙故事则完全不同。

乔治-奥威尔同情下层民众，很早就显现出左翼的倾向。和海明威一样，乔治-奥威尔也是怀着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意愿前来支持共和政府的。他后来作为战斗部队的一员冲上前线，还曾颈部中弹，差点死在当场。只是，乔治-奥威尔当时的知名度无法与海明威相比，作为国际志愿者中普通的一员，他阴差阳错被归为“托茨基派”，成了内部清洗的对象。

刚到西班牙时，乔治-奥威尔面对的是一片工农兵革命的海洋。处处刷着铿锵的标语，人人穿着集体化服装。大街上响着革命口号，广播里放着红色歌曲。深受触动的乔治-奥威尔，不由庆幸自己来到了革命圣地。

这种喜悦很快就被震惊和困惑取代了。前线炮声隆隆，敌人近在咫尺，后方却在每天内斗。就在奥威尔到巴塞罗那之前，以清除叛徒之名，共和政府将一个监狱的三千名政治犯全部处决。谁都知道，所谓“政治犯”完全没有证据，也没有章法，只需莫名其妙的举报和捕风捉影的猜测。在抓捕最疯狂的时候，当局官员不得不亲自到监狱去“捞人”，却无法阻止下面各个派别这种日复一日的互相陷害。

据说，当时斯大林亲自指示，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党内异端分子。众多政治警察、秘密特务、军事指导员从苏联到达西班牙，领导和参与一次次的内部清洗。奥威尔夫妇差点就成为牺牲品，在搜捕和巷战中九死一生。

在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他不无苦涩地写道，“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八千到一万名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支持反法西斯的外国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国籍和生计，却被认定为是受雇于人的叛徒。”

后来，乔治-奥威尔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动物农庄》和《1984》，读之掩卷深思。在那个共产主义思想如火如荼的年代，奥威尔的亲身经历让他洞悉了表象下的本质。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虽是存在于同一时代的英语作家，我没有找到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对彼此的评价。同样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们在地点和经历上，似乎并没有交集。都是见识过人的知识分子，都是立志描写战争真相的良心记者，都是共和政府的支持者，他们眼中的内战截然不同。

我想，假如他们坐下来交谈，多半不欢而散，互相认为对方肤浅、极端、只看表象。

海明威曾与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交好。多斯-帕索斯写过《美国》三部曲，在政治上左倾，同样热爱西班牙，也在内战时到过西班牙。只是，多斯-帕索斯深信苏联人不可信任，加上他的好友一位前苏联情报员在内部清洗时被枪毙,多斯-帕索斯悲愤交集地离开了马德里。海明威因此大发雷霆，觉得多斯-帕索斯小题大做。后来，多斯-帕索斯出现了和乔治-奥威尔类似的思想转变，海明威认为多斯-帕索斯对共产党的“叛变”是受了收买。

海明威大概也会这样看奥威尔。

今日回看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共产党的残忍和弗朗哥的残忍互相呼应。奥威尔的《1984》固然是寓言，海明威的《国际纵队》也不失写实。奥威尔觉得内斗是失败的原因，海明威觉得内斗只是战争的一面。奥威尔在共产国际看到了疯狂，海明威却看到了理想。他们的观点和他们所经历的息息相关，而某一段时空中发生的一切，谁又能完全经历到呢？都是碎片罢了。

没有同理心是很难去理解他人的，可是只有同理心也会造成误解。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的动机，成功率大约一半而已，因为太符合“自己的逻辑”，总给人“一定是这样”的错觉。过于坚信自己的判断，甚至到了无法看到别种可能的地步。

人无法看到视线之外的地方。就算能穿上别人的鞋子，由于脚的尺码不同，感受大概也不一样。历史，归根结底是现实在我们心中的投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