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立意贵在新、深、高
散文不仅要真实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要与他人分享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因此，文章要求有真意——立意要新，并且要有深度和高度。
1. 立意要新。
一篇有新意的文章，不仅能吸引读者的目光，还能慰藉读者的心灵，也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喜悦。
余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文章的题目和立意非常有新意，一时真难以联想到这竟是一篇描写父爱的文章。
“假想敌”是作者对四个女儿的男友的比喻——他眼见四个女儿渐渐长大，成了“少女”和“小妇人”，不由得开始担心正准备向她们发起偷袭的“目光灼灼、心存不轨”的少男们。
父亲准备对假想敌进行种种想偶、描述和议论，而事实上，随着女儿们的长大，“滩头阵地”已被一批假想敌占领。“敌人”的袭击从信箱、电话开始，后来得到女儿的接应，占领沙发的一角，进而留下来吃饭……
作者在此文中的立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颠覆了传统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纲常伦理关系，而把它定义为“情人”关系，既准确地表达了现代家庭中的父女关系，又对“情敌”的来袭进行了“人物设定”，道出了当代“翁婿关系”中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特点。
陆文夫的《快乐死亡》出于对作家生存方式的思考，别出心裁地探讨作家的死亡方式。杜宣的《狱中生态》用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立意，描述自己在“特殊时代“的个人遭遇。
黄山有名气的松树颇多，有望客松、黑虎松、连理松，还有广为人知的迎客松。冯骥才的《黄山绝壁松》偏偏不写那些名松，而写生存绝壁上的不知名的野松——绝壁松，令读者感到新意盎然。
毕淑敏在《读书使人优美》中另辟蹊径，选择了一个年轻人，特别是爱美人士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对读书的重要好处——“变得优美”进行了重点阐述，言之有理，声声入耳，鼓励了更多的年轻人爱上读书。
2. 立意要深。
散文的立意除了要有新意，还要有深意。所谓深意，就是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要达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深度。
刘贤冰的《乡村是城市的纪念碑》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文章的标题犹如洪钟，震撼了每一个乡村人和城市人的心灵，它让我们从对乡村风貌的熟视无睹和城市市容中找到了两者的必然联系。
文章的标题是富含诗意和哲理的，而这个重要的发现来自刘贤冰回到农村老家后，对城市的重新审视——喧嚣和散漫、田野和高楼、牛羊和汽车、缓慢和动感、枯燥和鲜活，形成强烈的对比。
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公共汽车的站牌上，写满了村庄的名字：上钱村，下钱村，吴家湾，马家庄……他突然感到，那块站牌不就是消逝的村庄的纪念碑吗？”
此时，文章的立意，已经不是重新审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了，而是使作者在城市的街头巷陌顿悟了一部人类社会的城邦发展史。
在这方面，董玉洁的《奶奶和1953年的诺贝尔奖》，北岛的《如果天空不死》，毕淑敏的《爱的回音壁》、林清玄的《不南飞的大雁》都值得细细品味。
3. 立意要高。
散文立意除了要新、要深外，还要有高度。这种高度往往是站在文化、历史的高度来鸟瞰社会和人生。
余光中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和《听听那冷雨》，本来都是怀念故土的。作者青年时期随父母移居台湾是有着社会纷争的时代大背景的，在兄弟相残的年代，他或许可以带着仇恨和敌视来缅怀无法回去的家乡。
然而，余光中并没有这么做，战争、离散，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了几千年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余光中是一名学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熟悉使他可以站在高处，抛开政治和恩怨，找到中华民族的共性，找到中国人的共鸣点。
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把承德避暑山庄和颐和园作为观照对象，由“自然山水”升格到“人文山水”；由满汉之争，升格到中国历史上自然的朝代更替；由铁腕统治，升格到文化认同，对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兴衰进行了历史和人文角度的剖析。
余秋雨的《都江堰》更是以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评价了都江堰的成就和地位，超越了时间和国界。余秋雨最后用自拟的一副对联“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作为对中华文化的解读。
毕淑敏的《千头万绪是多少》以现代都市人的一个道德难题切入：碰到乞丐到底要不要施舍？而她的朋友认为，一个现代都市人应该用一种新的理念来做慈善，即专业机构负责，各方监督，并对爱助对象进行甄别，而不必受到任何道德绑架和职业乞丐的丑陋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