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是否构成了对底层的消费？
2022-01-08 本文已影响0人
好好姑娘
底层的题材是否演变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是研究者对于道德立场的标榜，或者借底层的苦难来表达自己的而非写作对象的观点？
而在这个拷问的指引下，我也试图去探索如何进行对底层的“真表述”？当底层没有形成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来表述自己，是否就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真表述”？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资格和能力表述底层？由这些问题引申，当研究者认为自己进入了被研究者的世界，就必然会写出以被研究者为主体的作品吗？
很多研究者在书写底层的同时没有真正了解底层，仅仅只是把乡土、农村当作怀旧的对象而非寻找意义的场所，从而在写作中造就了对底层的刻板印象。研究者和知识生产过程本身成为了对底层的符号暴力，不仅造成社会对底层的边缘化，也会造成底层自己对自己的边缘化。因此，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只有当底层自我表述时才能成为“真叙述”。譬如学者刘旭就在200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他在文章里彻底反对知识分子代言底层。他说：“他们（底层）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发现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但另一方面，当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时，也可能是内化了来自精英阶层思想的结果，从而导致底层继续保持着失语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却已经完成了其学术生产的精神使命。换言之，当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渗透了整个社会，研究者对底层的消费就不可避免，因为研究者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永远比被研究者多很多。
作为一个介入被研究群体的外来者，研究者本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写作素材，甚至可以通过一部研究著作获得工作、晋升等机会。同时，研究者也更容易从这些关系和他人的生活中脱身，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中。而被研究者的物质生活通常没有什么改变，唯一的改变可能就是让他们的形象进入到公众的意识。
此外，对理论的执着也一样可以成为学者消费底层的方式，甚至成为一部分学者批评其他学者所“代表”的底层的不正当性的批判工具，最后会导致对“底层的话语权”的全盘否定。
譬如，纽约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学者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就指出，研究者在尝试作为朋友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中，“剥削”（exploitation）几乎是必然的。她用自己在田野中的经历举例：她非常重要的一位被访者在田野文章完成前不久过世了，而她感到自己可以算作这场悲剧的“受益者”（I stood to benefit from this tragedy），因为他的家人参加了悼念会，他的葬礼因此成为了新的“研究机会”，她可以从中得知更多关于这一家人的信息。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于斯泰西对基督教家庭中女同性恋者的研究。她的受访者希望她不在写作中提及自己的个人历史。按照一般的伦理标准，她必然需要尊重被研究者的意愿，但这样就会造成她在写作中损失非常有用的信息，也让她无法为该群体发声、继续跟随主流社会让这个群体保持沉默，而这也违背了很多女性主义者的目标。
针对这一田野困境，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里奥·斯莫尔（Mario L. Small）在田野里区分了两种研究者，分别是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sympathetic observer）和“勇敢的融入者”（courageous immersive）。偏颇与成见在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只能选择立场，不能彻底客观地代表一个群体。于是，很多研究者选择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以富有同情心的写作来人性化（humanise）边缘群体。而在斯莫尔看来，同情心并不能带来“真表述”，也同样会使边缘群体失声，因为这样的写作有可能在研究者不经意间制造出对边缘群体的刻板印象，转变成一种来自中产阶级的凝视。
斯莫尔认为，每一个学者都会经历两种“代表”（representation）的过程，同时代表被观察到的事物以及观察者自身。观察者本身需要在写作中展现出他们的知识、讲故事的能力、分析和研究的能力，带领读者走向“真相”。由此，斯莫尔提倡写作者的“共情”，而非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时却依旧强调“价值中立”。如果一个学科过分追求“客观中立”，带来的极可能是漠视，也就是布迪厄称为“社会巫术”（social magic）的现象——用“科学客观”的手段来解释并且合理化存在的不公正，执迷于现存的“结构”而不提供崭新的知识。
相反，带有共情和同理心的写作能带动读者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理解到边缘群体中的个体也是多维的、复杂的，对于事物有着矛盾的看法和感受，而不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被压迫者、受苦者。无论是中产阶级、白领、性少数群体，还是穷人、流浪汉和罪犯，社会学民族志的任务应该是“解剖社会中的机制和引导各个群体行动的意义，情境化他们的道德、策略、人生轨迹，并且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所有群体”。
在我看来，比起纠结于“研究者是否可能真正表达底层”，或底层能否拥有独立的话语体系，真正的田野关怀应该更加关注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者在进行底层研究时，应该下沉到底层的日常生活世界，突出“在场”。田野研究实则是一个与人交往、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而非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单方面地从受访者身上获取知识。研究者对待被研究者的态度应该是平等的而非“审问”的，尊重每一位被访者内心的感受和个体的多样性，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意识。只有“在场”，才可以全面认识底层社会与精英社会不同的场域和逻辑，看到底层社会的自主性，避免学者以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把底层生活包装，再呈现给一样属于精英阶层的读者。
其次，田野中，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地直接引用被访者原话，保留他们身上的阶层和文化特征，详细记录他们的生命史以书写更完整的个体。同时，也应尽可能地展现被访者的主观情感，从而避免将来自精英话语体系的语言习惯、价值判断和历史观投射到写作中。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引用受访者原话、记录生命史，研究者在进行访谈、写作的过程本身可能潜移默化影响表述的真实性。以作家林白的小说《妇女闲聊录》为例，尽管全文似乎是一个农村妇女木珍在闲聊，但作者可以通过技巧性的诱导来拟定话题、主导对话，访谈的内容会逐渐被推动成研究者想听到的答案。
同时，林白希望这位木珍用农村妇女的口语来表达，但实际这不是木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进城生活的经历让她在日常用语中夹杂方言、土话和书面语，对“自然表达”的过分追求反而使表达变得不自然，理想化的“自然”和农村妇女形象变成了对作品的包装。最后，在直接、间接叙述的交替中和在方言比例的把握中，作者本人的话语和观点也融入了文本，写作的过程成为了精英话语对底层的渗透，成为了“隐形的权威控制者”，“自我表述”和“表述他者”的界限又一次模糊了。
最后，研究者应该有更多关于如何在研究中帮助被研究群体的探讨。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进行干预，尝试提出如何给弱势群体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挖掘出结构层面和政策层面带来改变的可行方案。
对于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来说，我们应该明确作为“说故事的人”的职责，警惕理论和技术介入所带来的破坏，变换理论投射的角度，制造更多空间，让不可见的事实真相变为可见的；同时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不断挖掘理解的可能性；不必苛责去穷尽现实的真实，而是反思现实背后被遮蔽隐藏的结构性意义；不必带着用光去拯救暗夜的态度进入田野，恰恰相反，正是暗夜本身凸显了生命和光的存在。
我相信，站在时间的门槛上，社会学会有更多的实践空间，也必将面临更加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系统性困境和人性的挣扎。我们要做的，正是以社会学为工具，看到社会之中每一个具象的人，培育社会的道德共识，在社会的肌理中，重新恢复自然性、默契性、和睦性及道德性的情感和文化连结。
（摘自严飞《身边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