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处世原则：以严为第一，以宽为第二

康熙的处世原则：以严为第一，以宽为第二

小颖聊音乐啊

百家号10-13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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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严并用是康熙控人之道。康熙于平日里虽待人以宽厚仁爱，但于朝廷礼仪大事，却绝对马虎不得，此为其处世原则：以严为第一，以宽为第二，二者不可偏废。

康熙严于律己，对他的大臣们要求也十分严格。作为一名皇帝，康熙的威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御门听政的时候。御门是大臣们随意不得的地方，但皇帝要使大臣们真心实意地服从自己，自己也必先行在前面。一坐几个小时，要坐有坐相，这是不容易的；要言词得体，截决得当，也更需要真功夫。康熙皇帝是有这种功夫的，早在儿时他的祖母就培养了他这一圣躬端坐”的功夫，更不要说他勤学致治的才干了。

如此，由于一种品行的示范和气度的感染与仰幕，加上宏伟的政治理想的感召，就使大臣们必然地处在康熙皇帝的严格要求之下了。何况在君主体制下，臣子本来就是君主的奴体，必尽下臣之道，必行下臣之札。所以在朝堂之上，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与君臣之礼，大臣们必须按部院与地位高低，就位列跪。各部由一尚书捧上放奏章的木厘放在皇帝的案上，然后口头陈奏。在这时，康熙一般只是静听，不发问也不议论。除了异常紧急的事情，他才发问或当场咨询大臣，做出应付局面的决断。

但无论有何言动，皇帝都一律是聚精会神的。此时如果有大臣分心，在下面做一点点小动作，是逃不过康熙的眼睛的，康熙肯定也不会给什么面子。让我们举个实例，来具体地看一下皇帝的威严是如何体现的吧。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听政时，轮到三法司启奏刑狱事宜，刑部待郎高珩却没有专心听奏，等到三法司奏事完毕，康熙即向高珩发问，让他说一说刚オ三法司说了些什么，高珩无言以对。于是康熙皇帝当场就严厉训责高珩，并令记注官记下，类似读取罪状。

相形之下，高珩此举所受的责罚还是轻的，如果大臣有启奏事宜不遵制度，或于礼宜不合，康熙也会当堂斥责，乃至于将其人轰出朝堂班列。一般来说，御门听政时大臣启奏事宜大多是口头陈述，但也不是就没有照本启奏的。恰恰相反，重大事情一定是要照着念。如果该照本宣科的重要启奏而大臣却只是信口说说，康熙一定又要斥责当事人了。这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朝廷政治远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存亡的问题。所以康熙本人也尤其认真。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三藩之乱初定之后，地方将领应重新安排，给事中摩罗就此提出建议，让提督王进宝镇守四川宝宁，蔡毓荣应补云南总督等。摩罗无本章准备，只在朝堂上口述陈奏，康熙即严厉地批评说：“你官居给事中，所做是约東大臣，充当朝廷耳目。所有的国家政事，假如有处理不当、计策不周详的，理应写上本章，一条条在朝堂奏明，这样天下人就会都知道，也就自然有公论与公道了。你既然是给事中，却不写本章一一奏明，竟然在朝堂上信口开河。

你心里的盘算是否这样：如果是不应该施行的事皇上必不准奏，你就说我只是口奏；如果这事情可行，那皇上就批准了，你就说这是我仅以口奏就获得皇上批准的。你是不是要以此取得虚名呢？如此重大事情，你写上奏本送上再奏。”这一事例，显示了皇上的威严，同时也说明，威严不是空洞的架式和装腔作势，而是实实在在地以严治吏，该怎么做，决不含糊行事。一味地威严未必能达到处理政务的最佳效果，所以康熙帝也会来一点调剂，适当地给一点民主，以活跃气氛。譬如在处理奏折时，康熙特别强调众大学土各抒己见，并且让他们明白：学士们作为人臣之责任是应该启奏发表意见。

为鼓励大学士大胆进言，在康熙二十年他就说过，古代皇帝诏书下发了，大臣认为不可执行，就能原封不动地退回，这就是先贤的例证了。他还说：“大学士等系国家大臣，凡事当直言，是者是，非者非，若唯逢迎恭顺，何益于事？”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是能正确看待和使用皇帝的威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