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情况都适合《非暴力沟通》

今天搜到一本书——《非暴力沟通》，豆瓣评分8.4，不过我看了第一章的引言之后就不太喜欢，再看之后的内容，只能说，并不能完全苟同。

说一下我的原因。

引言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种族歧视，一个是德国集中营。在面对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我不觉得“关心”、“体贴”就能让对方放了你，尤其是这种对方将你当之异类，将你整个族群都视为蝼蚁，随意打杀的时候。

非暴力沟通的基础是一些沟通方式——即使在逆境中，它们也能使人乐于互助。非暴力沟通没有任何新的主张，它所吸纳的内容，都有悠久的历史。
它的目的正是提醒我们借助已有的知识，让爱融入生活。

非暴力沟通指导我们转变谈话和聆听的方式。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地反应，而是去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我们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尊重与倾听他人。这样，在每一次互动中，我们都能聆听到自己和他人心灵深处的呼声。同时，它还促使我们仔细观察，发现正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事件，并提出明确的请求。它的方式虽然简明，但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文中提到：它的目的正是提醒我们借助已有的知识，让爱融入生活。

这句话多少有些圣母。所谓让爱融入生活，也要分情况吧。

无论自我对话、与人交谈，还是小组讨论，非暴力沟通都能使我们心存爱意。因此，它适用于各个层面的交流和各种环境：

亲密关系
家庭
学校
组织机构
心理疗法及精神辅导
外交和商业谈判
任何性质的争论和冲突

个人认为，前三者，尤其是亲密关系，家庭，非常适合“非暴力沟通”，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情谊。

但后两种就不一定了。

大家都知道清末民国时期我们国家是什么情况。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在这时候可不会和你“非暴力沟通”，他们绝对是“暴力合作”。

除此之外，当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仍然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近段时间频频发现的性侵幼女问题，哪一个可以用“非暴力沟通”解决？人家是你的生命受到危险，将你的尊严随意践踏，你还能轻飘飘地想，他可能是心情不好，温柔地问一句，“吃了吗？”这恐怕就不止是圣母了 ，而是贱！

因此，这种沟通，必须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的。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有责任。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不得不”这一短语。例如：“不管你是否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你让我”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例如：“你让我伤透了心。”此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情感的内在根源。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纪录了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据她的记载，艾希曼及其同事借助“Amtssprache”回避责任。 “Amtssprache”大意是“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例如，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他就会答道，“长官命令”、“公司政策”或“法律规定”。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得不做”的理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不失为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举个最普遍的例子：妻子向丈夫抱怨总是下班很晚，或者周末也不在家。而丈夫的回答也很冠冕堂皇——我要加班，领导让我加班。

反过来想，比如在军队，就是需要军人服从命令；在公司，为了“做自己的主人”，每个人向领导提意见，领导都采纳、接受，那公司不就乱套了吗。

“非暴力沟通”是个好概念，文中很多内容也很引人入胜；但社会上总有些渣滓，只能用“铁拳”将其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