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今读思

一、5:15起床

回老家上坟。

二、继续读史景迁《曹寅与康熙》（218-314  全部完成）

在康熙朝，各省官员与京官就行政问题以“本章”向皇帝奏报，而 “本章”主要是通过通政司或内阁递呈；本章在进呈皇帝阅览之前，其内容已经摘简，格式也经过检核。不论是攸关公共事务( “题本”），或是事涉个人( “奏本”），本章多是通过这些管道。这样的制度要让事情秘而不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康熙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奏折直接进呈至宫中，仅有皇帝一人亲览。

雍正则进一步扩大奏折这种保密措施，并予以制度化。他使得这种君臣之间快速且保密的沟通制度有效运作，而这套制度被认为是雍正臻至“极权主义新阶段”的首要工具。不过，奏折制度在康熙朝的运作还是属私人性质，充满弹性。现今所知，最早运用奏折制度的两个人，就是身为包衣的织造曹寅和李煦。

进呈内容包括有关重臣的奏折，另有奏报不寻常和令人恐慌的事件以及暴力骚乱。

曹寅于1712年身故，李煦继续进呈密折，直到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为止。

曹寅和李煦所从事的密折工作，本是康熙皇帝治理手段的一环。他们的传信、他们的奏折，一样都是他个人统治不可或缺的要素；康熙为了查核常规的官僚体系，需要纯属私人的消息来源。基于这点考虑，他擢用的这两人兼满、汉色彩，同时具备包衣、文人角色，其知识、背景横跨这两种文化，在经济和政治史家眼里，曹寅和李煦的时间大都耗在琐事上！不过，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或政治上。他们处理的问题却并非琐事。事实上，正是这种细节的精准程度，让皇帝不断催逼更多消息，亲自阅览、亲自批示。每石米价两钱上下的浮动，强贼在各省界的啸聚，身体违和的大学士，粮船离开扬州的时间——这都不是琐事，而康熙知道，掌握这类事情的准确情报乃是完善治理必备条件之一。因为两钱的浮动，就是安居乐业与民不聊生的落差，强贼可能揭橥明旗，大学士见闻广博，粮船则攸关税收。

在曹寅曲折的生涯中，作为耳目的这短短几年，或许是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他与天子的接触直接且非常私人。康熙皇帝的手法纯熟，总能让他随性提问，得到直白的呼应，同时化解皇帝与臣子关系中的敬畏之情和距离感。如果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手法，那他确实是个睿智的统治者。曹寅可能感受到的是应人所托，而不是屈从于胁迫，结果则是报以更诚挚的回应、更真心的效忠。

曹家在1728年的失势是一个缓缓而至的过程。曹寅于1712年骤逝，曹家并未就此崩颓。曹家虽然负债累累，并因盐务上的亏空，而招非难，但曹寅的身故却使得皇帝格外眷顾曹家。康熙想要证明他们之间的君臣之义并不容易；但是康熙对曹寅的种种作为，他的轸恤劝告，派遣特使赐给稀珍药材奎宁以治疗曹寅的疟疾，他对曹寅的挂念，这一切都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曹寅于1712年8月24日身故，曹家随即陷入绝境。曹家累积了数以万计的债务，又无任何官位。曹寅的母亲孙氏，以康熙皇帝幼年的保姆而受优宠，但也于1706年辞世，享寿74岁。曹寅的独子曹连生(后更名为曹颙）此时19岁；他曾在京城里做过一阵包衣，然后康熙恩准他回江宁陪伴父亲。但他没有行政经验，前途必然暗淡。

曹寅死时招认32万两白银的亏空，坦言无力偿还，其中9万两是江宁织造的亏空， 23万两是盐差的亏空。

后经李煦举荐，曹颙得以继父职，任江宁织造。

不幸的是，1714年21岁的曹颙在北京猝逝。

康熙皇帝再此私下伸手救曹家。1715年2月，谕令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给曹寅当儿子，并承袭嗣父官职。于是，曹頫成为曹家第四位署理江宁织造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