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癖张岱

张岱好戏，胜于茶；解戏，精于茶。《陶庵梦忆》凡八卷百二十三篇，与戏有关的十余篇。尤以《朱楚生》、《彭天锡串戏》为尚为妙。

彭天锡专饰丑角，千古奸雄佞幸之心肝嘴脸，凡经天锡饰演则愈狠愈刁，“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彭天锡演坏人，令坏人愈坏、令好人愈恨，其演何能至此？“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坷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借饰演角色以发胸中磊坷不平之气，故能使千古上人，凛凛然恒如有生气。然则彭天锡不过一串戏的，胸中何来磊坷不平之气？原来他和石公一样有一肚子学问，是个有学问、有春秋之人。如此人物却只是个串戏之丑净，则其胸中能无磊块芒角？如此人物所演之戏能不生动好看？难怪“曾以一出戏，延其人至家，费数十金者，家业十万缘手而尽。”为看他的戏，弄得破产也在所不惜。看来张岱同时代的戏癖还远不止张岱一人。至于张岱，看到彭天锡的好戏，恨不能“法锦包裹，传之不朽。”他把彭天锡之戏比着天上一轮好月，比着人间一杯好茶，说好月好茶只能供我们一刻享用，月暗茶尽那是当然的结局，但我们的珍惜之情却是无穷无尽的。见得其于彭天锡之戏的痴迷服膺已经到了不能自拔、无能为力的境地，只能像桓子野闻清歌辄唤“奈何”那样，任由自己一往情深的沉沦其中。

阮籍胸中有磊块，故需借酒浇之；彭天锡胸中有磊块，故需借戏发散之；张石公胸中有磊块，故需借彭天锡借戏发散以发散之。如此解读《彭天锡串戏》，或不失石公为文之本旨。

读《彭天锡串戏》感觉畅意、爽快。读《朱楚生》则情为所移，心中凄楚迷惘。石公说朱楚生，其实是在说戏，其实是在说朱楚生演戏，在说朱楚生如何演她自己的人生之戏。“楚生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朱楚生演戏，眼角眉梢都有其情意在，其视戏为性命，等性命于戏；戏就是她的人生，她的一生也就是一出戏。对她来说，她不得不尽全部心力去演戏，同时又根本无需专注心力去演戏；对她来说，“歌即存在……他一旦作歌，就永远是俄耳甫斯。”

“楚生多坐驰，一往深情，摇飏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杳冥，楚生低头不语，泣下如雨，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他们一同在定香桥，楚生忽然无端地哭泣起来，泪如雨下。陶庵问她为什么要哭？楚生顾左右而言他。楚生内心到底有什么样的隐忧、苦闷、悲伤？她不说，又有什么人知道？她说了，又有什么人能理解？有人理解了，又有什么人能慰藉宽解？所谓泣涕之无从，譬如弱水之无根，非无根也，吾人不见其根，不识其根，不解其根。既然如此，她自不必说，张岱自不必去揣摩，他只把当时的场景如实记录下来，然后加一句“劳心忡忡，终以情死。”则楚生之悲剧人生，尽管千载之下的我们并不明了究竟，但那种人生摇飏无主、难以言表的陈旧性悲情却如同我们亲身经历了那样深深刺痛我们、感动我们。

《朱楚生》自然说的是朱楚生，但我们从楚生之无端伤心哭泣，从楚生之劳心忡忡这一悲剧人物的身上，分明又看到另一个人物的悲剧于楚生之后还在继续：国破家亡，无所归止，自作挽诗，每欲引决。此人当然就是石公自己。

张岱，千古伤心之人，千古失意之人。“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这是不是失意人语？“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自作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这是不是伤心人的话？

张岱生于明清两代，明末之世，为纨绔子、为浪荡子；由明入清，为败家子，为遗老，为顽民，为死老魅。其才也高，其志也大，其识也深，其悲也甚。论者以为，石公才高命乖，不胜其忿，只能将悲愤之情寓于山水、寄予技艺。“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

故《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多记石公前四十年之所闻所见所遇所游所历，系石公对其繁华如梦之前半生的追述。则忆中之感慨、之伤悼、之追悔、之顿悟、之同情、之自慰……正须借湖心亭雪、南镇祈梦、祈止祥癖、闵老子茶、彭天锡戏、朱楚生泪，为我辈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