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m，写诗

那些诗句，是用刻意板正过后依然带有浓重乡音的话语念出来的。

“狼藉的古老丛林，淋着微凉的露水，月光泛滥，远处传来了恐怖的人声。母袋鼠赶紧将后代搂于怀中，加快步伐，身后紧跟着胆小的萤火虫。”

戴厚厚镜片的年轻人，坐在廉价人力市场里诵读这首诗，读完，腼腆一笑，

“可能我朗诵得不太好。”

嘴唇乌青的中年人想了想，说，“你说的这个我不太懂……”

他应聘的岗位是内刊编辑，或者叉车司机。

换了一家，继续投递简历。这次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摘下镜片的眼睛笑眯眯，拿手轻轻一点身后的小黑板，

“你会写诗啊，那你肯定懂我这个是做什么的，你仔细看看，我这个是做什么行当的？”

“嗯……运输。”

“对啊，运输，做物流的嘛。开叉车的我这边已经够啦。”

于是小小的诗人走出摊位，手里捏着一叠小小的诗。他叹口气，把诗句塞进印有哆啦A梦图案的塑胶口袋里，里面装着一些基本的衣物和洗漱用具，那是他所有的行李。

《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六位诗人的生活。在白天，他们是富士康手机生产工，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矿工，少数民族工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组装零件，熨烫衣物，驾驶车辆，把浮浮荡荡的鸭毛塞进羽绒服里，在地下六百五十米的深处把煤炭挖出来，用电钻在山脊里打洞，然后填上一捆炸药，在黑暗里等待那一声轰鸣。

其余的时候，他们写诗。北京的工人剧场里，诗人杨烁形容他们写的诗，“把中国原版的真正的生存经验，注入到诗歌的形式思考里”。的确，他们多数作品的注脚，都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生活。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写，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父亲笑呵呵，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过年返乡，他跟年迈的父亲用秸秆生一团火，围坐在火焰旁。老人沉默地抽着烟，过一阵，对他说，

“我的黑头巾，我自己缠好了。等我死了，你们就可以直接戴在我头上了，以前是曲木波普给人戴头巾，现在他也去世了。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人会缠头巾了。”一句一顿，也像是在念诗。

当了十六年爆破工人的中年男人写，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多少。”

他的父亲半身瘫痪好些年，没有低保的母亲在某天被查出癌症晚期，消息传来的当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在地下工作了整整两个月。“听到她这么说，我的心里真的好像炸裂一样。”

十四岁就进入工厂制衣的短发女人写，

“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群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她热爱吊带裙，但车间统一发放的工作服没法显出腰身，有时她会在加班结束的夜晚，爬上床，换上带有亮片的吊带裙，偷偷跑进卫生间里，借着窗户的反光打量自己的模样。

六位诗人，每一位都带有自己家乡的口音，明明是真实的生活，看上去却像某部人文主义的电影。第六位诗人许立志去世了，他生前在富士康工作，加班的每天需要连续在流水线上操作十一个小时。他写，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后来，他自己也掉在了地上。

我对读诗这件事存在一点点偏见，总是迷恋那些稍显笨拙的发音，好像一刀切地认定，越笨拙越真诚。这些来自底层的诗人，他们歌颂爱情，赞美青春，排泄痛苦，一丝不苟地接受着生活的马虎对待。

在黯淡里写诗，在痛苦里写诗，在无法挣脱又停滞不前的生活里写诗。这些概念，多么多么地接近诗歌本身。每一个字，不被看见，像一枚投进湖面的石子，在接触水面的时候发出轻微波动，倏而消失。

他们的白天和黑夜是不同的季节，写诗，是小动物囤积精神食粮，以度过白昼组成的冬天。

我家乡的小镇上，有一位在中学食堂打饭的叔叔，每天工作结束后，他会在自家的院落里摆一台ktv才有的小屏幕机器，然后举起话筒，旁若无人地唱。

许多人都觉得他疯了。看向他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人不动声色地撕扯开自己的内脏。

我知道他没有疯，他在写诗。换了一种形式的诗。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