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伤小民易如反掌，重塑公信难于登天
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这是唐代名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里面的几句话。唐太宗非常重视这本上疏，还书面答复说“省频抗表，诚极忠款，批览忘倦，每达宵分”，又说“朕将虚襟静志，敬伫佳音”。
信奉“垂拱而治”的魏征给唐太宗圈粉不少，他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治国要有信，所谓民无信不立。不惧触怒龙颜，他在《贞观政要》中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论述。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令免除关中租税和徭役，百姓听了欢愉雀跃。不久，唐太宗又下令“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即已经开始服徭役、纳租税的，继续进行，等到明年一起折算。
魏征劝谏唐太宗说：“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
意思就是说，朝令夕改会让百姓们生疑，对天下失信。就算国家非常危急，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如今国家安如泰山，却做出这样的事。虽然在财富利益上能有点好处，但在道德仁义上却大受损失。
在唐代，租税和徭役本就是百姓的义务，不能拒绝。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是想征就征，想免就免，何况太宗这次也只是把期限往后推迟了一些而已，并不算完全言而无信。那为什么魏征还要冒死进谏呢？是因为魏征真的有主角光环不会死吗？恐怕不是。
在“人治”社会中，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依赖于君主的个人能力。君主贤明或昏庸，效果天差地别。但明晓统治艺术，又有大智大慧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即便有也不容易掌握最高权威。况且，由人来统治，好比“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这种兽性的支配下，也有滥用职权、敛赃贪墨之虞。权力越大，危害后果可能也就越严重。
唐朝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不是民主政体，但政府与百姓的权力对比在千百年来却没有实质变化。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在力量上，作为个体的公民与政府相比弱小得不值一哂。一旦政府权力滥用，公民往往没有招架之力。权力越是集中，公民就越难抵抗。而求生欲又是人类的基本欲求，面对失去自由甚至死亡的威胁，公民的监督当然要苛刻。
放任的公权力要想对付一介草民，那是易如反掌的。不过，无论掩藏得多巧妙、看上去多合理，只要存在嫌疑，就会丧失道义上的支持和优势。
一旦政府显示出不肯接受道义束缚的苗头，桀骜不驯且一意孤行，百姓就难以信任政府及其政策，这将导致多方面的负面后果，这是魏征作为忠臣所不愿意看到的，幸好太宗贤明，虚怀纳谏，否则，灿烂的贞观盛世是否能出现还很难说。
从时间上来看，即使跨越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奥义与民主时代治理策略其实并无二致。从空间上来看，无论采取何种政体、坚持何种意识形态，都要求取信于民，或者换个说法叫树立政府公信力。毛主席在十五岁时写的那篇满分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也讲到政府法令与民众信任之间的关系，他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树立公信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世间的义理大都相通。古人说“攻城容易守城难”，从军事角度来理解是很直观的，而换个角度，对于公信力的理解也可以深入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提出疑问：树立公信力之后呢？
公信力的树立，大多是言先于行的，往往是先喊出一个口号。比如把一切纠纷都纳入法律范围内解决、让百姓在每个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这是非常好的倡导；再比如抚台大人提出要建设“法治某省”，也是很振奋人心的号召。它们都是是口号型的，简洁有力。
喊出口号简单，想要坚持却不容易，毕竟“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
一则负面新闻是否要报道呢？即使媒体客观报道并不违法，可以说还很尽责，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或者“不法势力利用”，最终还是不报道的好。这也是情非得已，并非是出尔反尔，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得不特事特办、网开一面。
一件案子究竟应该怎么判呢？法律虽规定在先，但本案情况实在特殊，有时候也要做个权衡。西方有“衡平法”，有“法官造法”，我们兼收并蓄，自然也可以有。有时候，一起案件产生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这时也要顾全大局，运用大智慧、大调解去妥善解决。虽然要求一切纠纷交给法律，但本案实在特殊，还望海涵。
一条微博究竟要不要删除呢？虽然言论权有宪法做支撑，但这个博主发布的消息，很有可能被外媒利用，夸大其词来攻击我们；或者这个人说话的口吻实在太嚣张了，要说他侵权吧，又没有诽谤、侮辱，但就是窝火；又或者觉得仅仅一条微博而已，小事一桩，删了就删了，无伤大雅。
底线节节败退，规则面目全非，口号也好，承诺也罢，抛诸九霄云外也。
我们承认，有时候兑现承诺的代价是高昂的，确实很难抉择，这无可厚非，治大国、烹小鲜都不容易。但大多数时候，民众的怨言、不满，似乎从一开始就没被考虑到。
刑事案卷遮遮掩掩，讯问录像掐头去尾，法院揣着明白装糊涂；公共事件处置不当，新闻发布不明不白，非得留下想象空间；调查结论自说自话，不信拉倒，连评论都一删了事。仿佛是说“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让人很寒心，也让人觉得很危险。
建立信任很难，毁掉信任却很容易。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离不开信任，有素质的人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大多数人无可凭借，信任虽不值钱，但行走江湖不可或缺。
讽刺的是，微不足道的草民成了道德楷模，而一些公权代理人却成了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我想问一句，你们著书立论的大教授们，没想到公信力的实质特征居然是这样吧？
不法行为弄脏的不过是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将水源污染了，这是培根说的。这句话经常用在司法公信力中，申言之，不法行为尚可课之惩罚，不公的判决却直接让人对司法制度寒了心，要想再次树立这种信任，千难万难。
但有些当权者是不信这套西方的歪理邪说的。以前我以为，他们不信的原因是“一两个人被冤枉而已，何足道哉”，是出于司法经济或功利主义的考虑。那时候我还想辩驳一番，甚至想建个模型，用超算算它一算，看看孰优孰劣。
现在我发现不对，他们哪里有这种胸怀天下的志向，他们唯一的王牌不过是——我力气大，我就是傲慢，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