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早期人口变动的经验，人口学家总结出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表现出高生产率，低死亡率，从而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以出生率，低死亡率，从而低自然增长率。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因此被称作人口红利。

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

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个劳动力的分工标准是固定的，生产队通过记录出工天数决定年终分配。一个劳动力付出更多努力所产生的成果，将被生产队全体成员平均分享，而偷懒所造成的损失也将由全体成员分摊。

原来的公社改为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原来的生产大队改为村，作为农民的一级自治组织。原来少量存在的社队企业相应改称为乡镇企业，通常指乡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企业。费孝通教授把这种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离土不离乡模式。

1978年，在当时社队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1985年一下子增到6979万。但是1985年整个农村有3.7亿人就业，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毕竟只在18.8%。

虽然小城镇在当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这种规模的城镇，归根结底由于缺乏就业机会而无法成为数以亿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

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业品的长途贩卖和自销，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邻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两千年以前劳动力跨乡镇流动的数量变化，根据一个政府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1983年只有200万，1989年增加到3000万。按照农业部的估计，1993年达6200万，两千年为7550万。从2002年开始离开本乡镇外出超过六个月的农村劳动力时点数超过1亿人。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倡以晚稀少为目标的自愿性计划生育。直到八十年代才形成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后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得到越来越严格的执行。然而总生育率大幅下降发生在1970到1980年期间，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

2005年到2010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6剔除最不发达的国家后发展中国家为2.5，发达国家为1.6，中国以1.4为准，无可争议地被列为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

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达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到1970年的人口抚养比达到谷底，在抚养比的最低点停顿了二十余年之后，于九十年代初开始提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民工荒到劳动力短缺

在很多地方盛传着一种说法招工比招商难。

在1978年到1998年的二十年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素年均增长2.0%，小型拖拉机动力年均增长11.3%，而在1998到2010年的十二年中，大中型拖拉机总动力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3%，小型拖拉机动力增长率则降到4.6%。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3亿人，其中离开本乡镇的农民工1.63亿人。在外出农民工中，年龄在16到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61.6%。

托达罗悖论，托达罗提出吸引农村迁移者的是城乡预期工资之差，即把城乡实际工资差异由城市失业率进行修正。这样就形成一个悖论，即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应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而家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也就是说，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反而恶化建议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

一个统计来源是来自全部独立核算单位的报表制度，由于大量农民工是以派遣工和临时工等非正规形式在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因而很多情况下并不被包括在这个统计项目中。以个体私营和自我雇佣方式就业的农民工，则更难在正规统计中得到准确包含。

2012年，中国十五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预计2011年到2020年将绝对减少近3000万。

刘易斯在其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部门对剩余的使用。正是因为剩余被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资本主义部门得以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

资本积累越是迅速，经济增长越是在更高程度上依赖投资，则人口红利丧失越快。

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与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延缓退休年龄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行前提是，老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区别。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大体上从45岁就开始下降。其中男性略晚而女性更早。

储蓄的可持续性

不久的将来，问题就变为在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储蓄水平。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是中国接受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之后，两个账户长期实行混账管理，在存在大规模历史欠账的情况下，个人账户被作为统筹基金支出，形成空账运行。

2012年累计收支余额达到23941亿元。与10余万亿个人账户的记账额相比，做实个人账户的仍然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浩若素建议，不妨把刘易斯转折点看作一个刘易斯转折区间。

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使得没有足够的增量可供分配，强势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就会强烈表达出来，则难免陷入拉美困境之中。

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及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

不妨把这种失去低收入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之后，直到获得只有高收入国家才具有的比较优势的中间状态，看作是一种比较优势真空。

这些增长因素的积累或改善同样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性质，在低垂的果子已经被摘完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便不足够强大了，除非完成了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驱动力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因全球原材料需求激增，导致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去工业化现象。

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条件下，实际上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可能改善的。

一个经济体最初面对的是作为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增大的人口分母所摊薄，生活水平维持在生存状态。

打破贫困陷阱并不一定依赖于自身技术突破，而只要消除了阻止新技术使用的制度障碍，即可通过学习借鉴购买引资等方式获得这些技术。

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政府保护落后企业，导致僵尸企业横行，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佳。

梅佐乔诺现象：意大利在解决南部每座桥洛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北部地区的问题时，采取了以转移支付和工资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助长了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和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引导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同时却抑制了有利于缩小生产率差距的私人投资，结果是进一步降低了落后地区的竞争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反而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居民收入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来源，即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或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隐性收入为19681元。

导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继续恶化的主导因素是资产性和财产性收入的严重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