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褊狭和愚蠢。
这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此刻，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褊狭和愚蠢。
----《荒废集》（2009年）
当鲁迅抨击他的时代，同时许许多多人在抗争，今天既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抨击，也没有像样的抗争。抨击与抗争不适合今天，准确地说，“今天”的一切，成功地使任何抨击与抗争变得很傻、很错位，非常犯不着，因此非常不合适——乖、忍着、别犯傻，这才是今日中国人真正的“精神”。
在我看来，鲁迅与托尔斯泰的魅力，是对人世的巨大的同情。
在中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
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对中国人的大国情结你怎么看？陈：自卑情结。自卑太久了，总想出人头地，让世界承认。
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
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
八十年代，一部由尊龙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上映后遭遇华人游行抗议，说是对唐人街黑社会的描写侮辱了华人。这是弱者的撒娇。
在我们这里，“特立独行”的人肯定遭遇两种困境，而且是没有出口的困境：一是反体制，你休想；一是反社会，你也休想。从儒家的传统，到当代历史，我们都没有反体制反社会的空间。所谓“反”，不是造反，不是革命，而是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我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陈：好死不如赖活，装丫挺，不老实。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老实，但中国文明居然能够一直存活，也因为狡猾，不老实。
从“Made in China”到“Cultured in China”，这命题，还是想做老大，还是没摆脱自卑。自卑，会影响对人家对自己的种种判断。。。。我们强大过，有过影响力，如今不那么强大，不再有影响力，先接受并承认这一点，则可能还会强大，还有点影响力。
我们的人马如今排不出一个《红色娘子军》，它至少动用了部分艺术方式，成功表达了一种谎言。现在连谎言都弄不好。
如同作为主体的学生沦为校园陪衬，盛装歌手也未必是赛场骄子：舞台光束频频掠过他们是为了照耀庞大的评审团（阶梯式坐席竟让我想起伦敦下议院），而评审团的苦心奉献，最终指归也非艺术，而是凸显“中央电视台”的无边恩威。注意：“CCTV”的主语不是“TV”，而是“CC”——如所周知，“中央”才是这文艺百花竞相盛开的最高主宰，而在我们这里，百花齐放不是指文化生态，而是体制的园林。
所谓现代化，是一边造枪炮、制宪法，一边有人美孜孜画着梦中的裸妇、宫廷的弄臣、宁静的陶罐……缺了这些，现代化的驱动进程就像跛子、独轮，只剩了科技。
当“保守”与“新创”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最近二十年，孩子们学乖了。什么都可以做：跳舞、唱歌、吸毒、堕胎、考试、升学、赚钱……都没关系，都很好，但千万不要救中国，千万别去闹革命。是的，是你们，在座的孩子们，总算被迫或者主动摆脱了九十年来救国与被救的轮回，人人做个乖孩子，学会照顾自己。
如今我们经已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机构，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三十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
这种中国当代文化究竟有没有创造力？陈：我认为有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伟大功能是成功泯灭人的创造力，使文化教育等等成为纯行政机构，供养无数饭碗。在中国，国家才是文化的“灯塔”，文化人可别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