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快乐（二）|我的视界我的中国
第二章
第二天清晨，我背起行囊，从门口的土路上搭上去县城的班车，从县城坐上火车，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摇晃——那时的火车慢，现在只需要四小时左右——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大都市的繁华，到处是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到处是像积木堆起来的亮着灯光的高楼大厦，遍地是熙熙攘攘的车流。“车流如织”这个成语，我此刻有了较深的体会。
学校有接站的中巴车，负责接站的是学生会的几个干部，拿着名单，核对了我的名字和专业，便让我上车。车上已坐了十几个人，有学生，有来送学生的家长。学生和学生说着话，家长和家长说着话，热火朝天，其乐融融。我有些拘束，参与不进去，有种揪心的陌生感和孤独感。
当中巴车在省城的灯光中行进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家了，想那个四野八荒的农村，想那个满肚子装着故事的父亲。父亲说，他是在三十四岁时捡到我的。那年的腊月，天寒地冻，身心俱疲的父亲经过一段荒野时，听到婴儿的哭声，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发现了一个箩筐，进而发现了我。
父亲是外地人，他的老家在哪里，他从来不愿意提起，讳莫如深，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和父亲住在这个七家村里。包产到户后，村里给他分了几亩地，自给自足还是可以的，就是没钱。穷是留给我童年时代最深的记忆，衣服从来是补丁摞补丁，像百宝衣似的。有一年我家过年只有五毛钱，还是我在路上捡来的，我用它买了五个麻雷。十声响，就把一年的辛苦和期待炸到了九霄云外。
中专的生活乏善可陈，不说也罢，总之是不怎么如意。这个不如意主要表现在语言不同，或许是因为先天五音不全，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冻坏了舌头，我说不了普通话，尽管很努力，但说出口的所谓普通话就有点不伦不类。我同桌成华常说：
“你这样说话让我情何以堪？”
内蒙地域宽广，往东漫延到大东北，往北接壤蒙古国和俄罗斯，往西到达青海和新疆，所以口音五花八门。我的家乡在巴彦淖尔，属于西部区，语音中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其实内蒙方言很好懂，比起江浙、福建那些南方地区的方言来说，内蒙方言简直就是普通话。但我总觉得，人家那方言里弥漫着洋气，我们这普通话里都散发着土气。或许，只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若用方言说话，成华就说：
“能不能说普通话？”
我勉为其难地使用普通话，他又说：
“算了，你还是用方言吧，听得我膈应。”
我承认我很脆弱，这种类似开玩笑的话常常让我觉得受打击，于是我疯狂地想念父亲。虽然我从很小就知道我是他捡来的，但我从不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反而当小伙伴们哭诉被家长暴打一顿的时候，我还有些自豪。父亲从没打过我，即使我做错了，他也是淡然一笑，连个脸色都不变。
或许正是他的溺爱，培养了我的脆弱。
我就给父亲写信，一封接一封，一封比一封长。信的内容长，写信的时间也长，每天晚自习上，做完作业，我就铺开信纸给父亲写信，权当练字。那时流行庞中华的字帖，我买了一本，边练字边写信。写到周末，结束不结束都做个收尾，到学校对面的邮局寄出去。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就会被成华取笑：
“现在什么时代了，居然还写信？”
又说：
“我们都在打电话，打电话！一问一答，才有个话说，自言自语，有什么意思？”
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六，比划在耳边，又猜测说：
“你不会是在写情书吧？我看看！”
就凑过来看。我把信纸翻转，瞪着他：
“偷看别人隐私是不礼貌的！”
“噢，隐私。”他说，“那就是在写情书了。”
我懒得解释。
对于他的取笑，我就当没听见，我不能告诉他，我们农村没安电话，那样很没面子。也许在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那时宿舍楼的传达室安着一部电话，只能接，不能往出打。街上的报刊厅和小卖部倒基本都有公用电话的，花个块数八毛，就能远隔千山万水听到亲友们的声音。舍友们都能接到电话，每当传达室的老王在楼道里喊：
“206的XX，电话。”
我就特别羡慕。所以我那时有个小梦想，就是参加工作后，不管工资高不高，至少应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部电话，能随时往旁边一坐，拨个号码：
“喂，你好！”
或者一阵电话铃响，然后悠然地拿起听筒：
“喂，是我，请讲。”
这个梦想直到今天都没能实现。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当技术员，没有办公室，自然是没电话的。两年后我当上了工段长，有了办公室，可是办公室的电话却拆了，人们都用起了手机。当我觉得终于有能力在自己家里安部电话了，又觉得完全无用，手机已普及到一个泛滥的程度。
我的步伐，总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是我太慢，还是时代进步太快，我不得而知，或许两者兼有吧。
不过，当时成华有一点说对了，我确实是在自言自语。我基本每周都写六七页纸的信，但几乎收不到父亲的回信，即使有，也是寥寥数语：
“好好读书，不要想家。”
或者：
“照顾好自己，缺钱来信。”
我满腔热血的千言万语，只换取了父亲冷漠淡薄的片言只字。我又写信问起关于郭睛阿姨的事，他回信说：
“你寒假回来说。”
对学校失去热情的我，便望眼欲穿地等着放假，那个从未谋面的郭阿姨的故事，成了我迫切要学习的内容，功课反而不打紧了。
终于等到寒假，班干部给统一定了车票——现在想来，那些班干部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用处的——我就回家了。相别四个月，家乡对于我更增加了一分吸引，那破败的房屋，那坑坑洼洼的黄土路，那枯朽的树木，连半夜被狗叫惊醒以及黎明被鸡鸣吵起都是特别幸福的事。
我有满肚子的话要对父亲说，父亲一边干活一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应和两句。他走到哪，我便跟到哪，不停地说，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四个月的沉默寡言没有让我丧失语言能力，反而增加了我的表达欲望。我说累了，就对父亲说：
“该你了，说你和郭阿姨哇。”
父亲并没有说，找借口托过去了。直到除夕的晚上，我们隆过火，放过炮，接过神，父亲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
“来，是个大人了，喝点哇。”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抿一抿就觉得舌头疼，嗓子烫，直到最后也没能把那杯酒喝完。父亲则一怀接一怀地喝。我们边喝边聊，各种话题，最后慢慢地转移到了郭睛阿姨的身上。我问：
“你们为甚没走到一起呢？”
父亲长长地叹口气，说：
“怪你爷爷，唉，也不能完全怪他，怪那个时代哇。”
我又问：
“那她后来嫁人了吗？”
父亲说——
其实我们真的挺好，虽然那时还小，但觉得，她就是我的，跑不掉的，板上订钉的事，如果不是后来两家有了恩怨的话。恩怨得从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说起，六零年，你知道的，饿年，给苏联还债的那年。家家户户吃的喝的都交公了，只能到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糠皮和糖菜丝混合起来的窝窝头。
听到风声的，就早早地藏起一些米面，炉坑里、炕洞里、风箱里……其实藏不了多少的，但总比没有强；没听到风声的就甚也没落下，比如我们家（指的是我爷爷家），只能吃定量供应的窝窝头。那东西，干，涩，苦，虽然夹着糖菜丝，却吃不出一点甜味，糠皮沾在嗓皮上，咽不下，舔不掉，难受得很，有时得用手指抠。
那时的人们，个个都面黄肌瘦的，像我这大个子，更是饿得厉害。但是没办法，谁都是这样的，都晓得这是国家大事，都应该支持。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天上学的路上，郭睛居然给了我一块白面饼。要知道，那时候只有哺乳期的妇女和刚断了奶的孩子才有资格吃白面，其他人，一律吃窝窝头。
我问：“郭阿姨的白面饼是哪来的？”
父亲说——
郭睛的父亲听到风声早，就趁黑夜在家里的地上挖了个坑，放了一只缸进去，米面全屯在缸里，盖了盖，又覆了土，瞒过了公家的人——这是郭睛悄悄告诉我的，不让我说出去。我虽然晓得事关重大，但还是无意间透露给了你爷爷。这就是两家恩怨的由头。
你爷爷怨恨郭睛的父亲早听到风声却没告诉他，亏得两人还是多年的老交情，还是一个头磕到地的拜把子兄弟。不告诉他倒也罢了，自己私藏了粮食还吃独食，所以你爷爷不让我和郭睛来往，他本人也不再和郭睛的父亲来往，仇人似的。
我不可能不和郭睛来往，但毕竟是孩子，时时事事还不能违背大人的话。于是我努力缓和两家的关系，总不得其法，说好听的，你爷爷不爱听；说不好听的，等于火上浇油。总之，他是恨透了郭睛的父亲。
郭睛也很着急，我们的目光都短浅，都不能往长远看，如果晓得困难只是暂时的，就不会做那些无用的、甚至是起到反作用的努力了。有一天，郭睛端了一碗猪肉给我，让我端回家，给家人解解馋，有点想收买人心的意思。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家居然能吃上猪肉，在那年月，这可比吃上王母娘娘的蟠桃还稀奇。
原来，她家偷偷地养了一头猪，养在土豆窖里——我不知道猪崽子是哪来的——在生产队干活时，她父母剜些杂草回去喂猪。那猪见不上太阳，没长多大，可能也就杀了几十斤，炼好闷在坛子里，埋在地下。郭睛趁家里人不在时，偷挖了一碗猪肉给我。没想到，这碗猪肉更加深了两家的恩怨，也成了后来我和郭睛彻底决裂的祸根。
你爷爷看到猪肉，和我一样，不敢相信，我告诉了他实情，本来想表达一下郭睛的心意，以使你爷爷改变对她家的看法。没想到你爷爷反而又把郭睛的父亲数落了一顿，但还是没能拒绝猪肉的诱惑，大家分着吃了。依你爷爷的意思，当年两兄弟拜把子，许过诺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家喂了猪，理所当然把猪肉对半分，这才是好兄弟，否则就是背信弃义。
所以，一碗猪肉没能改变现状，两家似乎积怨更深。
但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止我和郭睛的来往，年龄的增长，身体和心理的成熟，让我们那份感情往更深的层次发展，用时髦的话讲，就是量变转成质变。我的学习不好，三年级时退了班，郭睛硬是想方设法也退了一班；四年级时，郭睛退了班，我也千方百计地退了一班。
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其实早对念书失去了兴趣，但我们还是坚持着，坚持到上初中，就是为了能在一起。那年月，所谓的在一起，就是能彼此见到面，连个手都不碰，而且年龄越大越不敢碰手，偶尔碰一下就羞得脸红。
后来，我又吃到了糖烙饼，郭睛的父亲从生产队偷回了糖菜，夜间熬成糖浆，做烙饼的时候就裹点进去。不管是白面，还是糖浆，他家都是极少的，就是这样，郭睛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给我吃。这是恩情啊，我不能忘！
十九岁那年，我上初中，从城里的学校来了帮红卫兵，带头是七司令——不晓得他为甚叫七司令，是排行老七，前后还有六司令和八司令，还是我听错了，本应该是齐司令（乡音的七和齐是不同音的）——和我年龄差不多，却很文弱，但派头十足，会说普通话，字正腔圆，一讲开来就滔滔不绝，说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渗透到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学校停课了，改成了甚司令部，校长的办公室成了七司令的办公室。他们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村里，说要破四旧，可破败的村里没甚旧可破的；又要斗牛鬼蛇神，可社员们世世代代都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斗不成。七司令兴味索然，又有些恼羞成怒，却也无法，准备把部队开到其他地方碰运气。
就在他们决定要走的前一个晚上，公社的高音喇叭响起，七司令让全体社员到打麦场上集合，说是在本村挖出了潜伏已久的资产阶级典型和偷盗公家财务的惯犯。其实我是没兴趣的，但由不住好奇，还是去了。
那场面很大，黑压压的一片，满是人，主席台上用铁丝吊着两团火球，七司令耀武扬威地站在当中，正在慷慨陈词。台上的一侧，几个红卫兵押着一个人，五花大绑，脖子上套着一个纸牌子，上面用黑墨汗写了两行字，一行是“偷粮贼，”，一行是“养猪犯”。你猜到了哇，那个人就是郭睛的父亲。
我一看，就急着在人群当中寻郭睛，想问问她是咋回事，人群拥挤，没寻见。七司令把郭睛的父亲私藏粮食和在土豆窖里养猪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他亲眼看见了一样，再加上一点想像力，立刻调动起人们的胃口和声讨的呼声。
我奇怪，这事他咋知道的？不过我马上想明白了，是你爷爷。我又在人群中寻你爷爷，也没寻见，就跑回家，看到你爷爷一个人躺在炕上，翘着二郞腿扇着扇子。我问：
“大，是不是你把郭睛她大出卖了？”
“那不是出卖，是揭发。”
你爷爷的回答简直要把我气死，假如他不是我大，我一定会把他拉下炕踹几脚的。他吃猪肉的时候也是满嘴流油的，也没说那肉有资产阶级味道，这个时候做这种事还是人吗？但他到底是我大，再不是人也是我大，所以我不能揍他。我又跑出去，在院门口碰到了着急慌忙的郭睛。她扯着我问：
“是不是你告的？”
我指了指屋里，她就要冲进屋里，我把她抱住。那是我第一次抱她，但没那种心动的感觉，是心疼。心上就像被勒了根钢丝，一点一点地索紧。她挣脱开我，抡起手臂，扇了我一个耳光，狠狠地说：
“徐国庆，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死也不会！”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痛苦极了，痛苦不是因为她扇我耳光，如果她能多扇几个力气再大些，或许我反而好受些；是因为她叫我“徐国庆”，大名小字地叫——尤其是长大后，她甚至不避讳众人叫我“哥”，迫不得已要使用名字时，就叫“国庆”——是因为她说不会原谅我，而且死也不会。
我想像不出，没有她的世界将是个甚样儿的，我感到一种恐惧。我恐惧她以后不见我，不和我说话，恐惧她以后嫁给别人。
恐惧是能生出胆量的。当晚，我做了一张弓，小时候都玩过，把一根粗柳条弯成弧形，两头拴上尼龙绳做为弦；找根竹片阔成细条，削尖，就是箭。儿时的小伙伴，经常用这个来比赛，运气好的话能射死野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