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跌宕不群,纵横自得
按语:《十三经》是指儒家的十三部核心经典,内容极为宽博。自汉朝五经逐渐发展而来,最终形成于南宋。“经”本指织布过程中的纵线,引申为经常,代表着永恒的真理,在中国古代,“经”具有神圣的意义。《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发端,主导和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之久,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源头活水。
读《春秋》每每怨念孔老夫子的吝啬,何苦写得这般简略,让吾等后辈猜来猜去?
夫子的心思不好猜,历史的哑谜更难猜。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左传》,将会有多少精彩的故事,遗落在《春秋》那隐晦的字里行间;又将会有多少出色的人物,只闻其名,尚未谋面,便已永远错过。
《左传》之于《春秋》,正如血肉之于筋骨,二者合一,历史才变得丰盈而鲜活。
一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传》或《春秋左氏传》,相传乃春秋末年左丘明所著,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同为解释《春秋》之作,合称“春秋三传”,至唐代列入“十三经”。
左丘明像左丘明究竟是谁?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传统上认为,其先世本是姜太公庶裔,封于营丘,遂以丘为氏。后因齐国内乱而转奔楚国,复因楚国内乱而再投鲁国,定居肥邑。左丘明长而承袭父职,继任鲁国左史,故时人以官称冠其名前,犹言左史丘明者也。
左丘明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深受孔子赞赏,引为同道,好恶与共。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与孔子一样厌憎谄媚伪善,足见左丘明的为人。另据《肥城县志》载,孔子有一次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太平御览》卷二○八引述过《符子》中的一段故事:
鲁定公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桓势大,孔子便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之策,以削弱三桓。鲁定公想任用孔子为司徒,欲召集三桓商议。左丘明劝谏道:“孔子乃是圣人。圣人当政,身犯罪过者势必难保其位。您想任用孔子,却欲召集三桓商议,他们利益攸关,岂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费解地问:“你怎知不会呢?”
堕三都图(《孔子圣绩图》) 明·仇英绘左丘明便娓娓讲了一个寓言:“有位周人,爱穿裘衣,好食美味。他打算做件价值千金的裘衣,便去向狐狸谋取狐皮。他打算办次少牢规格的牲祭,便去向羊群谋取羊肉。结果狐狸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群相呼藏于深林之中,周人十年也没做成一件裘衣,五年也没办成一次牲祭。”
接着话锋一转,左丘明反问道:“这是为何呢?是由于周人谋错了对象。您想任用孔子,却召集三桓商议,岂非如同与狐谋皮、与羊谋肉一样吗?”鲁定公闻言大悟,便不再召集三桓,而直接任命了孔子。
且不论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有几分,却很能体现孔子和左丘明之间的那份惺惺相惜的友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艺文志》、《孔子家语·观周篇》等均言及左丘明曾陪孔子一起观周室史书,也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左丘明与孔子》雕像二
孔子修《春秋》,辞约而意深,凡所褒贬,皆口授弟子。及孔子逝去,七十二门徒各传其旨,莫衷一是。左丘明恐异见纷起,有失《春秋》经义,遂作《左传》以释《春秋》。西晋杜预据此径直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春秋左氏传集解·序》),虽略显武断,但《左传》本身却的的确确接过了《春秋》的衣钵,将《春秋》经义发扬光大。
《春秋左传》明·孙月峰批点,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氏刊朱墨套印本《春秋》仅一万八千字,而《左传》则十倍于《春秋》,多达十八万字。即便当今的键盘党们,单是把这十八万字全部输入电脑,也会累得目昏昏兮欲眩,手颤颤兮欲酸。而遥想那个无电少光的年代,清夜孤灯之下,左丘明伏案埋首,一面翻阅着大批旧简,一面刻写着大量新简,刀笔磨坏了一支又一支,而注经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
这是何等艰巨的工程!又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其中的寂寞和辛苦,绝非常人所堪忍受。而左丘明之所以甘愿如此,或许只不过是为了故友的一句嘱托。常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此之谓欤!
左丘明墓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大约与著《左传》用眼过度不无关系,实在令人惋惜。但他却毫不气馁,目盲之后相传又撰成《国语》,与《左传》可谓珠联璧合。《左传》有《春秋内传》之誉,而《国语》虽无传之名,却有传之实,故又被称为《春秋外传》。
盲于目而不盲于心,左丘明之被尊为“文宗史祖”,诚无愧焉。北宋宰相丁谓曾赋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左传》以《春秋》为纲,几乎将《春秋》的每一句话都展开成满满的一篇,虽为编年体,却颇有纪事本末体的神韵。其叙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比《春秋》多出十三年。而若将末尾穿越般惊鸿一现的“三家分晋”也算进来的话,则足足多出二十六年。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兵法·计篇》)春秋一代,诸侯争霸,烽烟四起,战争是各国的主旋律,一切内政外交,莫不围绕战争而行。《左传》无疑把准了春秋的脉搏,将二百五十五年间的战争风云描绘得波澜壮阔,细致入微,俨然一部恢宏的史诗超长巨制。
据统计,《左传》共记录大大小小的战争四百九十二场,当真是大仗年年打,小仗天天打,难怪被称为“相斫书”,诚非虚言。其中,如周郑繻葛之战(桓公五年,前707年)、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前684年)、宋楚泓水之战(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秦晋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前598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前589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前506年)等等,都是影响国际格局的著名战役,刻画尤为详尽。其俯瞰天下的全悉视角,跌宕纵横的高超笔法,堪称登峰造极。
宋楚泓水之战示意图 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左传》深谙兵法之妙,每写一场战争,往往正戏尚未开演,而各方势力角逐早已暗潮汹涌,风雨欲来。可一旦大幕拉启,却又不紧不慢地介绍起远因近由来。当初怎么结怨,如今怎么报仇,我方做何策划,敌方做何应对,君主是否虚心,将士是否冒进,无不交代得清清楚楚,就连每个人的声容情态,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此消彼长之间,形势渐明,胜负已分,最后的兵戈相交,也只是为了印证而已。而穿插于战争空隙的诸多外交辞令,则更是武戏文唱的典范,或委婉曲折,或透辟犀利,唇枪舌剑丝毫不逊色于强弓硬弩。
四
且举崤之战为例,秦晋这对昔日的婚姻之好,本来相约伐郑,哪知被郑国特使烛之武一番推心置腹的劝说,秦穆公竟然临阵变卦,不但不再助晋灭郑,反而与郑结盟,并留下杞子等人戍守,自己则率军而归。晋文公自然大为不满,却也只能无奈撤军。两年后,晋文公卒,子襄公立。秦穆公得杞子密报,不听蹇叔劝阻,执意发兵袭郑。行军途中,路遇郑国商人弦高。弦高一面假意犒劳秦军,一面紧急派人送信。秦军见郑有备,不敢再进,灭滑还师。岂料方至崤山,便遭到晋军伏击。晋襄公丧服督战,将士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惊惶大乱,全部被歼。秦军三将孟明视、西乙术、白乙丙,也一起被俘,幸得晋文公夫人文嬴之请,才被放回国。
崤之战示意图这一战,是秦晋两大盟国反目成仇的转折点。秦国劳师袭郑,晋国伏兵击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战况之惨烈,自不待言。但左丘明却写得从容之极,一波三折,摇曳生姿。先以烛之武退秦师为引子,前有杞子密报、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师、先轸论战等连环序曲,后有文嬴请释、先轸怒唾、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绕梁余音,至于真正交战,则只有“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句而已,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左丘明毕竟是史学家,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杀声震天,为小说家所钟爱,却为史学家所忌讳。更何况评价一场战争是否够得上经典,从来不是单看歼敌的多寡,战场之外的战略和战术才是关键。
崤之战之所以经典,与秦、晋、郑三方人物于战场之外的出色表演密不可分。秦穆公的刚愎自用,蹇叔的老谋深算,王孙满的早慧敏悟,弦高的机变善断,皇武子的绵里藏针,晋襄公的从善如流,先轸的忠勇激愤,文嬴的曲意回护,孟明的霸气内敛,无不形象鲜明。
其实郑国才是真正的赢家,前有烛之武,后有弦高、皇武子,未出一兵一卒,仅凭三段妙绝千古的外交辞令,便将两场亡国之祸消弭于无形。郑国其有神灵庇佑乎?
五
当然,《左传》也并非完美无缺,其最为人诟病处,便在于多叙鬼神之事,好论祸福之期,与孔子颇相违背。东晋范宁评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
上古巫史不分,春秋余风犹存。左丘明即身为史官,笔涉巫语,亦无可厚非。而且其所记预言,每每应验,看似匪夷所思,实则最终仍落在人事上,寓含警省鉴戒之意。
《左传》中出现的预言多达二百余条,大抵可分为灵异性和经验性两类。灵异类诸如天象、灾变、鬼神、卜筮、梦境等等,经验类则是根据既存事实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和推测,也即所谓的先见之明。预言的内容或关乎国家兴亡,或关乎战争胜负,或关乎氏族盛衰,或关乎个人成败,四者往往命运相连,休咎与共。
灵异性预言的神秘色彩最重,每逢大事将生,便会有种种征兆降临。
天象之兆,如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民间俗称“扫帚星”是也。周内史叔服据此预言:“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三年后,宋昭公被弑;五年后,齐懿公被弑;七年后,晋灵公被弑。叔服的预言一一应验。
灾变之兆,如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八月辛卯,成周地震,大臣南宫极不幸死难。其时周景王刚刚薨逝,王族争位,内乱不已。王子朝为西王,王子匄为东王,南宫极便是西王的臣属。苌弘因谓刘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预言西王将灭,东王将胜。是年十月,东王入主成周,西王出奔楚国。
苌弘,周景王时为大夫,通历数,擅音律,孔子曾师事之。
鬼神之兆,如僖公十年(前650年)秋,晋大夫狐突到旧都曲沃,遇见太子申生的鬼魂,便登车为其执御。申生告知狐突,将请求天帝把晋国献给秦国,以惩罚自己背信弃义的弟弟晋惠公夷吾。在狐突在劝说之下,申生答应不灭晋国,但要让惠公在韩原战败。五年后,秦晋在韩原会战,晋军果然大败,惠公被俘。
韩原之战示意图卜筮之兆,如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国逃臣苗贲皇献上破敌之计,晋厉公以易法筮占得吉,遇复卦,卦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战斗打响后,来自南方的楚师果然大败,晋将吕錡射中了楚共王的左目。
鄢陵之战示意图梦境之兆,如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对阵双方都有奇梦。在晋,晋文公梦见与楚成王搏斗,楚成王把他打倒,趴在他身上吸他的脑汁,不由惧怕。狐偃却说:“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在楚,令尹子玉梦见河神向己索玉,子玉不给。结果河神没有依言保佑子玉,楚军大败。
经验性预言则道德色彩更浓,大都出于智者之口,虽亦不乏无理可循之处,但总体尚能有理可依。
例如,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有神降于莘,虢公求神赐予土地,太史嚚由此感叹道:“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果然,虢国非但没有增加土地,反而在僖公五年被晋国灭掉。
再如,襄公十年(前563年),郑国出兵,侵鲁,围萧,攻宋。孟献子担忧道:“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周犹不堪竞,况郑乎!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兵者不祥,而郑国连犯三国,用兵太过狠绝,就算打了胜仗,又得平添多少孤儿寡妇之泪。不久,郑国执政的三大夫皆被盗杀。
预言本是极难之事,但《左传》却似乎轻而易举便做到了,且应验率极高,奖善罚恶,报应分明。可见这些预言本质上是借鬼神之说,评人间之事,其效用与随处可见的“君子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预言者,勿谓言之不预也。春秋无义战,故生此种种预言以求止战,与其说是天意所为,不如说是人心所向。春秋大义,其在兹乎?
甚矣,《春秋》之有《左传》,幸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