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场冲突想开去
昨日爆发了第一次衣柜之争和第五次巴以冲突！
刚搬进新居时衣柜空闲较多，当时不清晰地划分了属地。除了儿子房间的衣柜外我分到了约30%的专属空间，感觉也够了。
之后的两年多，在我的专属区里时常会发现几件女装，并不断有补充，反正空间也够就没有计较。但昨天晚上我挂衣服时发现一下子多出来十几件女装，且把我仅有的几件纯棉衣物都挤得气透不过来！
这一下子激起了我的维权意识，冲突爆发了。我把不属于我的衣服全部清了出来堆在床上等待它的主人来处理，它的主人居然也毫不示弱，进行了一番语言和态度的非理性输出。
冲突的结果是，我提出我的衣物从已经被蚕食过半的区域全部撤柜，换取她模棱两可的承诺：不再在我剩余的空间内摆放她的衣物。就这样冲突以形成口头的“城下之盟”结束，屈辱感的存在很短暂，我们是没有记忆的！
我们的冲突结束了，感觉这也许只是个开始。高度相似的巴以冲突却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貌似愈演愈烈。阿拉伯人抗争了几十年，联合国181号决议划分给他的权益却越争越少，我能乐观吗？
战争或是“跪着”都不是解决矛盾最好的方式。
由这两起平行发生的冲突联系到近期读到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相关文章，感触颇深。“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的提出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有极力倡导并积极背书的，也有反对者据理驳斥的。其中英国哲学家的约翰•穆勒和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各自的观点最为明晰。
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那些所谓的自由选择无非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那些所谓的自由言行无不受到规则或法律的限制。诚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今生的自由也难以实现了，现代先进的生殖技术和人为的生育政策，无不在限制生的自由。
何时降生？降生在什么环境？以何种性别降生？是否符合降生政策……？凡此种种的限制和选择已经剥夺了当事者生的自由。即便是在生之后，我们也要面临各种对自由的挑战。生存环境的限制、社会规则的限制、法律的限制，我们何曾自由过？
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能自由选择他们的出生地吗？能自由言论吗？能自由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吗？甚至在发生战乱时的逃离也无法实现，他们成了这片土地的人质而不是主人。看起来强势的犹太人就一定自由吗？他们不也是别人的枪炮和盾牌吗？
她能把衣服挂在别人家的衣柜吗？不行，别人不让。她能把我的衣服扔出去吗？也不能，我不让。我们都只能在规则和法律设定的边界内行使有限的自由，并矢志坚守，伺机扩大。
也许真正能够实现的是思想自由，但它的自由存在状态也仅限于思想，如果把它形成文字或行动则必将失去其自由性。
再说平等，有人说：人，生来平等。胡扯！
生在富裕之家和生在贫穷之家的孩子能平等吗？生在战乱之国和和平之国的孩子能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吗？基于生而不平等延伸而来的是资源获取的不平等、选择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导致生存状态的不平等。
宗教推崇的众生平等，国家政权宣称的权利平等几时真正实现过？当战士浴血拼杀时，政客们正忙于推杯换盏、平衡各方利益。当斗士奋力疾呼、奔走求告时，有人已经在讨论席位和选票的分配了。
自古以来真正的平等也从未实现过，有的只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的平衡，有的只是弱者隐忍、退让换来的丢在地上的骨头，有的时候肉还挺多。
衣柜的资源是有限的，它的分配从来都是强者说了算，要考虑性别因素、经济因素、情感因素，这些因素都没有平等可言。
天平的砝码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在人类手里，它和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起悬在我们头顶。
“博爱”本身就带着虚伪，对所有的人或事展现同等的、不加节制的爱，就是不爱。
亲子之爱、夫妻之爱、国之大爱……，都是设条件的。没有了抚育之恩和赡养之义，何来亲子之爱？没有了恪守伦常、相互扶持、福祸相依，何来的夫妻之爱？没有了护佑平安、予民福祉的实在利益，有几人还会高谈爱国？
没有人能真正做到博爱。得道的圣人做不到，他们付出的是自虐式的压迫感，进而树立了一个无法完成的道德指标。无原则和底线的渣滓付出的不是爱，是交换的筹码。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合乎实际的、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寻常之爱。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这是毒鸡汤，是既得利益者对弱势者的安慰，也是下一次“爱”的序曲。
要讲奉献、讲牺牲，不能和国家谈条件、要好处，这是赤裸裸的欺骗。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的抗争是为了什么？真金白银、尔虞我诈的商场上的利益之争是为了什么？肯定都不是为了爱。
“自由、平等、博爱”只能作为一个口号、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不能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否则它将是人类陷入的最大骗局。
它也可以作为解决纷争、平衡利益的工具，以此来激发自己的斗志，以此来限制自己的欲望，借此给自己一个妥协的理由，也可以让自己拥有的一切看上去理所当然。
人是最聪明的创造者，也是最愚蠢的既得实现者。
2023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