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货和饭桶

饭桶这个称谓，古来有之，而吃货这个词，却是今人造出来的。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家庭生活，一直被饭桶困扰着，现在终于得以吃货取代之，顿时觉得人生境界得以大幅提升。

我饭量之大，素来有之，即便是在缺衣少食的年月，我的饭量也是一如既往的大，那时候我和外公外婆，小阿姨，以及两个舅舅住在一起，外公是臭老九，外婆是裁缝，小阿姨什么也不是，但是什么都会做。两个舅舅一个上师范，一个上大学，之所以讲得这么清楚，主要是大家看看这个人口结构，在80年代，家里的粮食肯定得告急啊。

我就在这个粮食紧张的六口之家，练就了大胃王这一特殊功能。在我的印象中，外婆从来没有阻止过我盛饭，不但不阻止，还经常从外公，小阿姨和他自己碗里挑饭给我。没文化的外婆，以为让我吃饱了，就能长得人高马大的，出门也少人敢欺侮，也不看看我是个什么品种？矮冬青无论你给它施什么肥，它也不可能长得像杨柳那么婀娜。

先考出去的是大舅，考到了上海农业大学，后来小舅也考到了中等师范学校，这两个人吃饭速度极快，而且不挑菜，是我抢饭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走了，去吃所谓的商品粮了，结果集体就把土地给划走了。大舅到了上海，用上了饭票买商品粮是没错，小舅的师范学校还是食堂自己蒸饭的，每个周末都拿个布袋回来装米，这么一来家里的人均口粮反而少了，在饭桌上我经常被问的一句话是“宝，吃饱了吗？”只要我说还没饱，这时候大家就按兵不动，只要我说吃饱了，然后灶间就会传来锅铲和锅的摩擦的声音。前几年国家倡导的光盘行动，我们家几十年前就实现了。

有一天放学我看见外公站在田头抽烟，有些愁眉不展，耕地越来越少，我的胃口越来越大，万一犯个病虫害或者风不调雨不顺，粮食就供不上了，在两个舅舅的自留地划出之后，外公去稻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是用来鼓舞士气的，如果拔苗助长有用的话，我想外公一定很乐意尝试的。

有一次爸爸的两个朋友来我们家，带来我爸爸妈妈的一些口信，然后外婆就留他们吃饭，还喝了点酒，那气氛就像过节似的，谁知道到了晚上人刚走，外婆就说了一句：“亚平这两个什么朋友，饭量可真大，高的盛了3次饭，胖的盛了4吃饭。”外公也接腔道，“饿死鬼超生呗。”这话被还没睡着的我听到了，心想，真是两个小气鬼。

后来小阿姨也出嫁了，嫁给本村一个杀猪的，家里失去了一个干活好手，这时候村里搞活经济，外公也腾了一块地种经济作物“茉莉花”，摘了花蕾卖给十里丰茶厂，但是地越来越少了，一旦欠收，连交公粮都成了问题，外婆开始挑着缝纫机出工，这样就可以吃别人家的大米了，还跟雇主商量用大米抵工钱（那时候粮食是不能自由买卖的），尽管如此，他们每天都会问我“宝，吃饱了吗？”只是本来热闹的六口之家，只剩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三个人。

在那个年代，吃的蔬菜是无公害的，猪肉都是土猪，野味都是真正的野味，唯有粮食是个无解的谜题，以前常说的看天吃饭，指的主要是口粮。我的自留地在老家，但是粮食却是吃外婆家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我胃给撑大了。让我成了一个饭桶，但是外婆永远都叫我“宝”。直到我工作了，成家了，终于有人叫我饭桶了。这几年，随着年纪渐长，或许是出于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也有人客气地尊称我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