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帝业—蜀汉（006）不如造反
趋利避害是所有物种都具备的基本生存本能，然而当活着本身也成了一种奢侈品时，人生选项便只剩下最后一条：反他娘的！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短短十六个字的口号在诉说着百姓痛苦绝望之情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无比的希望。是啊，只要打碎这该死的苍天，“天下大吉”的美好的生活就该降临了。
于是，公元184年春二月，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在太平道首领张角的指挥下，向着帝国发出了他们的怒吼声。一座座城池被攻破，一个个官吏被杀戮，从黄河北岸到江淮腹地，战火在帝国境内四处蔓延。
这场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反抗运动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根基，更成为帝国灭亡的前兆。因为参与者身上皆裹着黄色的头巾，后人称之为黄巾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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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告急！
颍川告急！
南阳告急！
···
一道道加急奏章从各州郡传来。帝国十四个州部中，至少八个已经陷入动荡之中。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乱局，28岁的汉灵帝刘宏在惊恐之余又异常困惑：区区张角为何能聚集如此庞大的反叛力量？
有人说，正是灵帝本人要为这一切负责。不信？看看这个天下之主都做了什么：
他极为宠信宦官，甚至说出“张常侍是我爸爸，赵常侍是我妈妈”这样荒唐的言论。为此，不惜制造牵连成千上万人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伤透了天下读书人的爱国之心。
他无心朝政，整日里只知道寻欢作乐。在后宫里仿造民间集市建造了各种酒肆商铺，与宫女嫔妃一道大玩cosplay。
常人以能做马车为荣，他却喜爱在宫内乘坐驴车，甚至亲自驾着四匹驴到处溜达，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风尚，首都的居民争相效仿，不亦乐乎。
骑完驴车，他又让人给爱犬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和绶带，打扮成威风凛凛的“狗官”。
···
哈，皇帝生涯真是滋润哪！怪不得连一只石猴都大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只是，对于偌大的帝国来说，这样的皇帝却不蒂于一场灾难。此情此景，连后来被陈寿破口大骂为史上第一残暴的董卓都看不下去了：
——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然而，把一切罪过都归结到皇帝身上尽管不无道理，实则不过是罗列了一些表层上的、看得见的原因，未免过于肤浅。
道理很简单，从秦帝国建立到清政府灭亡的两千多年间，如黄巾起义这般的农民反抗运动数不胜数，其中固然有隋炀帝这样的暴君当道，却也不乏如苦情皇帝崇祯一般勤俭持家的好天子。
因而，这必然包含着更深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运作规律。是什么呢？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帝国经济支柱产业的社会，其最大特点又是以耕地面积“小、散、广”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
尽管不排除一些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存在，然而他们大抵不是一种社会常态，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田地收入往往流入了私人腰包，而不是以赋税形式纳入帝国的财政体系。
自耕农的生活虽然历来被陶渊明一类的文人所歌咏，然而其本身却有无从避免的致命缺陷——抗风险能力差。
在古代不发达的农业耕作技术条件下，人均稀少的耕地面积创造的收入相当有限。在正常的年份里，除去上交国家的税收及日常生活的开支外，每户人家基本不会有太多的粮食剩余。
如此一来，一旦严重的干旱、洪水等自然天灾降临，或者因为战争爆发等原因增加赋税，这些农民便会陷入破产的境地，进而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土地，部分成为地主豪强的奴仆佃客，更多的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
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使得帝国财政随之缩水，因而，增加税率成为维持帝国财政收入的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然而，这又迫使那些在原有局面下，尚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也陷入破产境地。
一个恶性循环就此产生并不断发酵。
流民越来越多，局面越来越趋于失控，帝国就如同坐落在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之上，只等最终时刻的到来。
就这样，两千年来，统一与分裂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屡次重演，“一治一乱”的循环播放模式化身帝国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
此刻，刘宏正直面这一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