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情怀

一说情怀肯定就是家国情怀，伦理道德，兄弟情义，儒家秩序，但是市场化之后好像所有东西都可以货币化，人性的善恶，兄弟情义，男女之情，权力等都可以交易，人性追求的一点温情好像所剩无几。

今天遇到一个60年代的老革命，是水电站建设最早贡献力量的人，有专业，有责任感，在水电行业名气很大，后来自己下海经商，是我见过很少只为情怀工作的老领导，他逻辑严谨，话语温润，在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市场与情怀的矛盾，让我陷入沉思。

中国骨子里的文化底蕴是儒家秩序，自古以来儒家的“三纲五常”决定着中国古代的经济格局，19世纪以前，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靠文化价值体系或伦理道德，在中国就靠儒家的“三纲五常”、名分等级。

我们平常说资源配置的时候，不总是说，要么以市场为主导，要么就是政府说了算吗？那 “三纲五常”是怎么做资源配置的呢？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三纲”。首先，我们得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儒家的“五常”，是核心思想。但其实这“五常”，并不是儒家文化所独有的。它也被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其他宗教所提倡。只有“三纲”这种名分等级秩序，才是儒家文化特有的。包括延伸出来的的“孝道”、“中庸”和“顺从”，这些概念才是儒家的核心。

这种基于三纲的名分等级决定了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的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和消费分配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举个例子吧，一桌子中国人吃饭，肯定要让长辈先动筷子，然后晚辈才能动。名分越高，越早动筷子；名分越低，越晚动筷子。而那个最早动筷子的，吃得多、选择权也就越大。再比如，劳动安排上，家里的衣服、住的房子，都得先让长辈挑，挑完了剩下的再给晚辈。名分越低，就越没有发言权。因为财产和收入的配置，全都掌握在名分高的人手里。

所以“孝道”、“顺从”、“中庸”这些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这种按名分等级分配方式的顺利进行。家庭成员里的每个个体都能顺从这个方式，就可以减少冲突，降低交易成本。

另外，还有土地制度和文化载体，这两者也不断在强化资源配置的固定性。首先，土地、房产和其他财产都被名分等级最高的长辈攥在手里。不听话、不孝顺的晚辈，会受到惩罚。所以，只有遵守名分等级，才能分一杯羹，获得实际利益。其次，科举考试考的都是儒家经典，学好了这套东西才能升官发财。儒家文化就越来越受重视。最后，儒家在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已经渗透的太深了，宋朝从朱熹开始，普通老百姓就要修家谱、修家祠，每年还要祭祖、拜祖什么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社会仪式。

儒家的这套丢什么都不能丢了名气的价值体系，和后来货币化交易的市场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市场体系里，劳动力配置基于货币化报酬，和名分等级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说白了，就是哪给的薪水多，我就去哪工作，给的多我就多干，给的少我就少干，不给我就不干。谁给的价最高，我就给谁干。比如说，生产出苹果，不是让长辈先吃，而是根据各方的出价，决定怎么分；住房也是，出得起钱的人就可以先得。

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都是儒家体系在获胜。因为这套名分等级在每个人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一辈子也很难改。

实际上，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其他宗教，都和儒家一样，希望能靠非货币化的方式配置社会资源。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是靠货币化配置社会资源。所以这两种体系，在人类历史中，是不断相互竞争、相互代替的。

每当商品经济繁盛的时候，就会有文化大讨论。那些新儒家的学者，总是希望恢复儒家秩序。这有点难。因为儒家体系过去很稳定，当时交通不便、人口也不流动，所以市场化很难。但19世纪后期，科技打破了家族体系。现代交通、通讯手段不断发展，中国人口流动性也变得更强，跨地区就业和跨地区劳动市场已经形成，生存和社会结构不再靠名分高的人决定，互联网让我们就业更方便。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看待儒家，那么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就是对两千多年儒家秩序的改革。

市场化能否给情怀留点空间很难预判，毕竟效率和力量永远是人类发展的主线，但是为情怀要生存空间的老战士可敬可佩，冰冷的市场裂缝里毕竟还会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