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所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查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得上张先生！”

一

1982年正月，北大医院一个八人间的病房里，住进了一位老者。

由于年事已高，为防止交叉感染，老者的家属向医院申请单人病房，却被院方以“级别不够”为由拒绝。

无奈之下，家属只有申请调换医院。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们外出办理批示的期间，这位老者倏然离世。

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天之后，一位学生跑到这所医院门口咆哮大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所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查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得上张先生！”

……

原来，这位黯然病逝的老者，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张伯驹的一生，家财散尽、殚精竭虑收集了100多幅国宝字画。但是他购入这些字画，并非为了钱，而是怕它们流入国外。晚年，他将这些国宝全都捐给了国家。

直到今天，我们去故宫博物院见到的那些顶尖书画，有一半都是他无偿捐献的。

章诒和这样形容张伯驹：“伯老好像一盏灯，灭了才发现原来有多亮。”

或许他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挺陌生，但是我们有理由记住他，因为中华文人的气节，中国贵族的气度，他用一生的经历都写尽了。

他爱字画，爱收藏，但最爱的，还是国家。这份情怀和品格，足以感动得我们潸然泪下。

195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神秘大礼：八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其中包括了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等。

二

195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神秘大礼：八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其中包括了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等。

这些国宝原先的主人，是张伯驹和妻子潘素。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国内外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化部还专程为这事举行了捐赠仪式，国家拿出20万元奖励张伯驹，他却婉言谢绝，最后只收下了一张褒奖状。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褒奖状里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后来，这张象征着肯定和荣誉的奖状，被张伯驹夫妇随意挂在屋里紧悬屋梁最不显眼的地方，落满了灰尘。

想想也是，连那些无价之宝，他都能割舍放下，又怎会在意奖状之类的虚名。

关于自己收藏的目的，张伯驹早就在《丛碧书画录序》里写的很清楚了：“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古往今来，以公谋私者，大有人在，但以私为公者，屈指可数，张伯驹便是这少有的一人。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父亲张镇芳是清末进士，历任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还是袁世凯兄嫂之弟，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

三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父亲张镇芳是清末进士，历任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还是袁世凯兄嫂之弟，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张伯驹成长于这样显赫的官宦家族里，非但没有染上恶习，反而博文清雅、儒秀非凡。

1915年春节，17岁的张伯驹随父亲拜访袁世凯，袁世凯见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一幅平淡如水的样子，没有一丝烟火气，非常喜欢，当即送给他狐皮、紫羔皮袄各一件、金丝猴皮褥子两件、书籍四包、食品四包。

大家都觉得，以张伯驹的家族背景，和他自身的才貌水准，将来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前途都必将一片光明。

同年，张伯驹考入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毕业之后，他在张作霖、吴佩孚的手下任职，一度做到了旅长，然而官场的腐败气息和堕落作风，令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看不惯上层军官在洋人面前趋炎附势，对老百姓又蛮横欺压。1925年，张伯驹不顾父母反对，脱下军装，辞去一切职务。父亲不想他终日无所事事，安排他进了盐业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稽核。

其实张伯驹对经商也不怎么喜欢，不过那时有大量书画珍品被抵押在银行，张伯驹经常接触这些书画，渐渐对研究古典文化艺术、鉴赏名画墨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张伯驹在一次去盐业银行的路上，一时兴起，拐进了琉璃厂的古玩字画店。他一眼就相中了一件康熙御笔的书法作品“丛碧山房”，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讨价还价，他干干脆脆地用1000块大洋将这件作品收入囊中。因为太喜欢这幅字了，张伯驹将自家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后来，他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丛碧”。

这便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这一年，张伯驹刚满 30 岁。

朋友都说，张伯驹这个人虽然家赀巨万，却从不追逐奢华，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他唯一大方的，便是在收藏方面。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别人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由于出手大方，张伯驹很快就在收藏界混得风生水起。

在盐业银行工作时，他常常要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往返奔波，还得参加各种酒宴应酬。1935年，张伯驹去上海的天香阁吃饭，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潘素。

四

在盐业银行工作时，他常常要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往返奔波，还得参加各种酒宴应酬。1935年，张伯驹去上海的天香阁吃饭，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潘素。

潘素本是清朝名臣“苏州三杰”之一潘世恩的后代，到父辈时家族已经没落，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聘请名师教她音律和绘画。1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娶了继母，两年后，继母将她卖入上海的青楼做了歌女。

初识时，她叫做潘妃，琵琶弹得精妙沁雅，长得清简明润、如玉如天。她有一张照片流传至今，照片上的她身着坠地的黑旗袍，面容婉丽又不失倔强，如回风舞雪，旖旎生姿。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永远的潘慧素》一文中这样描述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那时，她公然在上海西藏路和汕头路口迎客，来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受这些江湖帮派的影响，潘妃一身江湖侠义，甚至还学他们，在手臂上刺了一朵绽放娇艳的花。大家都说她是“江南第一美女”，更是一枝超脱于凡庸女子的野玫瑰。

那日邂逅，张伯驹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野玫瑰。春光在他眼里流传，转瞬之间，便化作了笔下的诗联：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短短的24个字，连用典故，还巧妙地将“潘妃”嵌了进去。张伯驹的才情，让潘妃也动了心。然而两人相互倾心，却惹来了麻烦。原来，潘妃当时已经和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谈婚论嫁，臧卓知晓此事后，震怒加吃醋，把她软禁在汉口路一品香酒店里。张伯驹在朋友孙耀东的帮助下，买通守在外面的卫兵，接出了潘妃。

两人见面后，立即动身去了潘妃的家乡——苏州。在那个山青水绿、柔风动人的如烟江南，张伯驹迎娶了他美丽的新娘。那一年，张伯驹37岁，潘妃20岁。

他原非专情之人，结识她之前，他已有三房妻妾，她本也不耽于儿女私情，红尘于她是苦海，她早就厌倦了世俗凡情。只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甘愿沦陷深爱，彼此唯一了。他陆续遣散家里的妻妾，和她从此执手偕老。

婚后，张伯驹带潘妃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 “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她改叫了潘素。从此，她洗尽铅华，以素姿示人。以前那个风姿摇曳、艳名远播的歌女潘妃，永远成为了历史。

他还发现了她的绘画天赋，请来老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学花鸟画，后来又随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大师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研习古文。

在大师们的指点下，天资颇高的潘素画艺日益精湛，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她曾和张大千合作，张大千说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她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

潘素的画还做过国礼，她的《临吴历雪山图》赠予英国首相，《游春图》被中国文化代表团送给了日本首相。

张伯驹诗词书画造诣极深，却对潘素的画技甘拜下风，他曾为潘素制一方章，上面刻着“绘事后素”四个字，意思是说他的绘画技艺在潘素之后。

你喜欢的，是我懂的。你懂的，是我擅长的。爱情从来都是起于美色，而不隅于美色的，它的落脚点应该是你我的心性、爱好和德行。张潘的爱情，真是世间最好的爱情了，彼此了解，互相扶持，互为成全。

1936年，国宝级名画《照夜白图》被溥儒以一万大洋转卖到了日本人手里。

五

张伯驹这一生，为收藏字画挥金如土，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家人都骂他是败家子，只有潘素不仅理解、赞赏，还变卖首饰鼎力支持。

1936年，国宝级名画《照夜白图》被溥儒以一万大洋转卖到了日本人手里。照夜白是唐玄宗的御马，这幅《照夜白图》是唐代名家韩干的代表作，画面上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书法家米芾的题字，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张伯驹听闻后，立即联系当时北平行政长官宋哲元阻止此画出境，可惜为时已晚，张伯驹痛心不已。

后来他又听说，溥儒手上还有一幅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贴原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只有9行84个字，却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距今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俗话说，纸千年，绢八百。这幅真迹能保存至今，实在是难得。《平复帖》字体为草隶书，体现了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演进的过程，巴掌大的纸上盖满了历代名家收藏印记，其中包括宋徽宗题签并钤玺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张伯驹托人向溥儒表示很想收购此贴，溥儒当时并不打算出手，狮子大开口，开价20万大洋。20万大洋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300年的收入。很显然，溥儒是想以高价吓退张伯驹。而张伯驹确实手上也没那么多钱，只有扼腕叹息无能为力了。

两年之后，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傅增湘巧遇。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去世，办丧事急需用款。在傅增湘的撮合下，张伯驹终于以4万大洋购入《平复帖》。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收藏《平复帖》，多多少少为他减轻了错失《照夜白图》的悔憾。后来日本人找到张伯驹，表示愿以20万求购，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他的回复是：“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收藏《平复帖》，多多少少为他减轻了错失《照夜白图》的悔憾。后来日本人找到张伯驹，表示愿以20万求购，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他的回复是：“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三年后，张伯驹被绑架了，背后主使正是日本军方，但介于张伯驹的身份，也迫于国内政府高层的压力，日方将张伯驹转交给了别的绑匪。这帮绑匪看中了张家收藏的国宝字画，开口索要300万赎金。

好在绑匪对张伯驹还算没有为难，并允许潘素探望。张伯驹见到潘素后千叮万嘱：“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

潘素也深知张伯驹的个性，他把国宝字画看得比生命还重。潘素一边求人说情疏通关系，一边四处借债变卖首饰，终于凑齐20根金条，这才赎回了张伯驹。此时他已被绑架禁闭了8个月之久。

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

六

1946年，听说古玩商马霁川要将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以20000美金的价格贩至海外，张伯驹赶紧找到故宫博物院，请求他们买入，可博物院当时并无经费，张伯驹只好故意将此事公之于众，他说：“《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谁为了金子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马霁川不敢卖到国外，最后答应以220两黄金卖给张伯驹。张伯驹因为不久前刚以110两黄金买进范仲淹的《道服赞》，手头拮据，无奈之下，他将占地15亩的李莲英旧宅卖掉了。

15亩——一万平米的北京四合院，如果留到今天，市场价至少是三亿以上。大宅雅致考究，很多年后，张伯驹的女儿回忆说：“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宅子，但为了买下《游春图》，他还是变卖了自己最爱的住宅。

好不容易筹到黄金220两，谁料交易时卖家借口黄金成色不佳，非要加价20两，潘素变卖了珠宝首饰，才凑足了240两。

解放以后，张家家境早已败落，生活捉襟见肘，可张伯驹爱字画的心性不改。有一次，张伯驹看中了一幅画，回来找潘素要钱，潘素犹豫了一会儿，张伯驹像个孩子似的躺在地上，任她怎么拉扯都不起来，潘素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拿出一件首饰换画，张伯驹这才从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心满意足地回屋睡觉去。潘素看着张伯驹的背影，会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了财产评估，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盐业银行。他这一举动，算是彻底隔绝了名利。从此，这俗世凡尘，于他再无瓜葛。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珍藏了30年之久的一批国宝书画捐了出去。由于他的捐赠，故宫博物院的顶尖藏品几乎多出一倍。

然而，就在捐赠字画的第二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家里被抄，他和潘素被赶到了北京后海大杂院内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这成为他仅有的一点房产。没有户口，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收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只能靠亲朋好友的接济，潘素有时还给北京国画厂画5分钱一张的书签。

陈毅知道张伯驹的境况后，亲自登门道歉，张伯驹轻松地挥挥手：“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七

陈毅知道张伯驹的境况后，亲自登门道歉，张伯驹轻松地挥挥手：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和潘素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国家博物馆工作，几年后，他将《百花图》等30多件藏品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院，当时的馆员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多年之后，张伯驹的女儿回忆父亲时说：“父亲时常教育我，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身处危难，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格局和度量。在张伯驹的心里，国宝和国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

他对国家，是无私的爱。对朋友，也是绝对的真诚坦荡。

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去世后，母亲搬了家。章家成分不好，从前的朋友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祸上身，只有张伯驹夫妇不顾这些世俗的偏见，第一个前来看望。他们是跟一个古董商谎称要和章家核对账目，费了好些周折才得到章家的新地址。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他的儿子袁克定成了过街老鼠，人见人骂，张伯驹却收留了他十年，只因他不与日本人合作。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张伯驹去餐厅吃饭，巧遇黄永玉。后来黄永玉记下当时张伯驹吃饭时的情景：

“他点了一碗汤，两块面包，一碟酱，两块黄油。喝过汤，他将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方帕包好，装入口袋拿回去和妻子共食。当时妻子病重，不能外出吃饭，两人过的很是凄苦，但是清贫之中却不失贵族之气。”

学者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时这样写道：

“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晚年

中国真正的贵族，就该是张伯驹这样的，宠辱不惊、从容不迫，不争不辩、不卑不亢，即便身处贫苦困境，仍饱怀着人生的初衷，和恬淡的心性，永远淡定自若，永远真诚待人。这是一种由内散发的贵族气质，绝非单纯财富累积所能比拟。财富都是外物，得失会有变数，唯有心性深入骨髓，很难随意更改。

外界的打压，改变不了他的品性和内心。就像张伯驹曾对章伯钧说的那样：“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古典文化精髓早已将他浸润得通透冷静、泰然沉着。

元宵节是潘素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张伯驹和潘素都会联手创作书画。后来时局艰难，加上身体抱恙，这个习惯就停了好长时间。有一年元宵节夜晚，刚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突然来了兴致，他对潘素说：“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

潘素挥笔下墨，画了一幅白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

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

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

暗里有香无处寻，玉壶一片照冰心。诗虽写梅，其实也是张伯驹一生的写照。他本是口衔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公子，完全可以享用着家族留下的巨额财富，逍遥舒适奢华地过这一生。然而，他偏要以一己之力，掮起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使命。

战乱流离时，他将字画缝入衣衫的隔层里，冒着轰鸣的炮火和无情的流弹，带它们躲避危难。30年来，他竭尽所能保护着这些文物，昼夜提心，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可是无论怎样，这份沉重的责任，本不该他背，他也完全可以不管不理。

从既富且贵，到一无所有，这中间包裹着一个文人贵族的伟大人格。在张伯驹的伟大面前，或许这些墨宝字画都轻了分量。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国宝字画，而今我们再追溯和崇敬张伯驹的人格魅力时，便有了承载，有了依托。

张伯驹保护的是国宝，其实，张伯驹何尝不是国宝呢！

晚年

八

终于等来平反时，张伯驹已经年过八旬。生命中最后的四年，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碌的时光。他频繁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他要为他最爱的中华文化，尽一些力，尽一份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宇昂昂若千里之驹乎。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患了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房间混乱嘈杂，病中的老人心绪难宁，非要闹着回家。家人又顾虑张伯驹年纪太大，担心交叉感染，只能想办法将老人转院。

2月26日，等到家人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突然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84岁。十年之后，潘素追随而去。

张伯驹保存的最后一幅画，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存世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对这幅画爱不释手，他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当做精神慰藉的宝贝，最后也捐了出去。

张伯驹保护下来的顶级书画，随便留下一幅就够他的子女后代吃几辈子了，可是最后，他还是一件都没有留下。

他捐出去的国宝，前前后后多达118件。

那幅韩干的《照夜白图》，后来由日本流转到了美国，现今被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张伯驹不在了，幸好国宝还在，并且还将留存很多年。如果你有机会在博物馆，见到这些字画，请在心中默默地缅怀一下张伯驹。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说，国宝无二，张伯驹亦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