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中华：华夏文明的特殊之处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第一，最封闭。

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的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四周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从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到古代波斯帝国的入侵，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异族入侵，再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催生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最后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同样无险可守。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征服埃及。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看起来很封闭，但是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片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外敌入侵都经过这条通道。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还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氏人、匈奴、突厥等民族又来入侵印度。16世纪初，它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在此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这是古印度最后一个古代帝国，后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了。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今天连接东北和北京的铁路、公路也都是沿着这个地带修筑的。中国历史上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蒙古族，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族，就是因为在地理上存在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非常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能成功入主中原，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小，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不到100年就覆灭了，满族人和汉族人现在在外貌和生活习俗上也几乎无法区分。这两次入主中原最终没有毁掉中原文明，蒙古族和满族也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第二，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接着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其中既有适合农耕文明早期萌芽的干旱地区，又有适合农耕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开发的长江、珠江流域。中国最后供养了好几亿人口。在农耕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都不过如沧海一粟，不足以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

第三，最艰苦。

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20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不断地被训练着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并生存下来。这种能力已经融入我们的基因。如果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说：只会埋头种地、不懂得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基因，在中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活下来的都是既聪明又能吃苦的人。这样说有点残忍，不过应该符合历史事实。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这从它的形状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三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隔得很近，而且在下游合流了，所以也可以算作一条河）都是比较直地从源头流入大海。唯独黄河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奔腾而下，然后突然掉头向北，穿过黄土高原，经过内蒙古高原，再拐一个大弯向南直奔关中盆地，然后又拐道向东，经由华北地区入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一看就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流。

黄河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这让它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积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就会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映。根据历史记载，商朝的时候至少六次迁都，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滥。

中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我们生存的恶劣环境密切相关。如果黄河也像尼罗河那样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地，那么中华文明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

在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也就是基本上每隔100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中国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第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因为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若纯从考古而言，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甚至更远；若以非神话的半信史传说而言，则可以追溯到约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若以考古与历史记录共同支持的信史而言，目前最多只能追溯到夏朝。夏朝的建立人是大禹，一个依靠治水而获得政治权威的英雄人物，其事迹介于信史与半信史之间。大禹治水的范围遍及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经常需要跨越地域和部族大规模组织动员。有一次，大禹召开部族首领会议制订治水计划，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强调纪律。许多治水行动在河流的上游进行，但主要的受益者却是下游的部族。因此，必须强制要求下游也投入人力和物力支持。地方向夏王朝提供劳役和赋税的制度因此形成。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走向了君主制的文明国家形态。

由于身处最艰苦的耕种环境，中华文明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又由于最广阔和最封闭的生活环境，这个文明才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