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君，你若不及时觉醒，那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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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陷入懵懂的邪黑中而不知其害。这有自己的认知能力因素，也有价值观、情感、欲望等因素。一个人由于无知而无法辨别真伪，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过。在幼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天才。若有人声称四五岁就已得大道，那就一定是骗子。价值观的问题，说起来有点复杂，理念、思想、主义、信仰、道德、法律、经验、知识等，都会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价值观的问题其他也简单，最终归结在善恶、正邪、是非、曲直的人生坐标上。只要你拥有良知，就一定存在大悟大彻的可能性。情感是特别容易欺骗人的一种东西。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容易误导人。欲望有纯精神的，也有肉欲的，物质的。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是，如果你的欲望侵害了他人，那就一定走向邪恶。
在人的觉醒过程中，知识与经验（实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从兽性中走出来，学习与传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有知才有智，有智才能辨善恶、正邪、是非、曲直。但是，不等于你有了知就一定生智。有些人很有知识可心术不正，知识越多就越邪恶。这就是我们看到历史上众多书生沦为贪官、佞臣与伪类的原因。
然而，极其可悲的是书生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是精神上的贵族。书生现在叫做知识分子，是专业从事文化与知识的那号人。这些人一直比较自以为是，好妒。书生中在过去，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或称文化人。文人相轻是他们的常态。现在，说起沈从文，但凡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刘文典这名字，对许多人却相当陌生。然而，在1930年代，抗战的紧要关头，清华、北大等名校逃去昆明合成西南联大之际，刘文典却多次对沈从文进行人格侮辱。西南联大同时聘用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沈从文为教授，刘文典就放言了，“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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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书生一方面互撕，相互看不起，一方面又统一对外，看不起做官的，从商的，也一直看不起农牧渔与手艺人。有人自己也做官了，却依然将自己定位于书生，更不把别的官僚放在眼里。文人做官特别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官员。他们对商人的歧视更甚，将原本“无商不尖”的商业营销行为换了一个字，变成了“无商不奸”。在他们眼里，只要你从商，赚取了买卖差价，就是骗人，不劳而获。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唐甄，为生活所迫做过一段时期的商人，就深感不安，一再为自己自辩。实际书生经商的，春秋时就有子贡、范蠡，满清时有过乔致庸（中过秀才），清末明初时有过张謇（更了不得，中过状元）。我们的夏商周三代，殷商就是通过商业贸易而强盛起来的。
书生正是由于他们的偏见而迷糊了这个群体，让他们不知不觉间误入歧途。他们普遍恨贪官、昏官，说起治国之道滔滔不绝，但让他们自己做官，有人做得还行，有人却做得比其他人更糟糕。北宋的蔡京、明朝的严嵩，都是十足的文人。21世纪以来，武长顺、陈安众、黄松有、何家成、张育军、衣俊卿、王珉、王益等“学者型贪官”纷纷落马，也证明书生这个群体，在做人的基本心智并不是他们自以为的有多可靠。文人经商，跃身变为所谓儒商，也有人走同样道路。如周伟彬，大学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后成亿万富豪，但因偷漏税犯了牢狱之灾。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袁宝璟，2006年竟因“雇凶杀人”之罪被执行死刑。哈工大毕业的郭建新，竟然栽在“合同诈骗”一事上。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仰融，也曾刑事批捕。还有天津大学毕业的顾雏军，也曾服刑10年。这类案子虽有一些疑问，但作为儒商如何卷进生与死、黑与白的是非中了的呢？
在一个社会，书生对社会事务、道德伦理、价值观塑造总是有着较大的发言权。善恶、正邪、是非、曲直，你们这号人张嘴就来，爱国、敬业、理想或民主、自由、法治，你们形成的社会公议常影响很多人，可为什么轮到你们自己的时候，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呢？
书生或知识分子，更有责任自我觉醒。真正的觉醒并不是你读了多少本书，在文章或讲述时说得有多动听，而是你能否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不一就是可耻的骗子，就可能已经坠入魔奸道而不自知了。觉醒的一个好办法是经常性地反省，自我检视，坚定自己的初心。作为书生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去死吧。你若任凭自己的良知被狗吃了，那还是人吗？活着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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