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黄仁宇

黄仁宇的作品，以《万历十五年》的知名度最高，大陆很多读者正是因为阅读这部作品之后，才逐步进入黄仁宇的史学世界。

黄仁宇著述颇丰，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既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又眼光独到，其“大历史观”的概念随着其作品的传播，而逐渐进入乃至改变现代人的史学观。黄仁宇擅长于类似《资本主义与21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种宏大叙事的写作，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的作品体系中的地位，与其在市场销量方面取得的地位并不匹配。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作品的标签，某种意义上，也是黄仁宇在史学方面取得突破的体现。黄仁宇先假定，人类的历史存在必然性，这就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基于的唯一前提，在此前提下，黄仁宇所有的文字，就是为了论证：“结果”，就是一切必然性的表现。
黄仁宇的理论，其实就是以“结果”为立足点，反过来考察“过程”，最后梳理出“过程”如何演变成“结果”的过程。

比如黄仁宇多次提到的北宋王安石变法，黄仁宇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先设定王安石变法需要具备的技术条件，比如法律环境、金融手段、人才支持等等。之后，黄仁宇再以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结果为立足点，反过来推演过程。黄仁宇指出，王安石在北宋的时代，并不具备黄仁宇提及的技术手段，例如法律、金融、人才等等。在放宽时空背景的情况下，大格局之下的历史必然性就以全新的角度被演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之前凡是涉及到王安石变法，总是纠缠于王安石新党与司马光旧党之党争的陈词滥调。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中，有一段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记载，黄仁宇指出：赵匡胤重实务而不重抽象理论，较少与儒臣谈论经典，反而经常临幸军工。但是宋代以军事上的积弱而闻名，同时却出现理学兴旺的现象。

黄仁宇的这段论述，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充分体现。黄仁宇通过案例说明：历史发展的路径，往往不取决于历史当事人的作为。

《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构建》书中认为，贞观的治世，源于鲜卑北魏的耕耘。刘仲敬说：“李冲、苏绰等人才是贞观的真正功臣，他们的名字被房玄龄、杜如晦所掩盖。功过判断全方位紊乱。”

刘仲敬这种理解与表述，与黄仁宇不谋而合。黄仁宇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甚少指责或纠缠于明祖的草菅人命，而偏向于认为朱元璋面对宋元遗留之格局（以及朱明无产者集团的特质），必有其迫不得已之苦衷。

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也许是：皇权专制越是迫不及待的扩张与施暴，恰恰证明的是皇权的现状是多么的虚弱与无助。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收录了内容涵盖先秦到元末的33篇文章。黄仁宇在这本书中，充分展现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写作风格。黄仁宇在每篇文章的开头，一般会对人物与事件进行粗略介绍，之后笔锋突然出现转折，黄仁宇往往会用比如“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并非事件重点”等“观点”，轻描淡写的甩开文章开头那段粗略介绍的文字，之后才进入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的叙事轨道。

黄仁宇的历史叙事，不同于陈寅恪与刘仲敬。
陈寅恪的叙事方式是，陈寅恪的任何选题，都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之基础上。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看完陈寅恪的文章后，读者往往会认可其观点，读者认可的原因是：本来根本就不会有人认为存在关联性的材料，经过陈寅恪重新梳理与组织后，聚集起来支持其观点。

刘仲敬的叙事方式是，刘仲敬的观点是基于准确的情景模拟之基础下，也可以说是基于看起来没有提供史料支持的主观臆测之基础上。但是读者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会认同其观点，原因就在于：刘仲敬对历史具有深刻的理解力与准确的判断力，他看似跳过了史料。
黄仁宇（的叙事）介于陈寅恪与刘仲敬之间。以开启西晋“八王之乱”的白痴皇帝司马衷为例，如果是陈寅恪，陈寅恪估计会将与司马衷有关的大部分资料进行梳理后，提出其独到见解。如果是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书中，刘仲敬就认为，司马衷可能是类似刘禅一样阴柔的权术大师，知道如何在权臣挟持下生存，将灾难留给后人。相同的历史人物，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则认为：关于司马衷的记载，是带有偏见的史料，无关大局，不能当真。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从孔孟到元顺帝，时间跨度超过1800年，视野开阔又不落俗套。

有些学者的作品，喜欢标榜自己从偏僻角落里找到其他人没有发现或没有关注的所谓“新材料”，并视之为“重大发现”，以此作为有别于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这种做法，是懒人的做法，是不学无术的做法。

黄仁宇的作品，很少采取这种手法。类似《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种分散、独立选题的作品集，单纯看书中文章的标题，读者也许会以为黄仁宇或许会告诉读者一些“新的东西”。但是，黄仁宇立足的基本材料，其实与普通读者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极普通的史料，不同的是黄仁宇带给读者全新的见解，正如《万历十五年》。

这才是负责任与真正治学应有的态度与水准。“事情原来是如此”或“事情本应是如此”，成为大部分读者的读后感。黄仁宇根本就无需针对其他学者或其他作品进行剖析与质疑，读者自己会做出选择与评价。

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材料的推陈出新”约等于“观点的推陈出新”这种逻辑，在近代之后的历史叙事中确实也有其合理性，比如近现代史专家杨天石，收集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地方军阀之间密谋推翻蒋介石的大量电报，就可以提出“国民党党内反蒋运动的新发现”的新观点。但是类似近代之前的历史叙事，由于基本已经没有挖掘出新材料的可能性，历史叙事的突破，就只能依靠学者的真本事了，比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