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读《江城》：—个老外眼中的中国1996
跟我读《江城》：—个老外眼中的中国1996
关于作者彼得·海斯勒
“阅读使人进步”只是套话，每一本书都有你拿起它的具体理由，这才是阅读的真正动机。选择看《江城》，是因为之前自己写的游记得到某出版社总编的建议“可了解海斯勒《江城》一书。”我希望通过阅读《江城》了解一本好的游记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发现好的游记通常和“游”无关。换句话说，好的游记作者能看到许多风景以外的风景。
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就是这样的作者。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涪（fu）陵（ling）师范学院教英文两年。他的处女作《江城》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见闻。
《江城》诞生记
不管写作题材是什么，一旦进入状态，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意识流”，一种意识不达目的地不罢休的流动。但这种写作状态是可怕的，经常有作家在写作完成之后面临一种恐怖的茫然，如同产妇的产后抑郁症那般。当回到美国花4个月写出了30万字的初稿却不被出版社认可时，“（何伟）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差不多有一个月，抑郁不已，寝食难安”。
幸得何伟没有放弃，坚持投稿直到美国出版业巨头哈珀·柯林斯看中此书。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有的坚持，“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个大经纪人……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这倾注了2年异国他乡的生活和努力，以及4个月的写作，最终得到了巨大回报。
而在其背后，出版时机也非常重要。何伟坦诚，“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
《江城》2001年在美国出版，2012年在国内出版。
透过“镜头”看中国
第6页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这句话奠定了《江城》的写作基调：这个是一个老外看中国的故事。这句话也同样提携了我们的阅读视角：不管何伟接下来是表扬中国还是批评中国，都只是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无须上纲上线。
但何伟的角度在无形中和我们自身的角度“高度重合”。比如何伟讲到在涪陵遇到的张书记，“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句话直到现在依然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国企以及事业单位里“书记”职位非常好的岗位说明书。什么都没明说，却又涵盖了一切。
再比如在评论他的学生群体时说“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在这个学生群体中，何伟重点记录了一个英文名叫瑞贝卡的大三学生。瑞贝卡属于“边缘学生”，对政治和社会持有独立意见，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班干部。这样的学生虽然有勇气、有知识、有远见，但就因为其游离于主旋律之外很可能是个“失败者”。而那些“核心学生”则因为徜徉于主旋律之内而拥有更多资源，甚至得以玩转规则和制度。
何伟的直觉很准，如今的中国依旧如此。一方面我们抱怨特权，另一方面抱怨自己没有特权。瑞贝卡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提醒我们如果对现状有所不满，就必须先服从当前的游戏规则做到成功者，然后才谈得上拥有资源和能力去改变现实。在这点上何伟显然已经看透：瑞贝卡这样的人很难在中国的发展中取得什么地位。《江城》虽然被归类为游记，但对政治与个人命运的联系却有着蛛丝马迹的论述，这是《江城》没有表明、但却在传达的暗示。
另一些时候，何伟也坦诚了自己对中国的困惑，“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历史总是隔着一层纱，就像我们看再多的书都无法真正了解法国大革命一样。
何伟回到美国后才动笔写《江城》，地理空间的距离、写作素材的二次编辑让他在写作中添加了回忆和评论的角度，笔触甚至有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的范式。如“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说的是中国人太过于依附某个集体，以致于集体发疯时，个人也只能服从；再如“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说的是一些中国已婚男性朋友在欺骗自己的配偶时堂而皇之，但同样的事情在女性身上则成为不折不扣的耻辱。
尽管1996-2016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三峡大坝建成的2006年算起也已经过去了10年，但何伟当初在书中的诸多观点并未发生变化，我相信在未来的20年也依旧可以复述。
总的来说，何伟是个善良的叙述者，《江城》一本善良的书。但在我看来，何伟和《江城》都缺少一些情感，有时他的表述让我以为他接下来要欢呼或者悲伤，而他不过是继续扛着他肩头上那架属于“旁观者”的摄像机走过。
何伟始终秉承“记录”的态度、始终透过“镜头”看中国。这种阻隔看似一种距离，但也贡献了描写中国的新角度。
江城情怀
何伟在中国待了2年，回美国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回忆激荡、文思泉涌，但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平铺直叙。什么都谈，什么都没谈系统。比如鸦片战争、文化大革命、三峡工程。特别是不少地方对于人物的描写琐碎，降低了原本顺滑的阅读快感。但对于一个作者，何伟无疑是有些许情怀的，这种情怀融入了他对长江的描写，普通了琐碎的文字堆砌。
何伟对在长江上坐船航行情有独钟，常用大段文字叙述夜航景象，也喜欢用类似于“轮船朝着浩瀚长江的江心摇摇摆摆地驶了过去”这样的句子来结束一段长江景象的描述。尤其在全书最后他这样结束，“……我于是看来这座城市最后一眼……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
根据何伟所描述的经历，我“替”他总结出了融入异乡（中国）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对自己的工作敬业，这首先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其次是时间，在异乡的时间越持续、越长久，自然就越能被接受；再次是语言，能说当地语言所得到的不仅可以实现沟通，更能获得轻松自在的沟通心态，有时候比说什么更为重要。通过这三方面的努力，何伟在临近离开中国时“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学生）说话了，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阅读到这里，何伟与中国的情谊和距离淡淡跃于纸上
总的来说，何伟用他的异乡情怀最终培育我们阅读了《江城》的情怀：
一种常见的结束，一种温情的回眸，一种往日的依恋。
拓展：
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如果你也有兴趣，可以尝试阅读关于何伟的更多信息和作品：
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感谢你阅读到最后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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