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月

我看到一本《南风窗》，是2017年6月份的，封面文章是“高考40年”。上面有一句话：40年过去了高考对于时代和年轻人的意义从未褪色。

在打开这本杂志之前，我想起了我大一时候买来但始终没有翻开过的一本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

大一时接触到纪实性文学，很是买了一些，比如那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这本关于切尔诺贝利的纪实性的书我在某一节选修课上看完了，一边看一边哭，那时候还没有接触简书，也没有把读后感写下来，只是把那种震撼的感觉分享在朋友圈。

纪实性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因为基本上是作者记录下的被访者的口述，所以文字很朴实，但是内容很丰富而让人感同身受。故事是第一人称的故事，所有的灾难和痛苦从口中落到纸上再通过我的眼睛传到我的脑海，感官是迟钝的，文字里的疼痛传到我之后是闷闷的钝痛，似乎是对读者的一种保护。

我大概是天生要做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的，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同感和共鸣的人。但凡读故事，总是很有代入感，仿佛我就是其中一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翻开《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一个原因。我不敢。那个年月一直牵动我的神经，只要一提起，心里就会一抽一抽地痛，五千年的文明，全社会的精英，全部毁去只要十年。我怕会看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那样茫然无奈而又字字泣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祖国，那个最叫我痛心疾首的年月，我不知道我脆弱的心灵是否承受得住。

不知怎么的，这次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在看这本《南风窗》之前先看一下《一百个人的十年》。我想先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年月的轮廓，也许就能更深刻地领会到恢复高考对那个年代人们的重要意义——那是绝望的黑暗中突然出现的一星微光，叫人终于有勇气继续在这苦难的世界里彳亍。

但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我只看了两篇就急忙关上了书。有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我们都在欢呼和赞颂1977年恢复高考给人带来的新生的希望，却忘记了去想一想1966年考上大学的的人的绝望。第二篇故事里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女人就是在1966年5月考上的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多难考，需要多少心血和坚持，知道自己考上了研究生，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然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你知道那种从天堂掉进地狱的感觉吗？从那以后这个女人就觉得世间之大再无她的容身之处。她的初恋和丈夫——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跳楼自杀了；她自己被分配到一所学校教书，却因为前夫的原因被批斗；于是她又开始逃，从北京，到山西，又到上海，又到南通，总之就是全国各地地走；没有人能够收留她，因为这场运动席卷了全国；最后她又回去教书，被分配到更偏僻落后的地方，险些被威胁嫁给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所幸她遇到的好人比较多，最终经人介绍嫁给一个下放的大学生。她的前夫在文革之后平反了，举行了正正经经的葬礼，她没有去吊唁。一场崇拜毁灭了，灵魂犹如烧透的灰，一点火星也不会冒出来。

她本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一切都没有了。如果一切正常，她应该是大城市里光鲜亮丽的知识分子，骄傲，时髦，即使上了年纪也保养得当。但是现在她是满心伤痕，形容憔悴，市井中最平凡的妇人，为了一斤白菜与小贩唇枪舌剑。

那种落差，那种无力感，那种被命运捉弄的苍凉，不知道时间是否抹得平灵魂里的褶皱，不知午夜梦回她是否泪痕斑驳。

故事里没有说恢复高考之后她是不是参加了。一方面我觉得既然她在十年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考上研究生，这一次考上大学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我会想她是不是过得了心里那一关。知识越多越反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日子过得多了，重新回到正轨的时候，心里不会有怀疑吗。

无论如何，文革结束了。那些以为再也回不去的人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那些来自不同城市的夫妻面临天各一方——但毕竟是结束了。我翻开《南风窗》开始看，看到一张1978年清华大学800名新生上课的照片。如果说那十年真的有什么好处的话，大概是大学生比任何时候都要珍惜学习的机会——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命运又把它收回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山下乡的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年轻人。为了让他们吃饱，也为了让他们接地气。那些恢复高考后回到学校的大学生们会比现在象牙塔里的我们更加关注底层人民，更加具有实践精神。但是前提是他们回得去。有多少人最后再也没有回到城里。又有多少人回去之后通过卖菜、骑三轮车挣一口吃的，或者在业绩惨淡的工厂里担心下一个下岗的是自己。

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有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希望永远不会有重现的时候。热血、忠诚、正义竟然和自私、贪婪、愚昧有着相似的破坏力，这不能不使我再次想到胡适那一句“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决策者啊，走一步，想一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