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旭麓6：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社会的革新，全在于人，在于新阶层的出现和成长。

清末社会革新，正是在于出现了“新民”。

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新民”，在于社会局势变化，尤其是经济、科技和思潮带来的观念、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最直接的导因，又在于教育的变革。

简言之，“新民”从哪里来？从教育当中来。教育改变，青年改变，未来改变，社会改变。由此也启发我们关注到教育的内容、方式和价值观导向的深刻意义。

陈旭麓概述中国近代社会，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的社会，而社会下层就好比是“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任人拿捏。

陈旭麓（1918—1988）正是出生于灾难深重又充满伟大希望的彼时中国，从湖南湘乡出发，追随进步和理想，抵达上海，终生服务于华东师范大学，终生治学于中国近代史

他采用“三分法”，来专题论述清末社会阶层的分化、变动、聚合，并顺理成章地演绎出“中等社会”主导的社会革新，这种革新，分改良和革命两个方向，途径不同，目标其实一致，就是使中国社会迈入全方位的近代化。

这个“三分法”，就是将近代中国社会的人类，分为“上等社会”、“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

他着重分析的是“中等社会”从哪里来，包括哪些群体，出现哪些异动，引发了哪些革新。

他写道：“出现于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一）‘自居于士类者’。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民概分为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为四民之首。学而优则仕，修身诚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恪守的政治信念。所谓‘士而仕，犹农之耕也’。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但由士而进于政治行政系统的并在在多数，因为取得‘功名’本身并不意味着得到官职。在中世纪的中国，‘功名’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它不仅把有功名者同平民社会区别开来，而且赋予他们以各种权利。即便未能跻身于官僚之列，也能凭借它左右乡村社会的众多事务，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般来说，这批人在职的时候，是官；不在职的时候，则是绅。然而士与士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并不都是一样的。其中之低级，如众多的生员，只是小绅士，实际上已经介乎绅与民之间，他们没有上游绅士那么多财富和权力，又比一般的‘耕氓市井’之类多了一点功名。于是这些人天然构成了乡村社会里的中等阶层。这是一个相当规模庞大的阶层，有人估计，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一部分士类大约有9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二十四。这个数目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当然也不能直接用来说明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情况，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资推算的依据。所谓‘自居于士类’，这是一部分。他们不属于中产阶级，也不具有多少新质，但他们又被归于‘中等社会’，这种事实说明了‘中等社会’依然带有旧时代的深刻烙印。

‘自居于士类者’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19世纪末开始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包括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及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来的知识分子。同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八股士类相比，这类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那种‘舍帖括八股书画之外更无其他学问’的‘（门日羽）茸污贱骄蹇无耻之士’，对传统经籍版本的热衷与执着逐步让位于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

把学生视作变外来为内在的触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反映了随时代变迁而来的社会观念的变化，突出了学生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八股士类不同，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拼搏于科场，不再执着于功名，但在久已习惯用士农工商划分各色人等的社会里，他们仍然‘自居于士类’。据统计，1902年共有近代学堂35787所，1912年增至82272所；学生则从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比较起来，这批人在数量上更多于八股士类。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于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在这个时候，新的社会需要使旧的知识无用武之地，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断绝了读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推动了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中等社会”里的旧式士类在斯文扫地之后另谋出路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投笔从戎即是一条重要的出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陈孝芬是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曾被山东学政赏识过的秀才吴佩孚，最后‘弃却儒冠，另就事业’，投身于武备学堂去了。读一读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人物记载，类似吴佩孚者大有人在。除此而外，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于是而有‘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之类称呼。旧式士类的这种变迁，不仅是职业的变化，而且是利益和感情的变化。在同一过程里，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随着他们的产生，同时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职业，如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西医）、近代学堂的教师以及职业革命家，等等。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并因此而成为‘中等社会’的中坚。”

这一大段论述，我觉得非常细致和精彩，所以，全文照抄。记得当代历史学家桑兵曾有专著论述以清末新式学堂涌现为代表的教育领域的改弦更张，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的废止，也导致旧式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惯性地以功名仕途为人生目标的后来知识分子出现大规模的转变。他们的惯性目标被中止，导致旧式知识分子的极大分化，也客观地为革新、革命积蓄、或者说是转化成为新的力量。

陈旭麓接着论述商人阶层的出现，对社会革新的积极影响。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轻商观念的彻底颠覆。

“（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在传统的中国，士以求义为志，商以求得为本。士与商不仅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后者为前者所不齿。在以农为本、商为末的社会里，轻商、卑商、贱商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商是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的。但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人为的界线开始模糊了。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促使中国感受和认识了商品和资本的力量，于是而有运动中出现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倾力呼吁‘商战’，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商战’不仅包括商业，而且包括工业，它既重视商品的消费流通过程，也重视商品的生产过程，所谓‘商战’需以工业、农业为本，作为民族压迫下所产生的反应，‘商战’非常自然地把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同民族自强联系起来。于是，为士类鄙夷的商人之业开始得到了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承认。

创立于1897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曾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1954年迁至北京

创设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其初始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印刷各种商业、商界的文件和账簿等，所以称‘商务’，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即透露出这种历史信息。与这种观念变化同时发生的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外力侵蚀下的逐步改组，它比观念更有力地改变着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三种新的情况：

其一，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其二，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其三，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工商业。”

近代化的含义非常宽泛，当然包括经济的近代化，工商业地位的举足轻重，农业地位的急骤下降，以及城市化的进程。

而旧式力量的分化，也在陈先生论证之列。他举证中，甚至包括了：“（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他的这个观点，虽然质朴通俗，但确实能够点醒阅读历史者，真正是大道至简。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坦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群体是复杂的，因为中国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内生积蓄中自然形成的，外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救亡成为沉重而悲情的主题。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形象已经可以辨识，但资产阶级阵营是不明晰的。不明晰是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它们同其他社会成分的交叠和粘连还没有完全消除。

‘中等社会’的复杂性并不是个别人为的产物，归根结底，它导源于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的反映。中国近代社会是‘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的社会，微弱的若干工商业都市与普遍停滞着的农村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与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也都是摩肩挨背地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物质形态上社会发展序列的重叠交错，决定了‘中等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观念意识的多重性。‘中等社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但它的复杂性又说明它的不纯粹性。不纯粹性是正常的，天底下没有绝对纯粹的东西。但‘中等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不纯粹性，毫无疑问又给后来的历史布下了浓重的阴影。”

“中等社会”阐述完毕之后，与之相关联的“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表述，也只是为了行文的完整性而存在于章节之中。以下即简要摘抄即可。

他说：“‘上等社会’是代表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包括政府诸公、鸿儒硕彦、各地疆臣、领兵大员、驻外公使、州县官吏等。”

“‘下等社会’则是以农工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组成的庞大的社会力量，当然也包括会党、马贼、盐枭、娼妓、江湖术士、无业游民等流氓无产者在内。它像是‘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并不能自己代表自己，需要新的阶级来代表它，‘提挈’和‘卵翼’它。”

由是观之，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发生是必然的，而走向可悲的结局，也是历史的必然。

“中等社会”如何走向成功的革命？陈旭麓论述道：“必须走向‘下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为伍’。（一）‘与秘密社会为伍’。（二）‘与军人为伍’。（三）‘与劳动社会为伍’。”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革新的潮流和走向，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

“近代中国的改革是自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自上层肇始，逐级延及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作始于洋务运动而登场于甲午战争后的改良派曾寄希望于‘上等社会’，他们看不起‘下等社会’，极言革命之祸以推动清廷变法，并赋予变法以防止‘下等社会’揭竿而起的意义。”

“直到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才认识到‘中等社会’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积极的破坏’‘有秩序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因而已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走出了改朝换代的轨辙。”

本章关于“中等社会”的论述，之所以精彩，还在于其不仅说明了清亡的内在逻辑，革命和改良的力量蓄积，百年前中国步入全方位近代化历程之必然、之艰难，更在于其引发我们思考任何社会的变化在内因，还在于其有助于促使我们间接思考教育的重要性。

上海辣斐德路生活周刊社(1926)，三联书店前身  

生活·读书·新知，是当今众所周知的一家合并而成的著名书店（出版机构）的名称。我觉得，其标题，也明示了作为“新民”的路径：生活，读书，新知，而这也正是过有意义人生的全部逻辑。

新民，在于自新，涤新；止于至善，在于追求完美的境界并始终保持不变的新变化。

我最钟爱的杂志之一，也是个人订阅最久的杂志，正是出自三联书店

1901年匆忙启动的清末“新政”，延续十年的路径，也正是一条清王朝自掘坟墓的不归之途。

有时候，历史的奥秘，正在于此，原本希望的彼岸和最终的归宿，完全相反。

[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第1版，第14章“中等社会”（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破坏上等社会”与“提挈下等社会”/“中等社会革命”：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