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260（尧曰）｜上古的政治哲学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在尧舜时代，各个宗法社会，各自为政，律、度、量、衡都没有统一，所以有人想把它统一起来，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统一过来。

        “谨权量”的权量，是权变的意思，我们中国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欢讲究这两个字，所谓“经权”之道，经就是常经，在原则上是不变的。如人的穿衣饮食是经，但吃米饭或是吃面包，穿西装或是穿中山装，可以随意，则是权变。所以为政的大原则就是“谨权量”，对政治权能的分辨，要非常谨慎，以个人而言，如领导一个单位，对某同事在权力上应该使用到什么程度，要量才而用。这是对人事而言，而 “审法度”是对制度而言的。

        在尧舜那个时代，人事与制度都没有偏废，两者兼顾，把这两个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的非常好。而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两方面关系的时候就很机械。比如现在去某机关办事，机关办事的人很规范，严格按照法规办事，一点都不会通融，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没有一点人情。

        “废修官”，古代的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所谓做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层，在上古的时候，还是管理的意思，是人民的公仆。“废修官”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在尧、舜、禹以后，经过殷商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才重新整顿起来。第二层意思是说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依《易经》的道理，是没有不变的。如一个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面，由于空间或是时间的变化，今天这个办法对，明天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问题。因此“修废官”等于说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四方之政行焉”，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说是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是“中央分权”。其实中国上古如周朝，中央反而没有集权，地方的权力非常大。所谓的中央集权，只是道德上的领导，思想上的领导，而行政上的领导都属地方。所以当“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三点注意到了，四方之政自然行得通了。对于个人也是一样，一个家庭中处理事情也是这样，中国向来是宗法社会，族有族规，家有家法，治家之道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