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监视~27

  作者在本节继续讲述自己在涪陵的工作和生活，这次何伟提到了一些很尴尬的事情，比如被当局监视跨国通信和上课内容，还有被涪陵的空气搞出鼻窦炎，甚至耳膜受损，哎，虽然前面何伟也讲了一些开心的事情，但在中国他也确实没少遭罪。

青年何伟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开始让我觉得烦恼不已。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监视，尽管一时很难说清这个监视点位于何处。我给家人的书信总会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时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开过的迹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给我邮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旅游版，因为里面有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可在邮寄途中，我的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国是我在文章结尾处的作者简介里，说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后不久，我用电脑软盘给父母亲寄去了一封长信。等他们收到软盘打开阅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讲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说我受到了三个醉酒大学生的骚扰。其他则纹丝未动。出于好奇，我的父亲带着软盘去密苏里大学找到了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这样的改动只能是人为篡改的结果。计算机软盘出错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替换结果。（看来监控外国人这个做法，全世界都一样，斯洛登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小插曲对我的骚扰并没有多严重，最主要的是，它们显得十分无聊。对一篇讲述密西西比河故事的文章也要如此核查，用意何在？谁有时间来阅读涪陵这样的地方居住的外籍教师寄出的信件？这样的精力难道不应该用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这句一针见血呀，但体制就是如此，防范总是维稳的手段之一）

大学里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监控迹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学的志愿者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志愿者明显理亏，因此后来被遣送回了美国。不过，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这个就有点恐怖了，枉费了这些志愿者的奉献，可能中美当时还在互相堤防吧）

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难为何伟了，中国的举报文化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得不谨慎呀）

上课的时候，最难做的事情是进行辩论，因为学生们的观点总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罗宾汉这样的外来事物，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们无法依赖他们曾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有点像是在哄他们，哄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来。秋季学期的时候，我用罗宾汉非常奏效，在春季学期，亚当用这个方法组织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循循善诱，这样的老师才厉害，哈哈哈）

他上的文化课里，有一个单元要讲到人口问题。一天晚上，我们正坐在我公寓的阳台上喝着本地啤酒，我们想出了要讨论的主题。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绝不容许进行公开讨论的——没有人敢于公然违反——但我们可以自由讨论美国的政策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题目：美国是否也应该制定法律，一对夫妻限生一个孩子？（挺灵活取巧呀，但教导主任可能已经一眼看穿，哈哈哈）

亚当在四个班上都进行了同样的教学，每一个班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其中的套路是这样的——赞成制定这项政策的通常是学生党员和掌权的学生，反对的一方则是那些靠边站的学生们。如果是在美国的课堂上，他们是不会被当做“边缘”群体的，但在涪陵的课堂上，他们被凸显出来——这都是些比较文静的学生，跟班上的政治组织多少有些脱节。（一个班级里面就有这样的团团伙伙，难怪社会如此复杂呀）

每一个班上，大家讨论到最后，都会在无意中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辩论，而这正是我和亚当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在最后一个班的讨论活动中，随着争论演变得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叫做瑞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瑞贝卡是一个大三学生，但他选的这个英文名字却不咋地。他蓄着小平头，眼神倦怠。看得出来，他很有文化，但也很懒惰，考试经常不及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其他学生交流过。在辩论的过程中，他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快，他就阐明了他的观点。

“跟我们中国相比，”他清晰明了地说道，“美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非常关注人的权利。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政策妨碍了他们的自由。”（极少数的明白人，对美国有基本认知，可能是从别的信息渠道了解到的）

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弥漫着一阵怒气冲冲的交头接耳。那一刻，跟他们无数次尴尬地埋着头的情形极为相似。不过，有学生随即反驳了瑞贝卡的观点，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评论。（这样的上课气氛，现在回看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上完文学课，瑞贝卡跟着我来到了走廊上。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他一本杂志看看，我于是让他跟我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存放着“美中友好志愿者”送来的一大摞过期的《新闻周刊》。

我们走到楼梯上的时候，瑞贝卡又说话了。“我猜你一定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由不及美国人，”他说道。我们周围全是学生，他们大多能说英语。亚当跟我讲起过昨天的课堂辩论。我想，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此刻想到的一定还是那回事儿吧。

“去办公室吧，”我说道，“办公室有很多杂志。”

我让办公室的门半掩着。走廊上非常吵闹，人们很难听到我们的说话声。我想过，瑞贝卡的名声早已传了出去。如果把门关上，肯定会让人起疑。可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坐下来，直视着我。

“我总在想，中国有很多问题，”他说道，“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觉得你们美国的自由更多一些。”

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学生说起这样的话来，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想，我应该同意你的看法，”我缓慢地说道。

他的英语不太好，得一边说话，一边想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很羡慕你们美国人的自由。”（难怪那么多学生去美国留学，这里面可能也有自由的缘故吧）

“但有些人觉得美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我说道，“因此，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犯罪现象。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枪支，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说道，“多数美国人过得非常好，经济发展得也很好。因为有很大的自由嘛。”

“我认为你们班上的学生多半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对！”他几乎是在大喊大叫了，“他们跟我不同。可他们却说我跟他们不是同类，有时候，他们还说我是‘新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哦，”我说道，“我想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注意点。”

“有时候，我也害怕，”他说道，“我总担心我有想法却说不出来。”走廊上的学生逐渐少了起来，吵闹声也小了下来，我心里面想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地高谈阔论？不过，他很明显是鼓了好久的劲才要跟我进行这一场对话。他毫无顾忌地直视着我，语气平缓地继续交谈着。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他说道，“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律，我不赞成其他学生的观点，我不喜欢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这种不同意见，在今天还算可以说出来，但当年可能确实亚历山大）

“今后也许会有所改观吧，”我说道，“我想，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小的变化。”

“在中国什么变化都太慢了，”他说道，“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很快，”我说道，“几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已经大变样了。一周前，我读过这样的文章。”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可能不会有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有时候，我也讨厌这样的制度，但那对我的影响不大。别的很多事情我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道，“我绝不会喜欢这个地方。我会待在美国。”

他就说了这么多。他站起身来，点头道过再见，就走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他替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启蒙阶段的孩子呀）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异己分子的学生。我回想起来，在我来到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酒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少数人被大多数人裹挟，方方面面，无一死角）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除非出国或者经商做小生意）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幸好后面没有二次发生悲剧）

之后，瑞贝卡再也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不过，有好几次，我借给他杂志的时候，他依然向我表示了感谢。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给他的分数打高了一些。一方面，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感到遗憾。（知道了一个学生的的命运即将在这样的国家被大概率锁死，也是蛮辛酸的，只能帮他在这里了）

6月中旬，鼻窦炎扩展到我的右耳，损伤了耳膜。这事来得很快——下午的时候，我先是感到耳朵里的压力在增加，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疼痛，很快就疼痛难忍了。我整个脑袋的右半部因此悸痛不已，但我除了等着陡增的压力压破耳膜，别无他法。（幸好没有致残，不然何伟亏大了）

我根本睡不着觉，疼痛还使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阅读。镇痛剂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只得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有一档音乐节目，正在播放综合性歌舞表演，我于是看了一会。接下来，几个上着浓妆的小孩子跳起舞蹈，翻起了筋斗。电视上总会播放这样的节目——中国人十分喜欢孩子。大白天，无论何时，你总能找到这个频道，一大群小孩子面带笑容，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满是血迹。不过，我的头再也不疼了，我才得以长途旅行返回位于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总部——先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船，接着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我去看了医疗官，医疗官对我的耳朵做了一番清洗。然后，我休息了五天，时不时到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去坐一坐。身体有所恢复之后，我回到了涪陵准备期末工作。后果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我的右耳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有一阵子，这样的嗡嗡声十分讨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嗡嗡声总比连续不断的喇叭声好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半聋不哑的话，最好选在涪陵。（这话挺尴尬，何伟也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