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位老师｜人物谈（056）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毛泽东，1936年-1976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1945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1976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24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伟人的老师们……

毛泽东曾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关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本科第8班。

这里的“徐老”，指的就是徐特立先生。从1913年到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6年。其间，徐特立渊博的知识、进步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相当大的帮助和影响。

01

“延安五老”之一：徐特立先生

徐特立，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善化人。

徐特立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

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他读了六年书，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因家中亲人去世，徐特立必须自谋生计，所以不得不辍学。18岁时，徐特立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所以他在家一边教私塾，一边习科举。

但他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所以徐特立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

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28岁的徐特立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30岁的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第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

1913年-1919年，徐特立任一师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当时，徐特立已是享誉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他任教的时间贯穿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于是，他来到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下，叩开了一师的大门。

刚进入一师的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看报的青年。正如他所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在徐特立的教导下，毛泽东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这一学习习惯。

徐特立在蒙馆读书时，因为乡下识字的人不多，没有人可以为他答疑解惑。因此，每每读书遇到困难，徐特立只能自己查阅资料来寻求解答。有些书买不到，他就从各处借来阅读，有时还会边读边抄写。

给一师的学生们上课时，徐特立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在课外自由阅读的好习惯，但也有很多年轻人贪多求快，不求甚解。

徐特立便以自己的经验相告诫：“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记忆。”“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于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就成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毛泽东十分推崇徐特立这一学习方法。毛泽东在阅读时一定要随身携带的“三件宝”之一的笔记本，他会在上面十分细致地写下自己的点评和见解。遇到一些佳文、好书，他还会整篇、整本抄下。

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批注、评注。听课、自学的摘抄以及目记更是积了好几网篮。

这5年半，毛泽东大约花了160块钱，这些钱约有1/3都是用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上。读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同学们谈论起时事，总是了如指掌，还有了“时事通”的绰号。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还断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预言”果然应验。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研究专家颜蒹葭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注重修学储能，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预言’的应验恰恰证明了当时的他从书中获取了很多知识，并善于思考，对时局已经十分了解。”

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在《我们的师表》中，就有一段回忆：“（毛泽东）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写了一万三干多字的评语。在他经常阅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涂抹、考订、批评，朱墨纷陈，琳琅满目。”

毛主席后来回忆起在一师的日子时感慨：“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他在一师，也完成了从爱国学生到革命家、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

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

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

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

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随，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

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这对志同道合的师生从一师校园走向了革命战场。

1930年12月30日，53岁的徐特立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苏区宁都小布镇，与正在这里指挥第一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相遇。师生二人久别重逢，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

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在告别时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1937年1月31日是徐特立的六十大寿，毛主席特地为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

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也非常敬佩他这位学生。有一次，徐特立听到有人对他的孙女说：“你爷爷是毛主席的老师。”他连忙摆手说：“快莫这么说，快莫这么说，毛主席是我的老师。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听过我的课，我只是他的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在旧社会，我想对人民贡献一点力量，但摸索了几十年，找不到出路。1927年我读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启发，看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革命，从此以后，我总是向毛主席学习。”

1940年徐特立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

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著作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徐特立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02

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

除了徐特立，毛泽东在一师还有一位敬佩的老师是杨昌济。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过，杨昌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

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871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字华生，后在1903年留学日本前改为怀中。

其父杨书祥读过不少古书，但没有考取功名，长期在乡下教私塾。

1877年，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只是，第二年父母便相继去世了。

一个人走在求学的路上，到了1888年，杨昌济与表姐向振熙结婚。后来在家设馆授徒，并自学。

1901年11月，杨开慧出生。

1902年，杨昌济参加赴日留学考试，获官费留日资格。

1903年，杨昌济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到了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1908年，杨昌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并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一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

1909年春，杨昌济留学英国，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0年，在爱丁堡文科学习。同时注意研究英国教育状况、英国国民生活习俗。

1911年，在阿伯丁大学文科学习。10月，武昌起义成功，送别章士钊回国。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阿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

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

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故乡长沙。

1913年杨昌济回到湖南后，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聘请他当省教育司司长，杨昌济没有接受，而是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

1914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任第一师范修身、教育学两科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

1915年在湖南高师讲学，上半年兼一师修身课。那时，毛泽东等人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学籍，是杨昌济与徐特立等教员出面，要求张收回成命。

那个时候，杨昌济就对毛泽东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印象深刻，他认为毛泽东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

杨昌济留过学，又博学多才、人品端方，吸引了不少求知若渴的青年前来求学问教。杨昌济在板仓的家，学生们去得很勤。

毛泽东的好友、一师的学生萧三回忆：“每逢星期日，他们相约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

1915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之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杨昌济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为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他废止朝食，主张静坐，还常年洗冷水浴。这种做法也影响着毛泽东等许多学生。

清晨的一师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毛泽东站在水井旁，舀出井水往身上淋，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和他一起的，还有同班同学罗学瓒。

罗学瓒也是一位进步青年，他常对人说，“受教育的人就应当是救我们国家的人，这是责无旁贷的。”

可由于缺乏运动，他的体质很弱，常生病感冒，眼睛也是高度近视，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他也决心洗“冷水浴”以强身健体。

平日里，毛泽东除了学习杨昌济洗冷水浴，还和蔡和森等同学利用假期到橘子洲头、南湖港、岳麓山一带游泳、爬山、露宿。此外，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实践，集合各种运动之长，自创了“六段运动”进行锻炼。

毛泽东曾回忆当时的情形：“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

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

1917年，毛泽东写下《体育之研究》。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体育的作用在于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因此，“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同年4月1日，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

杨昌济常以“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自勉，他的学生众多，但他对毛泽东这株“大木”格外青睐有加。

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对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杨昌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帮助。

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受到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教授。同年8月，毛泽东一行人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

这个异乡来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没有依靠，也没有落脚之地。杨昌济便收留他暂住在自己家，还为他介绍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杨昌济的引荐，毛泽东才在蔡元培的批准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参加了学术团体，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并结成了革命伴侣。

（杨开慧，1901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板仓，号霞，字云锦，杨昌济之女。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则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

从此以后，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也成为了他的岳父。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杨昌济，谈到这段时期，他说：“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新的思想和经验回到长沙，不久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报刊的新闻里。

1920年，杨昌济逝世前，他记挂着毛泽东，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好友章士钊去信，介绍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葬于长沙县板仓。

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称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现在他在北京的故居成了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

杨昌济被世人称为“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教育思想：

第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在杨昌济看来，所谓教育是“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

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人）、教育的客体（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这种对教育本质的认识，看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即感化——教育是一个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颤动另一个心灵的互动工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的本质，就应该是教育的发心——如果现在的教育工作者能够以此为纲，就不会偏离教育的发心本是以“感化”为教育手段。

第二，关于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

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

一是竞争型人才；

二是管理型人才；

三是科技型人才；

四是实业型人才；

五是教育型人才。

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

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目的。

第三，关于教育的方法。

杨昌济对启发学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

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

“教授”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而“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杨昌济的体育思想。

杨昌济认为，体育事关国家之兴亡。

杨昌济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同时，他强调人的身心同样需要锻炼。

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会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对恶劣的环境没有抵抗力，平时吃不得苦，耐不得劳，学问和事业的成就会大受影响。

而国家的独立、繁荣有赖于建立强大的军队。而海陆军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又来源于国民体质的好坏。

因此一个国家若不注重体育，不注重人民体质的羸弱，国势必然衰颓。

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没有尚武精神和刚强的民风。

他指出“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与体育。“体育对于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后来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3

小结

在现实社会中，衡量一个人成就的高低，无外乎看他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力。

特别是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他们言传身教下的学生，未来对社会的贡献，决定着他们的教育成就。

在这一点上，培养出蔡和森和毛泽东这两位革命家的杨昌济，无疑成就巨大。

在今日，为人师者，你可以以你身上的哪一个品行去影响你的学生日渐优秀？你可以以你身上的哪个行为去影响你的学生养成好习惯？你可以以你怎样美好的心灵去感化你的学生？

怎样的老师，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才是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