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经历2(持续更新中)

2024-08-22  本文已影响0人  沉燃

        这个陈乡长是三年前从其它乡的一名副乡长调到我们这个乡的,我们这个乡也是他的故乡,他居住的村子与我的村子相邻,相距不过一公里。说来我们是沾亲的,他的爷爷和我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他在家的排行老三 ,比我大一辈,所以,我们这一辈的人不叫他乡长而习惯叫他三叔,以体现亲情和自家人的意思。回想两年前,他参加县乡代表选举时把他的代表名额有意识放在我们这个村,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姓陈,大多沾亲带故的,当传出他很可能当乡长的消息时,我们这个村的人都特别高兴,都极力维护他的形象,给予极大的好评,以为他当了乡长,对我们这个家族有很多好处似的。选举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他在我们村的选票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县代表的选票也位居全乡第一。那时,他看上去四十二三岁 ,一米七三的样子,身体微胖,精气神十足,可谓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当年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为我们这个乡的乡长了。

      但在利益面前,人家未必还会讲什么亲情的,更别说公平正义。回到家里,我把这喜忧参半的消息告诉母亲后 ,母亲在惊喜之余,脸色突变,一脸茫然,感到了一丝不安。毕竟我们是普通百姓,人家是掌管一个大乡的行政一把手,他要怎么样,你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无论如何也是扭转不了局面的。那时,母亲是多么希望家里有一个子女能够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我就是那个唯一合适的人选。 这不仅仅只是工资收入的问题,更关乎我们这一家在当地的荣誉。为此 ,母亲独自去找过区公所的组织委员熊同志,向他讲了我把预考表带到乡政府后,那个陈乡长不给盖章的事。据母亲说,当时,熊同志听了,脸色很难看,但他没有任何表态。毕竟,当时的一个乡长与区公所组织委员都是平级,虽说是上下级关系,但从某种角度上说,乡长的实权更大于一个区公所的组织委员,何况,人家能作为乡长,跟区公所的主要领导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天,母亲没有得到组织委员的明确表态,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家里。看来,能不能参加县上统一的招聘考试,我们乡这三个考生只能听天由命了。

      可是,不管结局如何,我总是时刻关注着县上统一考试的时间的。有一天,我特意去问了一下区财政所那位跟我年龄相当但个头比我高也特别帅气的张会计,他告诉我说,最近得到县上确切消息,到县上统考的时间是是九月二十一号和九月二十二号两天,二十号下午两点全体考生在区公所集中,然后统一赶汽艇到县城。一共考四科,语文,数学,政治和珠算,到时我们会通过各乡提前通知你们的,这段时间,你们抓紧看一下书。

      我问,我们乡那三份表你们是否收到?张会计忙说,还没有哦,这个你要尽快去问一下熊同志,让他打电话催一催,不然就没机会到县上参加考试。于是,我来到熊同志办公室,熊同志告诉我说,其它乡早就收到了,就你们乡的三份表未收到,已经向你们乡政府打过两次电话了。还有七天时间就要到县上考试了,我不免心中着急,再次说,希望熊同志多打几次电话,不然,我们龙潭的三个考生可能就考不成了。熊同志表情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回去等消息。实话说,熊同志还是挺有正义感的。试想,作为组织委员,如果他坚持用事先内定的名额到县上参加统一考试, 不用来这个预考,不仅少了麻烦,也不会得罪那些在各乡都有一定权威、被内定的考生父母了。那么,我们这些后来被通知参加预考的考生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为确保参加县上的统考取得好的成绩,我向煤厂黄厂长请了足足十天的长假,得到了批准。在这段时间里,我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地复习曾经读过的语文数学政治课本,从高中第一册到高中第四册全部认真地看了一遍,而且都是看懂了的,但是,县上出的考题,未必都是书本上的内容,所以,曾经在旧书摊购买的那本《高中语文复习读本》我也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而数学,我没有任何课外复习资料,如果临时去买上一本,内容一定很多,也未必能看完。所以,注重书本知识,考试时临场发挥好就行。 

      这段时间里,我还先后去了我们读高中时就认识的两位预考上的同乡家里,一方面告诉他们统一考试的时间,另一方面想了解一下他们复习得怎么样,是怎么复习的。去到那个寨湾村的陈考生家里时,他正在跟他爸妈一起利用小麦打的灰面加工面条。足见,他们的家庭副业搞得不错。看见我时,陈同学立即停下手上的活路,搬了一个木凳子请我坐。我问他复习得怎么样了,都看了些什么书本时,他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一天书都没有看过,你看过吗?听到他的回答,我有些吃惊,觉得他太不珍惜这样的一次机会了,立马回答说,我读高中时的语文数学和政治都快看完了,还挺有收获的,感觉比在学校读书时的理解力更强了。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漠不关心,一点也不重视。我继续说,虽然只是招聘考试,考起了也不转户口,暂时只是半工半农,但是,总比在家务农强,而且这次县上统一考试是全县竞争,录取的八十三名招聘干部,必须是分数位居前八十三的,所以还是应该好好看看以前的高中课本,毕竟我们都丢了两年多,很多书本知识现在都记不到了。他点头表示同意,说空了还是要看看这几门课本的。我离开时,告诉了他考试时间和提前一天在区公所集中的时间地点。接着,我又去了那位姓李的考生家里,结果我在他家门口的铁路边看到了他,那时,他嗮得黢黑,正在铁路边与几个农民一起栽树,我走近问他复习得怎么样了,他说,他早晚都在看书,一是高中课本,二是当年买的复习资料。我知道,他读初高中时成绩都比较好,而且高中毕业后断断续续复习了一两年。这次预考成绩也是靠前的,如果到县上参加统考,一定是有希望考上的。交流了一会儿,我就回家了。然后投入到认真看书上。直到考试前两天,我看完了高中毕业前所有的语文数学政治课本,还用半天时间,请了一个大队会计指导珠算乘除法的快速打法。但只是掌握了基本要领。就在全体考生到区公所集中的前一天下午,我再次去区财政所问了我最关心的那个招聘考试审批表是否盖章交来区财政的事,得到了张会计的肯定答复。那个秦同志说,我们昨天打了一次电话,没有人送来,感觉你们乡政府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再次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接电话的人,如果今天再不交下来,就视同自愿放弃。最后,还是你们乡政府那个办公室杨文书盖了章亲自送下来的。否则 ,你们龙潭的三个人就没资格到县上参加考试了。听了秦同志的解释,我深深舒了一口气,这事情总算解决了,真要感谢区财政所同志的执着,更要感谢杨文书在最后一天把参考的审批表及时送到区财政所,也要感谢熊同志之前的努力。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全区十四名考生每人带着几本书籍和一把算盘在区财政所会议室集中了,然后在张会计、秦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临巴河码头坐上了到县城的汽艇。十四名参考生中,有八名男生 六名女生。看上去,个个胸有成竹。三个小时后,我们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晚饭前,张会计把刚从财政局领到的准考证分发给了我们,告诉我们考试地点就在附近的师范校,请大家务必详细看一下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纪律要求。然后,他说,明天上午语文的考试时间是九点整,下午数学的考试时间是两点整 ,每场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后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珠算,起考时间都一样,但给的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希望大家考试时好好把握时间。最后,张会计说,这两天的伙食费和往返车船费统一由区财政所开支,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力争参考的十四名考生全部录用。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算是相互激励吧。六点半我们统一在县政府招待所伙食团吃了晚饭。晚饭后 ,有几个人相约去县城的大街小巷看看,毕竟,身为农村人,大家都很少到县城来。也有几个不愿出门的,大慨是想抓紧最后几个小时看一会儿书,当然,也包括我。

        第二天早晨七点刚到,突然就响起了一阵铃声,接着,张会计和秦同志就出门敲了我们几个寝室的门,通知我们立即起床吃饭了。我们洗漱完毕,便匆匆跟随在张会计和秦同志后面去招待所伙食团吃早餐了。八点二十左右,我们十四名考生便带上笔,开始向距离我们招待所只有两百多米的县师范校出发。

        刚刚踏进师范校大门时,我们看见教室外面的走道上,站着两排手握步枪的警察,足有二十余人。在通向教室门口的路上,站在多名胸前挂着工作人员标志的男女。走进教室后,里面还有两名负责监考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按照准考证上标记的考号对号入座。此刻,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有点紧张 ,这样的阵仗还是第一次见到,就算我们当时参加大学预考也没有警察执勤,足见,县上有关部门对这次招聘考试是多么的重视。快到九点时,所有参考人员都坐进了只有二十五名考生的教室,显然,书桌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也是避免个别考生偷看的最好措施。接着,站在前排的监考老师宣读了严格的考场纪律: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 ,不许夹带,不许翻阅书籍等作弊行为,一旦发现,取消考试资格。对于真才实学者,严一点,当然最好,至少体现了公平竞争。接着,我们听到了分发考卷的广播通知。一前一后的监考人员开始分发考卷,没有通知不许答题,领到考卷后及时写上考号和名字。当然,坐在前排的是要占一些优势的。我位居倒数第三排,也很快就领到了试卷,还没有写完名字和考号时,广播上突然响起:考试开始!

        这时,教室门口出现了胸前挂着“巡视员”吊牌的身影。他们探头扫视了一遍,然后走向另外的考室。

      我写完名字和考号后,开始从头做起。实话说 ,要感谢出题的老师,他们没有出偏题 ,也没有出难题。我觉得语文考卷除古文释义方面有一点难外,其它都比较简单,我在一个小时内就做完了基础题,然后是一篇根据有关内容提示,写一篇八百字以上的作文,经过简短时间的思考,似乎一下子来了灵感,半个多小时就写出了差不多一千字的作文。不能说多好,但起码是抓住了主题。写完作文时,还剩最后二十分钟,我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在宣布考试结束前两分钟的样子,我交了考卷。语文考试总体感觉是满意的,至于能打多少分不能确定,关于我的作文,应该说是流畅自然观点明确的,但是,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这一定会被扣分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的作文工工整整地写在考卷上,改卷老师看了一定高兴,肯定多打五分以上。走出教室后,我看见,有的考生面红耳赤,有的一脸茫然,有的沉着冷静。回到招待所后,大家第一句话就是:考得怎么样?回答通常是:不知道,还行,考孬了!休息一会儿后,张会计说,考了的就不要去多想了,要专注于下午的考试。于是,有考生拿出数学复习资料看起来。有的开始记数学公式,生怕遇到能做来的题,因为忘记了公式结果做不来了,这在读书时的单元考试会经常遇到的事。

        午饭后,有的考生开始午休,有的却还在翻阅着书籍。大多离开学校两三年了,很多以前熟悉的知识搞忘了,这也很正常,尤其记忆力不好的,所以,临时抱佛脚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一点半,我们准时出发,两点五十坐到自己的教室和课桌前。然后是新的监考老师,再次宣读有关考试纪律,接着分发考卷,两点准时考试。数学,对于我来说,在读初高中时就位居班上前列。所以这次考试,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考试,不能说很好,比一般好一点。在结束考试前我反复检查答案是否准确,有的解答把握性不大,就是凭着印象解答的,我提前五分钟交卷,然后离开了,我相信能够及格是没问题的。

      第二天上午的政治考试,虽然满分只有五十分,但是,当年的一些时事政治,却把我给考住了。毕竟,那些年我在大山上的煤厂上班,厂里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连一个收音机也没有。所以,对于时事政治,我几乎都掉了分。下午考珠算,我的加减乘法都还可以,但是,除法却难倒了我,虽然跟那个大队会计还学了打“双规”,但临场发挥就出现了问题,反而不如我之前的老式打法准确。加之时间短暂,出的题却很多,数字上千万上亿的都有。我相信我的加减完全准确,我的乘法正确一半以上,除法,虽然也打完了的,但是稍微错一个数字就一分也没有。最后一天下午考试结束时才三点钟,有几个住在离县城比较近的就想要回去,离得远的已经没有船了,那时到县城的公路还没有修通。所以,张会计征求大家的意见,愿意明天上午回去的 就在明天上午统一乘八点半的汽艇回临巴。离县城近的几个乡镇根据自己方便决定。于是,有两名居住锡溪的女生决定下午就乘船返家,她们乘船的趟次几乎是每两小时一趟。那一天下午,我们放松心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县城转了个遍。至于考得好不好,大家似乎都不在意了,毕竟一切都已经注定。

      第二天,我们统一回到了临巴,张会计说,县上统一考试的成绩大慨要十天左右才会有结果,到时候,我们会想法把成绩通知到大家,十天后也可以到区公所来看结果。

      我们各自回到了家里 。我也立即赶回煤厂上班了。回到厂里后,包括厂长在内,都在问我考得咋样,是否被录取。我告诉他们,考得一般,是否被录取,就看别的考生考得好不好,要是他们都是真才实学,考得很好,我可能就没有希望了,还要等十几天才能看到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依然坚守岗位,毕竟前后请了十多天假,我得对得起那一个月三十六元的工资。我在煤厂坚持到第十天时,我再次请了一天假,我得去区财政所看看我的考试成绩。赶到区公所时,已经是十点多,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到区财政办公室外时,探头往里一看,八九个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一圈,只见那个肥头大耳脸色微红已经秃顶大约四十六七的所长正坐在办公室里讲话,我急忙退出到门外的走道上,听到了所长很大的声音,好像在批评人,更像是在训斥人,感觉他大约是喝醉了,发起脾气来没完没了。我在门外来回走动,还到区公所院坝里走了几圈,接近两个小时后,听到了他们散会的声音 。此时,大约已经十一点半了。等各乡开会的人都走了,我立即走进了财政所会议室。这时,张会计和所长都在办公室。我说,所长,张会计,我来看看我的考试成绩,现在通知下来了吗?张会计说,成绩出来了,在代所长那里。我微笑着走近代所长面前,然后近乎卑微地说,代所长我看看我考的结果,他红着脸看了我一眼,然后从他的办公桌里取出几张纸条,把我那一张看了一眼,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拿去嘛!这声音听上去怪怪的,好像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我急忙接过纸条,展开那大约一寸宽,五寸长的纸条,上面有我的名字,和考试成绩:语文80、数学75、政治29、珠算29。合计213。看到这个成绩,我感到一阵惊喜。按照总分300计算,我的平均成绩是71分。这个成绩至少居全县前八十名吧?于是,我低声问,代所长,我有没有希望考上?他看了我一眼,声音很大地说,考不考得上,回去等通知。我只好默默地走出办公室,这时 ,张会计也跟了出来,走下一层楼梯后,张会计说,你放心,你肯定超过了县上的录取线。接着,我问了两个同乡的成绩,他告诉我说,那个李考生总成绩大慨是215分,那个姓陈的考得差,好像只有112分,绝对没希望。全区超过190分的只有七个,应该都有希望录取。接着,他又说,你不知道,代所长这几天心情很不好,他的女婿这次考砸了,只有一百三十多分,这个成绩肯定没希望录取,你不出意外肯定被录取,到时会及时通知你们的。我和张会计做了一个再见的手势,然后回家了。

      回到家里后,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成绩单给母亲看,母亲虽然生于解放前,却读过三年私塾,所以,很多字都认识。她看了一会儿说 ,你的政治和珠算才这么点,能有希望考上吗?我告诉母亲,政治和珠算的总分是各按50分计算的,我这两科总分58分 ,也接近及格,估计大部分考生这两科都没及格,特别是珠算平时用得很少,另外两科都及格了的,应该是高分了。母亲问,那你到底考不考得上嘛!我回答说,那个所长说回家等通知,那个张会计说肯定考得上,到底考不考得上,只有等消息了。母亲听了有点高兴也有点担心。此刻的母亲比我还紧张,还着急。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煤厂。那天傍晚,等附近的工人们都下班回家后,厂里只剩下三个人:炊事员董表叔、那个来自外乡的厂长老婆的堂弟楚道举和我。夜饭是一人一碗素面,爱喝酒的董表叔总习惯倒上二两老白干,就着面条和小半碗萝卜干下酒,他通常礼貌性地问我和老楚喝不喝,我们通常都是不喝的,毕竟这酒和萝卜干都是董表叔从家里带来的。有时,他也会带上一块猪肉和一袋花生米,充分享受生活。晚饭后,老楚端了一根长条木凳在伙房外的走道上,接着我们三个人和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吹牛聊天。

        我们这个煤厂,三面环山,虽说偏僻,但煤厂靠南几百米外就是一个生产队,二十来户七八十个农民依山而居,地多田少。所以,我们并不孤寂,偶尔还会去附近的黄表叔家里买一些猪肉,要几把蔬菜。此时,董表叔照例是抽起了叶子烟。因为喜欢喝酒的缘故,他总是容光焕发的样子。年近五十的他,家有老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除小儿子和小女儿才十多岁外,其余都已成人,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结婚生子,并已分家。他现在每月四十五元工资,足够家里打杂开支,是当地农民羡慕的家庭。老楚已经三十一岁,个头偏矮,大约五十公斤左右,一米六零的样子,不帅但看着顺眼,皮肤也白,看上去挺精神的,要不是因为住在田地瘠薄,当地女生都嫁到外地的河西那边,他肯定早就结婚了。他之所以攀上黄厂长这门亲戚,想方设法到煤厂来学挖煤,目的就是为了挣上钱后可以回家娶一个老婆。可惜,他来厂里快满一年了,也回过老家多次,但就是没有听说他交女朋友的事。实话说,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此时的我,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已经有人给我介绍了两个长得不错的女生,而且她们都不嫌弃我家那地面积只有四十三平米,用竹片和泥巴做成墙壁的老式排列房。何况我们一家有三兄弟,这房子未来的某一天,是我们三兄弟要平分的,如果平分,一户不到十五平米。所幸还有半边大约十七平米的木楼。家具就一个装谷子的扁桶、一个柜子、一个书桌、三张木床、五六个大小不一用于装大米小麦和豌胡豆的陶缸,一担水桶、一个石头水缸、一担粪桶、三把锄头、四把镰刀、十来个饭碗,一副吃了十多年的筷子。真要平分,有些家具是不够分的。我当年的家庭就是如此的简陋,是我们那个村最贫穷的几户人家之一。

      第一个姓黄的漂亮村姑,十八岁,皮肤白皙,高挑苗条,性格温柔,交往一个月后,得知她只是一个小学文化后,我那曾热情的心突然掉进了冰窟窿,毅然决然地和她分手了。第二个姓李的女孩二十岁,高挑丰满,高中文化,唯一不足的是,她的脸上有些色斑,而且据说曾与当地畜牧站一个帅气的男生有近一年时间的交往,后来不知何故分手了。她家庭条件比我家好了不知多少倍,据说她爸爸和哥哥一直在铁路上当临时工多年,在老宅基改建了一楼一底新房,有一个开阔平整的水泥地坝,有崭新的家具,而且她的爸妈一年前就给这个女孩准备了足够好的嫁妆。但是,因为她和那位畜牧医生交往了近一年,让我无法接受,虽然有过近半年的往来,我还是用一封绝情信和她分手了。几天后,她来过一次居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媒婆家里,据媒婆说,她很伤心地哭了一场,然后回家了。现在想来,如果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主动来找我,也许我会最终选择和她们中的一个结婚。现在想来,我何德何能,她们凭什么选择我?大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还在一个乡办煤厂上班的缘故吗?客观地说,我不帅,只是看着顺眼而已!我在煤厂上班期间交往的这两位女生,我一直有些愧疚,心里一直默默祝福着她们,祝福她们的未来美好幸福。如今也不知道她们过得怎样,孩子们都有出息吗?感谢那短暂交往的日子里,她们带给我的最美好最甜蜜的回忆。

        呵呵,扯远了。看到单身的老楚,看到他那样好的脾气,看到他每天表面快乐的样子,我是真心同情他,我也相信,要是哪一个女生选择嫁给了他,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一定会是幸福的。所以,我多次当面或者背着老楚都希望董表叔或者其他年龄偏大的职工可以就近给他介绍一个,哪怕是个年龄相当的二婚也行。但是董表叔总是说,没有恰当的,他们那个大队也没有合适的女生。尽管老楚是黄厂长的亲戚,厂里的工人也没有人主动给他介绍,毕竟,老楚年龄偏大,除能挖煤炭外没有任何技艺,加之文化不高。

      那天傍晚,董表叔看着我问,小陈,你这次考得咋样?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回答说,成绩已经出来了,但是能否录取,不得而知,需要等待。在他们的催问下,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他们我考试的成绩,他们听到我考得不错,都表示,绝对没问题,一定是考上了。于是他们都表示了祝贺。第二天中午吃午饭时,十几个工人看到我时,都露出了微笑,说陈会计,你这下好了,马上就要去当乡干部了,祝贺祝贺,要是分到本乡,今后要多关照。黄厂长也看了我一眼,说小陈文化高,文化高就是不一样,今天在煤厂,明天就可能是坐办公室的乡干部了。我回答说,现在还不确定,等确定了,我打酒来请大家喝。有工人起哄,说要得要得,还要吃回锅肉。另外有人说,陈会计为人这么好,你黄厂长怕是应该打酒割肉给他饯行才对。那是,那是,黄厂长不可能这么小气吧?一向小气的黄厂长不得不说,如果小陈真是考上了厂里肯定给他践行。于是有工人起哄说,黄厂长,我们要搭到一起免费喝酒吃肉哦。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黄厂长说,你们各自好好上班,到时候再说 。

      一周后,我向黄厂长请了两天假,到区公所问一下情况。我回到家里第二天就去区财政所问了录取情况,回答说还没有得到通知,应该快了。我郁闷地回到了家里,母亲担心说会不会被人顶替?我说不可能。母亲说,我们到县上财政局问问,我说,我只请了两天假。母亲说你今天就回厂里,多请几天假,我们去城里了解一下情况,顺便到你大姨家里看看你大姨娘。当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厂里,并请了三天假。第二天下午我和母亲的临巴赶汽艇来到了县城,那晚我们住进了大姨娘家。这个大姨娘其实是母亲曾经读书时结拜的五个姐妹,大姨娘姓谢,年龄最大,所以母亲称她为大姐,我们晚辈称她为大姨娘。虽不是同娘所生,但她们之间的情谊不比亲姐妹差。所以,当我和母亲带上几斤大米几斤蔬菜到达大姨娘家时,他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母亲向大姨娘大姨父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们都为我考得这么好而高兴,毕竟,在当年,一个农民要走上工作岗位是多么的不容易。第二天,大姨娘亲自带着我们去财政局有关股室问了情况。政工股的两位男同志接待了我们,然后,那个姓汤的同志立即查了一下我的分数情况。接着,他说,你考得很不错,位居前三十,肯定录取。接着母亲说出了怕我被人顶替的担心。那位汤同志说,老人家,不会的,你们尽管放心,回去等着,很快就要通知这批录取的考生到县上参加培训了。

      这下,我和母亲总算放心了。那天下午两点半,我和母亲就急忙赶汽艇回到了家里。我提前回到了煤厂,继续上班。黄厂长说,怎么样,录取了吧?我回答说,县上可能最近几天就要发通知书了,能不能被录取,还说不准。黄厂长说,那还用说,肯定有你,陈会计,这几天你可以不了,等收到通知书后,你来一天时间把业务移交了就行。我说好的,感谢黄厂长对我的关心。当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家里。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在河边挑完一挑水后,正在家里休息,突然听到河对面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立即走出门,看到是生产队陈队长在叫我,我一边回答着一边往河对面跑去。走到河岸边时,他说,你有一个通知,是乡政府发的,你看看吧。我急忙接过通知,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陈XX同志,你被财政局录取为乡镇财政干部。请于10月6日下午5点前到县农机校报到,参加为期50天的业务培训。特此通知,龙潭乡政府。1984年10月3日。

      那一刻,我沉默了,仿佛梦境一般。这是给我的吗?这是真的吗?突然间想要大声地哭出来,泪水不自觉地溢出了眼眶。我极力控制住情绪,抬头看向陈队长时,他微笑着说,祝贺你哟,这下子,你从此脱离农村了。我向陈队长招了招手,表示深深感谢。然后带着通知书跑回到了家里 。我把这份通知书捧给母亲看时,我看到了母亲的微笑 ,也看到了母亲瞬间湿润的眼眶。可惜,我那去世半年的父亲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这样的消息,就像风一样在我们这个生产队传开了。院子里那些叔叔婶婶们看见我挑水洗衣或者干其它事情时,都会主动说,侄娃儿 ,听说你考上工作了,这下好了,终于可以和你父亲当年一样参加工作了,也不知道你今后分配到那儿,还回不回来?你工作后,会接走你的母亲吗?……我回答说,我只是一名乡镇招聘干部,分到本乡的可能性很大,每一个月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帮助干农活,我的农村户口暂时不会转为非农户口。我还是这个生产队的人。

        第二天,我就回到煤厂了。我把被录取为招聘干部的那个通知书递给了黄厂长,并告诉他,我来把业务移交了。黄厂长认真地看了一遍那个通知书,微笑着说,我说的没错嘛,哈哈,陈同志,祝贺你了,今后要是分到我们本乡工作,你要多关照。他这种从傲慢到逐步有些讨好的态度,从我父亲被彻底平反,乡政府指名让我代替乡干部去县医院护理我父亲那一天开始就出现了。听我说是来移交业务的,他急忙吩咐炊事员老董就近去买几斤猪肉和一些新鲜的蔬菜,他说还是要给我饯行才行。同时派人去通知黄会计及时赶来。我告诉他,不用麻烦了,我把发票和剩余的几十元现金移交给他就行。另外,从上一个月十九号发工资到今天十月四号有半个月时间的工资,也给我发了。他说那是当然 。接着我把从黄厂长那里领的尚未移交的一本发票和三十多元卖煤炭的现金移交给了他。并进行了详细核对。四十分钟后,黄会计也赶到了煤厂,在我的办公桌前,黄会计嘴里叼着一支冒着青烟的叶子烟杆,微笑着说,陈会计,不对,应该叫陈同志才对,呵呵,人才啊,祝贺你了哦,你这下子安逸了,从此脱离了农村,也从此离开了这偏僻的大山沟里。我回答说,感谢你们过去一年多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他说,那里那里,大家都看到的,你坚守岗位,干得很不错了,待会儿好好给你喝一杯。接着,在黄厂长的吩咐下,他们给我造了一张半个月的工资表,十八元。我签了字,领了钱。大家交流了一会儿煤厂的经营情况,总体来说比上一年有了明显增产,营业额也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样的好消息,于我这个马上就要离开的管理员和工人兄弟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眼前的厂长和会计那是非常利好的。

        时间很快就到十一点半了。我们被通知前往伙食团吃午饭了。炊事员董表叔,一个人忙得热头大汗。伙堂隔壁的一张大圆桌上已经摆放着两大碗回锅肉,两份猪肝,两份血旺,还有两份嫩南瓜,一钵子老南瓜汤。旁边放着整整一壶五斤装的白酒。这是我在煤厂上班一年多来遇到的最丰盛的一次午餐。足见董表叔真是用心了。我能考上招聘干部,他那天早晨的及时叫喊,是功不可没的。接着,下班的工人师傅们在澡堂洗完澡下陆续来到饭桌边。有人惊呼,今天咋这么丰富啊,有人回答说,你咋不知道,今天是给陈会计饯行的,我们是托陈会计的福,免费吃一顿。我算了一下,一共有十二人,都破例请到一起吃饭,这在以前厂里来了客人是不一样的,厂长有规定,工人师傅们是没有资格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此刻,我破例被厂长会计推到了上席,但是我还是让给了黄厂长和黄会计,毕竟他们都是父亲辈的人,我得始终尊敬他们。我和董表叔坐在了一根板凳上,然后开始喝酒吃肉。

        黄厂长首先举起酒杯对我考上乡镇招聘干部表示祝贺,然后大家举杯喝酒,我平时是很少喝酒的,这一次不得不奉陪到底了,接着是黄会计举杯向我表示祝贺,接着是董表叔,再下来是工人兄弟们。所幸,我只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应付。但一轮下来也喝完了二两老白干。接着我分别向黄厂长黄会计董表叔和几位工人师傅回敬一番,二两老白干又完了。接下来,是单独敬酒。我不得不提防着,只是应付一下。一个小时后,那满满一壶五斤白酒就快空了,大家都是脸上红霞飞,酒足饭饱后,大家都有了醉意,但都特别高兴。厂长也做出决定,下午放假半天。有的工人就在伙食团附近的木板上睡着了,我也回到自己的寝室沉沉睡去。直到下午五点才和留在厂里的几位工友和厂领导作了最后一次道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我坚守了一年零十个月的高洞桥煤厂。

    10月6日下午两点前,我们临巴片区考上的6名招聘干部,(男女主各三名)在张会计和秦同志的带领下坐汽艇赶到了距离县城约一公里远的渠江东岸的县农机校,在那儿报道后,我们被安排到附近的学生宿舍住下,大约六点十分,我们被通知到学校旁边的伙食团吃夜饭。晚饭是白米干饭,八菜一汤,有荤有素。参加培训的包括十六个区镇财政干部和这次招聘的八十三名新生约一百二十人。共有十二桌人吃饭。除少数区镇财政干部属于非农身份外,新招聘的全来自农村,对于这样的生活大家都是非常满意的。就相当于农村天天坐坝坝席一样。第二天开始,我们参加了会计业务的培训,有预算会计 、工业会计、单位会计、行政财务等等,我们主要是乡级财政,所以重点是预算会计。这五十天,除个别人不够认真外,绝大部分同学都非常认真 ,然后进行了结业考试。全部合格,毕业时我们得到了一本小小的会计证,这是我们从事会计业务的资格证。这近两个月期间,我们领到了两个月工资。每月基本工资36元,副食补助5元,合计每月41元。接着,我们等待着县财政的统一分配。当时,每一个参工人员都希望被分配到有集镇的乡镇,那样子,不仅热闹,而且对于找对象是非常有意义的。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来自那个区就分回哪个区,某区不足的由就近区镇调入。我所在的临巴片区,一共六乡一镇,除临巴镇是集镇外,还有另外两个乡是集镇。其余三个乡均处在农村地带。我在美好的期待中,被分配回了我的本乡工作。我的同乡的李同志被分到了较远的一个集镇乡,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区财政那位秦同志被分到河西乡财政工作。当时他的父亲是副区长,后来得知他的业务水平较低,而且比较贪玩,因此一直是区财政所长不看好的一个,尽管他很有意见,甚至一度不去上班,不知后来是谁做了工作或者有关上班时间上是否给予了妥协,他还是去了。只不过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子,也就是等乡所长发了工资后的两三天时间去做一两天账,然后在每月二十一号前向区财政所报表。不料他业务水平真不咋样,张会计不得不手把手教他,有时也会请临巴镇的唐会计以及其它乡的会计人员给予指导。特别是量大面宽的年终决算报表他更是一窍不通。都得靠大家帮忙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本来到单位上班,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我上班之前的几天时间里居然遭遇了非常痛苦的经历:就在我培训结束高高兴兴从县城赶回家的那天下午,我看见了令我非常愤怒的景象,母亲躺在楼上的床上伤心地哭泣,床上的蚊帐也没有了,家里的桌椅板凳东倒西歪,刚刚从工地请假回家的二哥此时一脸的愤怒,看见我回来时,他告诉我,上午大哥跑到我们家里大闹了几个小时 ,要我的母亲把县政府和法院给父亲平反解决的六百元钱和四百五十元抚恤金金给他分一部分,母亲告诉他,因为父亲生病,加之安葬等花费,所剩无几,也就只有四五百元钱,那是她要用于养老的,你们几个子女谁也别想要。于是,一贯自私的大哥抢走了母亲挂在床上的蚊帐、一把凉椅、一把猪草刀等,理由是,这是他之前在煤厂上班时他拿钱买的。甚至在母亲阻拦时差点把母亲推到,还又炒又闹甚至骂母亲。二哥说,你回来了,我们一起过去找大哥给个说法,要他把妈妈的蚊帐还给妈妈,把我们家唯一的猪草刀还给我们。我立即表示同意,母亲也哭着走下楼梯。这个大哥实在太可恨了,平时不孝顺母亲也罢,这一次的恶劣行为总得给个说法。母亲带着二哥和我来到河对面原保管室,现在的大哥家里。二哥看见大哥时说,你把妈妈的蚊帐还给妈妈,把抢走的其它东西都还给我们。不曾想,他和大嫂早有准备,看见我们来到他家时就用扁担之类的打我们,面对如此凶恶的局面,母亲抓住了他,我立即抓住他手上的扁担不许他动手,就担心他打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母亲、二哥和我真没有打他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希望他们把抢走的东西还给我们。结果我大嫂用一个木头掌子向我头上重重地击打下来,我当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后来,大慨是被生产队的群众拉开了架,我被二哥和母亲送到了当地村医生那儿后才苏醒过来,我的头部被打出了一个大包,医生给消了毒,当即给服了止痛药。然后,我被背回到了家里。结果,我们不仅没有拿回任何东西,还被大哥大嫂打了一顿。当时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出面解决了,责令大哥把抢走的东西还给我们,还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是,毫无结果。我很气愤,二哥更气愤。但是,我们面对这个自私狭隘的人没有办法,毕竟他是我们的大哥,虽然他为了私利可以不顾任何亲情,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考虑继续纠缠下去的后果。那时候,不仅是我们这个家,就连生产队的群众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不要脸的人。我休息了两天,本来该去乡政府上班的,不料起床后,又是一阵昏眩,根本无法站立。母亲不得不绕道去乡政府给我请了三天假。当时乡办公室唐文书说,休息两天后就及时上班,以免领导说。我等到第三天,才勉强康复,背着被盖和几件换洗衣服和母亲一道去了乡政府报道。结果,当我闷闷不乐上班后的第二天一早,我的大哥,居然背着一个小死猪来到乡政府向领导告状,说我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乡干部居然带头去打他们两口子,还把他家的一头小猪抽到粪坑里淹死了。他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在乡政府又炒又闹,居然不回家了。我是气得全身发抖,质问他为什么如此卑鄙。抢走了我们家的东西也就算了,为啥还要栽赃陷害人?反正他就是不要脸,就坐在政府大院门口的木凳上不走人。那个陈乡长,原本因为他儿子没考上就对我不满,还站在我大哥的一边说我们不对,还要我拿钱去给他看病,给他打饭,给他死了的猪儿赔钱。这件令我感到耻辱的愤怒的经历至今难忘,恐怕永远不会忘记………

    我所在的乡政府大院位于大山脚下一个名叫凉桥村的地方。乡政府是一排老式砖瓦房,有一层木楼,像一个三合院。 底层分里外两排,共有十六间办公室兼寝室,每间办公室只有九点九平方米。中间有一个宽约两米的走道。政府大门正对着里面的较大房间是一个大约三十平米的小会议室,通常是乡干部开会时的地方。靠大门右侧第一间是办公室 ,政府大院左右侧分别修了一竖排砖瓦房,左侧是约一百二十平米的大会议室和占地约三十平米的广播站,最右侧是一间煮饭的厨房和一间饭堂。紧邻厨房东侧有一栋一楼一底较新的砖瓦房,那是信用社。我上班时,除十二个正式干部外,还有包括两个广播员一个农技员一个国土员一个蚕桑技术员一个茶叶技术员在内的几个八大员,还有三个畜牧站医生。楼下的办公室不够,我被安排在楼上和一个茶叶技术员住一间卧室,所幸,这里有一个老式办公桌,不然,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我们就这样上班了。担任龙潭乡财政所预算会计。一个比我大十来岁的陈同志担任所长兼任出纳。作为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必须是认真敬业的。从工作那一天起,我便以乡为家,几乎天天坚守在单位,那时,没有明确的周末休息制度,出老同志比较特殊外,我偶尔回一趟家,都得给所长或者乡领导请假,而且大多数是傍晚回家,第二天一早就赶往乡政府了。那时,乡干部发工资的时间是每月十八号前后一天。区财政拨付工资也通常是在每月的十七号前就拨付到指定的信用社。我得在每月十八号前就按照上一月的工资表造上一份,分别包括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干部计生专干等。我把表交给陈所长后 ,还得填写一份取款凭证交给所长。等所长发完工资后以及其它有关支出后,把所有支出凭证分别编号做好出纳账后在二十号前移交给我。我必须在每月二十一号把所有收入支出报表做好,并在二十一号下午下班前交到区财政所,不然就要扣分。

      那时,没有双休日,也没有明确周日可以休息,所以,我以乡政府为家,即使回一趟家,也是傍晚十分才离开乡政府,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又到乡政府上班了。不久我被安排到凉桥村成为一名协助妇女主任的驻村干部,那时,作为财政所职工,我不仅要当好会计,还要在夏秋季节负责下达和征收好一年一度的农业税。与乡村干部一道征收好生猪屠宰税,参与指导农业生产、计划生育、督促村民按时缴纳公粮和农税提溜等等。大部分时间都在村上与村社干部一道请收农业税提溜尾欠等等。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尽管工作兢兢业业,但是,区财政所那位所长却在当初的几年时间里刻意打压我。原因是他的女婿没有考上财政干部。把这个怨气归咎于我 ,因为他女婿和其他十三个有关系的人都是事先内定的计划直接到县上考试的人。大概因为我和我母亲几次三番去找了乡政府和区公所领导,甚至还因为我向县委王书记写了一封信(此事他可能不一定知道),结果促成了各乡增加三个预考人数,从而导致了他女婿没有考上。当然,就算不增加预考人数,他女婿也未必能考上,毕竟全县是择优录取,取前八十三名考生。

      我被他第一次收拾的机会是我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代替乡团委书记参加在渠县三汇镇的县团委书记年终工作总结和表彰大会,当时的乡团委书记已经去电大脱产学习了,有关团委工作由我临时顶替,我是被乡党委书记指名要求去参加这个工作会的,时间也就一天,我把乡领导安排去参加会议的决定也告诉了陈所长的,他也表示同意。当天上午我和临巴片区的部分乡团委书记坐火车到达三汇镇火车站,下车后徒步几公里,然后赶船到达三汇镇,吃了午饭到达三汇镇政府会议室,年终总结和先进表彰大会于下午两点半开始。我们龙潭乡凉桥村团委被评为全省先进集体。我非常荣幸地上台领取了这个奖牌。会议结束后,我们临巴片区的团委书记都于当天晚上赶车回到了乡政府。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事先给区财政所那个所长报告,他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所以,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到区财政所一趟,我立即赶到区财政所后,这个所长面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居然去参加与财政工作无关的会议。并告诉我,从本月起暂停我的工资。我向他解释是乡党委书记安排我去参会的,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我不得不郁闷地回到了乡政府,向陈所长汇报了情况,陈所长说,你别管,我二天跟他解释一下。说实话,那时,我才二十一岁,心里感觉非常难受,不知道区财政为啥这么不可理喻。接着,区财政召开了一次全体财政干部工作会,这个所长,公然在大会上说,其他人我管不着,我就是管你们的,那意思就是要绝对服从于他,乡党委政府没有权利安排我们这些财政工作人员。后来,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原来的老所长,这个老所长当时是副乡长,他说,这个赖子又发酒疯了,我空了跟他讲一讲。大概十多天后,区财政所张会计通知我到区财政所领工资,说是所长已经同意了。

    第二次是一年后,县财政局那位姓余的股长到我们乡政府查账,那时,每一年都有一次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那个余股长为了体现他的权威,在查账时发现广播站站长和一名职工在参加业务培训时,有大慨二十多天,每天三角钱的误差补助(当时广播局发了文件,规定的误餐费补助标准),共有两次培训,一个人的误差补助也就十五元。两个人共计三十元。这个股长要求财政所必须要求两个广播员立即退还这笔钱,说是不符合财务制度。这时的所长已经是黄所长,他同时兼任出纳,与区财政所长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立即请来广播站两名同志,请他们退还这笔误餐费。但是他们以有广播局文件为由据不退还,副乡长兼任所长的黄所长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财政局余股长做出了检查结论,必须由乡财政所限期追回。本来,广播站的两名职工每月都有三十元的工资,黄所长只需在下一个月扣回就行 但是区财政所那个所长居然把责任推给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人。说我是会计,为啥要报账?但是,别说是我,就连从事二十多年财务的黄所长也把握不了这笔误餐费该不该报。为此,区财政所长大会小会对我进行批评训斥。但后来,广播站的两位同志也及时把情况汇报给了他们县上的主管部门。由县局两家部门协调,最后还是认可了他们的误餐费标准符合规定,而且全县广播站参加培训的都是一样的标准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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