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祁厅长这样有魅力？

——本文约2656个字，阅读需4分钟
昨天就想记录一下对祁厅长的看法，但是看见很多人都在写，于是想先看看别人的想法，今天则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祁同伟，我愿意叫他祁厅长，因为这部剧里没有出现祁同伟本人，如果他不是省公安厅厅长，这个角色是不成立的。
他死了，有人说这剧应该停在他死的那一刻，我只能说有道理，但是不可能，否则这个剧就不完整了，连开放式结尾都算不上。
但必须承认，祁厅长这个角色是有魅力的。
对于祁厅长的魅力，《环球时报》和《南方都市报》还有各自的论述。
《环球时报》在《不应当对〈人民的名义〉做过度引申 》一文中表达的看法是：

他的奋斗史再贴近草根，再令人唏嘘，社会舆论最终对他的否定也应是绝对的。就像从新闻中听到一个出身寒门的贪官，舆论决不会同情他一样。电视剧把这样一个贪官展开了，对他的同情马上就发酵了，这不是编剧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影视剧还整体上驾驭不了“真实的贪官”。

而《南方都市报》在《为祁同伟落泪并非三观不正》则是这样表述的：

遭遇不公对待者不是少数，把遭遇不公者的遭遇集中起来，可能就构成了祁同伟的“上半场”，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一旦有了这种情感联结，表面看是在为祁同伟落泪，其实某种意义上眼泪也是为自己而掉。

上述两种观点，看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是从不同层面来讨论问题，然而中国媒体往往把很多问题掺杂在一起讨论，进而让人难以在“过度引申”和“并非三观不正”间有所模糊。
而我的看法是，祁厅长表达的是社会平民子弟对阶层固化以及由之带来的不同平的愤怒。当然，如果从法制层面看，《环球时报》的逻辑无疑是成立的，就算一个人遭遇什么不公，法治社会会要求他按照既有的逻辑和程序来行动，而祁厅长早年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并不能为他后来的腐败行为免责。
换个角度说，并不是有过不公正待遇的人都变成了腐败分子，而腐败分子也并不是都由这个渠道而来，这种因果之间本身就缺乏必然联系。
但是如果从现实的层面看，祁厅长的遭遇是很多社会平民百姓所焦虑的：因为社会阶层固化不同带来的不公。
当祁厅长还是祁同伟的时候，他本来是个有才华的青年，英俊、学业出色、能力超群、拥有美好的爱情，唯一缺失的是一个足够强硬的背景。

但是当被人搞大肚子又遭抛弃的梁璐出现时，祁同伟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事业遭遇无法逾越的阻碍，爱情也被打成粉碎，甚至连做人的尊严也在他向梁璐那一跪中被剥夺干净。
这种焦虑，在一个阶层固化且高阶层可以碾压低阶层的社会，是非常正常的感受。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自己受到上一个阶层的欺压，而往往这种欺压你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比如祁同伟就没有对抗梁璐父亲的能力，于是只能向梁璐屈膝。
当然，有人说这是不是也有爱情成分，我觉得没有，不过我并不是写情感专栏的，这个问题还是去问那些情感专家吧。不过上述分析，其实有个基本的前提被忽略了，那就是祁厅长是个艺术形象，而不是真人。
于是讨论一个真人是否能被社会接受和同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从艺术形象上看，负面角色被大众所喜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且也不代表大众就认可他的行为。
我对表演艺术没什么发言权，不过我认为祁厅长的扮演者许亚军在这件事上功不可没，应该说他的演绎是秒杀陆毅的。

这或许跟人物设定有关，但很显然陆毅只能做到完成任务，而不能做到出彩。而许亚军的表演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然，祁厅长的人物设定本身就符合古典的悲剧人物的特征，这才是这个艺术想象魅力的根源。
在最早的古希腊悲剧盛行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
而实际上从悲剧的源头，就有很多的角色行为并不能为社会接受。
比如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就创造了著名的“俄狄浦斯”的艺术形象，这个被命运嘲弄的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不论哪个时代看这都是不可能被社会接受的，但并不妨碍这个艺术形象的不朽。

再比如欧里庇得斯创造的“美狄亚 ”形象，不但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而后又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可以说是狠毒至极，但是她仍然是这个不朽悲剧的主角。
而祁厅长，我个人认为其实恰恰符合了悲剧人物应有的特征：受到命运的嘲弄，但是却试图向命运报复，最终失败。
当祁厅长还是祁同伟的时候，他何尝不是一个充满阳光、正能量的人物，但是当命运被权力改变，他从祁同伟变成了祁厅长，变成了对权力的征伐者。而他的选择并不是成为遏制腐败的战士，反而是利用腐败让曾经的权力臣服在自己脚下，试图用这种方式“胜天半子”。

天就是命运，天也是权力，他要战胜命运和权力，为此付出一切。
于是，直到临死前，他都要对象征秩序维护者的侯亮平大喊：没有人能审判我，老天爷也不行！
他不仅仅是对侯亮平在喊，他同样是对权力在喊，对天在喊。可能有人会疑惑，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这从三个层面看都有意义。
从法治层面看，当然是反例警示作用，告诉某些心中不平，觉得想要“找平衡”的干部不要越雷池。
从艺术想象层面看，祁厅长的人物是整部戏里最真实最丰满的，甚至超越了侯亮平，后者反而成为了这部剧集中的人肉道具，有点类似于《水浒》里的王进、《西游记》里的巨灵神，起作用无非是引出其他角色，再无审美魅力可言。
但我个人理解，或许周梅森先生最想表达的，是在现实层面的意义：如果正常的权力运行秩序不能维持，如果正常阶层流动无法实现，如果阶层之间的碾压依旧存在，那么就会有祁厅长这样的人出现。
从表面上看，祁厅长没有背景，需要仰仗权力的眷顾才能生存，甚至要不顾廉耻地哭坟来博得权力的欢心。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祁厅长这样的人是可以“舍身”的，他能够为了征服权力不计代价，于是牵制他的权力反而会被他牵制，固化的阶层会被他攻入并背叛，曾经的碾压会让他反戈一击。

当然，如果仅从结果看，祁厅长身败名裂、横尸郊野，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
但是从过程看，他迎娶了坑害自己的女人，甩给对方一个悲惨的人生；他征服了碾压自己的权力，险些实现副省长的梦想；他同样获得了名誉、金钱、财富，甚至还有高小琴的爱情。于是这个过程里他已经赢得很多，赢到足以让侯亮平为不能生擒他扼腕了。
那么如何避免下一个祁厅长的出现？答案似乎在反腐败，但有不全在反腐败。
我想这正是周梅森试图告诉我们的：只有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构建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给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正常的上升管道，才能让整个权力运行机制本身保持稳定和安全，从而让整个干部体系得以健康地运转，让整个社会也可以正常运转。
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过度引申。希望不是吧。
作者：梁千里
原创文章转载需注明出处，请在后台留言联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