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

一九六九年三月初，我和我的小弟弟（当年只有17岁）下了城市户口，收拾好行囊，由妈妈送到原四川省江津地区油溪区长冲公社（现在的重庆市江津区）落户当农民了。我们是光荣的重庆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下农村当知青，实属迫不得已。不仅荒废了学业，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毁了我们的青春和梦想。

六七、六八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上的震荡和混乱无法制止，国家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地步。我们六六、六七、六八级的几百万高初中学生成了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待业青年，闲散于社会。这部分青年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九六八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袤的农村就成了知识青年的归属之地。

当时政府规定独生子女和病残青年可以不下农村。我家有五姊妹，哥哥、姐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下面就是我和两个弟弟。大弟弟身体不好，可以留城。我和小弟弟没病，身体也不残缺，父母也没有任何背景，所以我们下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父母所在单位为了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任务，除了在职工大会小会上动员外还个别谈话。同事之间见面的通常问话就是:“你家孩子下乡了吗？走的哪里？”我们的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尤其是父亲，在机关工作几十年，历经各次运动，深知跟党走，听组织话的重要性，养成了老实本分的工作态度和诚恳待人接物的个性。父母亲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我和弟弟的下乡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们天天在焦虑之中考虑着我和弟弟的去向问题。

当时的激进口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按规定我应该随学校统一落户到当时还属于四川管辖的最穷的酉阳、秀山边远山区。那里不仅山高路远，而且贫穷至极。那里土生土长的农民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们不愿意一辈子扎根在那里。

还好，重庆市还有一条政策是可以“投亲靠友”。这条政策有着高度的灵活性，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一丝希望，看到了一线光明。我们没有别的奢求，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家近一点，有困难可以回城寻求父母的帮助。为此，父母每天绞尽脑汁，多方打听，四处求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与父亲十六竿子才打得着的一个远房沾亲带故的人，是他替我们找到了他的已经改嫁到江津的大嫂（他的哥哥已经去世），征得大嫂和她丈夫的同意，我们才在那个水陆交通方便，不缺粮食，不缺柴烧的鱼米之乡的江津落了户。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远在北京、成都的姐姐、哥哥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对这个亲戚和落户的大嫂家都心存感激。

下乡之前，我有一帮爱好文艺的同学和邻居朋友常常聚在一起玩耍。我们唱歌跳舞、欣赏音乐、看小说，过着“逍遥革命派”的日子。其中有两个要好的女朋友，一个多才多艺，活泼漂亮，她的理想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高考之前她就已经通过了艺术专业考试，可是在等待复试之时却等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电影学院去不了，理想从此破灭。

另一个非常喜欢唱歌，她在学习美声唱法。每次到我家里来唱歌她都要求我关上门窗，她说她的声音可以使我家的窗玻璃震得喳喳响。确实如此，她的胸腔共鸣惊人的好，我觉得她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料。本有希望进入艺术殿堂的她们，人生道路从此改写，我非常替她们惋惜。

江津地区虽然四面高山环抱，境内丘陵起伏，但是江津城区却是一个大码头，离重庆主城并不遥远，火车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大嫂的女儿，一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农村女孩到重庆接我们。我们在江津油溪区车站下车，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她爬山涉水走了三十几里山路，中途歇了好几次，才在天黑之前疲沓嘴歪地到她家。我和弟弟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山路，也许妈妈也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山路。

由于刚到，我们的房子还没有安排，头天就暂住在大嫂家。大嫂家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住了两户人家。说是两户，其实不止。因为那一家廖姓家族有五、六个子女，成家的两个儿子也住其中。

天黑了，屋里点起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放在一张大方桌子的中央，妈妈、我和弟弟与大嫂一家人（他的丈夫张大哥、女儿和一个领养的十多岁的男孩儿）围坐在桌旁，一起商量着明天的安排。细细的灯芯，发出朦朦胧胧的亮光 。什么叫“灯下黑”，我是深有体会了。我只看得见我面前的桌面和周围人的被忽闪忽闪的小火苗映出的模糊面庞，其余一概看不清。桌下还有一条对生人虎视眈眈的大黄狗，我真的不敢挪动半步。

这样的夜晚，两眼一摸黑，就跟鸡摸眼似的，什么也看不清。我的腿常常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习惯了很久。我们去的生产队离县城只有30多公里，又不是大山，怎么就没有电灯？我很沮丧。

因为是投亲靠友，所以居住的房屋就由亲戚解决。大嫂将他们的柴屋腾出来给我们住。这间柴屋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四面墙壁是用泥巴筑成的土墙，房顶铺满了稻草。没有窗户，只是在屋顶上将稻草刨开一个洞，安一块玻璃，光线就从这块玻璃透进来。还有一点光线来源就是开裂的门缝。

柴屋大约不到20平米。屋里两张单人床各占一面墙，还要夹出一个屋角拉上布帘做“卫生间”。因为我没有胆量去牛圈或者猪圈解决问题。

没有厨房，妈妈为我们用大箩筐和泥糊了一个柴灶，安放在屋内门口，架上一口大铁锅。另外还找了一个小铁桶给我们糊了一个烧煤的炉子，就放在门外的屋檐下。屋里还有一张小饭桌和两只板凳，这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邻居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这头水牛是廖家的。牛圈用木板搭建，与我们的土屋只有一墙之隔。木板下面是个大粪坑，盛满了牛粪，这是廖家的肥料池。我们每天克服着难闻的粪臭与牛为伴，看它吃草，听它哞哞地叫。

妈妈要陪我们住三天，这三天为我们做了很多生活上的安排和准备。第二天，大嫂带着我们去见了生产队长和有关的亲戚朋友，认了辈分。在生产队里我们虽然年轻，但辈分已经是姑婆、爷爷辈了。有人这么叫我们，我们还真不习惯。

大嫂带着我们到四周转转，熟悉一下环境。生产队处在丘陵地，有山、有水，满眼葱绿。池塘、水田、村落和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一切的景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和落后。除了偶尔一声狗吠，一声鸡鸣，一切都在静谧之中。与城市相比恍若隔世。在坡上干活的人，见来了城里的知青，他们都很友好的将锄头立起来撑着下巴对我们微笑。

三天一晃就过了，妈妈要回城上班了。走之前给我们讲了烧柴灶的注意事项，并叮嘱我们要勇敢、要自立。我擎着泪水，依依不舍地与妈妈分手，心里万分失落。弟弟毕竟是男孩，又有姐姐在，表现淡定多了。

妈妈将我们姐弟俩留在这样的地方，让我们独立生活，自立门户，心里肯定也是很难过的。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流过眼泪。只有一次听我们城里的邻居说:“你们在那里怎么样嘛？你妈妈接到你们的信哭了。”大概是想到从未离开过家的我们在农村生活之不易，心里难过了吧。

大嫂和她女儿均和有时也来帮帮忙，教我们如何用一口锅解决所有的煎炸蒸煮问题。经过无数次的烟熏火燎，我们终于用这套简陋厨具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她们也教我们怎么干农活以及一些农村生活技能，还帮助我们打理那5分自留地。

前面我说了我们到的是一个鱼米之乡，不愁没有粮食。我们生产队共有600多人，粮食是按人头平分的。队里增加一个人，人均口粮就会受影响。一下来了三个知青，他们的口粮肯定会降低。但是收留知青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且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他们也只有服从。不过生产队的粮食是充足的，够吃的。

为了储备从生产队领回的谷子，大嫂给了我们一个大木箱。但是这个木箱陈旧破烂，挡不住老鼠。每天晚上睡觉时，就听到老鼠在箱子里窸窸窣窣欢快地吃谷子。这箱谷子就成了我们和老鼠共同的粮食。每次要将谷子背到队里的打米厂去打成大米的时候，大嫂就会十分心痛的用簸箕替我们簸掉那些被老鼠吃成的空壳。

前面我也说了我们不愁烧的。江津产稻谷，也产高粱、玉米等五谷杂粮。秋收之后留下很多谷草和秸秆，晒干以后都是上等的柴火。谷草晒干以后主要是喂牛。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产队就背靠着一座大山，山上有很多的枯枝败叶，为了弥补生产队分的柴火的不足，有时候农民也要上山去捞柴。我跟着他们上山去捞过两次柴。见他们捞柴的速度和装背篼的技巧，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将收集来的枯枝败叶紧紧的压装在一个大背篼里，背篼已经装满了，他们还能往上装。超装的本领惊人，一个背篼当成了两个背篼使用。他们很贪心，想将山上所有的枯枝败叶都背回家。他们背着巨大的背篼，佝偻着行走在山路上，从背后看他们就像一座座小土堆在移动，根本看不见人。我没有这个体力也没有这个装柴技巧，大嫂给我的背篼比他们的小，装的柴火也比他们少很多。就这样，我的双肩还是被背篼绳索勒出了一条深深的血痕。

江津大山里有很多小煤窑，要想烧煤，那是没问题的。但是要钱，所以烧煤的不多。不要钱的煤也有，那就是到煤矿的下游河滩上去捡煤矿淘汰的煤矸石。我和弟弟也与村民一道去捡过，太辛苦。要脱鞋下水里去一块儿一块儿的捡。我们不认识哪些是可以燃烧的煤矸石，有时候分不清就傻傻地捡一些黑石块装到了筐里。从未打过赤脚的我在水淹的石子滩上站不稳，脚底被石头摁得疼痛还抽筋。腰弯的时间长了痛得直不起来。费了好大的牛劲我们才捡了大半挑（我们的箩筐是小号的）。几十斤的煤我和弟弟轮换着挑，千辛万苦走好几里路才回到陋室。

大嫂见状，心生恻隐之心，觉得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去捡煤。确实如此，我们不煮猪食，平日用火也不多。但是要入乡随俗，融入他们的生活，也得什么事都咬紧牙关体验一下吧。

生产队里妇女下田的很少，基本都是坡上劳作。我下过一次田，感觉是陷入了沼泽地。双腿越陷越深，又被蚂蟥咬脚背，从此不敢再下田。

有一次我和妇女们上坡割青草肥，真正见识了她们的小聪明。她们背着大背篼，拿一把磨得很锋利的割草刀，嘻嘻哈哈上坡了。我也背着一个大背篼，拿着大嫂为我磨快了的割草刀随她们上坡去。在坡上她们一边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一边歘！歘！歘地铲草。不一会儿面前就是拖泥带沙的一大堆。而我面前的是割下的一堆干干净净的青草。侄女均和对我说:“嬢嬢，你不用抓着草割，直接在地上铲吧，有泥巴不怕。”我的刀虽然锋利，可就是铲不了泥。

收工了，背到田边去队长过称，按重量算工分。称一个背篼往田里倒一个。从她们背篼里倒出来的草泥沙滚滚，队长十分生气，破口大骂她们偷奸耍滑。见到我背篼里的干净青草又打趣说:“你的草可以喂牛了”。我不会耍心眼，压根就没想过割青草还要连泥带沙铲。为了多挣工分，是不是得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下一次也这样做呢？

生活环境的巨变，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是他们认为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城里人，是到农村来接受他们再教育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体力劳动，只能靠劳力挣工分分粮食。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必须十分努力。

我们还没有能力挑重担，就遇到了送公粮任务。连续三天挑稻谷走十几里山路到粮站。第一天我挑50斤，第二天60斤，第三天70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的高强度劳动，真的是咬紧牙关靠毅力扛下来的。两边肩头上各一个大大的血肿包块，几天都不消，疼痛得摸都摸不得，但是我有成就感。

刚开始，生产队给弟弟评的工分是6分，我只有，3、4分。依稀记得一个工分只值8分一1毛钱，我们养活自己有困难。我体力弱，掰包谷，收高粱都常常不能胜任，自然工分少。弟弟参加劳动的时间比我多（因为我教书去了），他的劳动力慢慢地得到增强，可以挑大粪浇地了，可以和农村的青年一道车水灌田了，可以到生产队的电站值班了。他的工分慢慢高起来，最后一年，居然一个人就可以做满我们两人的工分，分回两人的口粮。

我当知青整整三年。可是这三年我并没有完全在生产队务农，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公社搞宣传和在学校代课。在公社搞宣传主要是以文艺宣传为主，有时也为公社简报和广播站写稿。

公社成立了一个由公社书记亲自领导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组建时从各生产队抽调一些文艺爱好者参与。当得知要抽调我去搞宣传工作时，内心真是欣喜若狂。因为我真的不能胜任那样的体力劳动，这才是我的强项。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骨干和主要负责人，集编、导、演一身。再后来我的弟弟也参加进来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在《红灯记》里演一个磨刀人的情景。他的台词有“磨剪子叻戗菜刀”和一句接头暗语“有桃木的吗？”回想起来也十分有趣。

宣传队里的知青有重庆的也有江津当地的。有唱歌跳舞的，有搞乐器的，还有搞美工的，真可谓人才济济。我们在书记的带领下经常下生产队演出，美其名曰宣传毛泽东思想。每天不干农活儿，就是唱唱跳跳，生产队还要给记工分，到哪个队演出就由那个队做饭给我们吃。所以宣传队的知青们很积极，过得也很愉快。我们创作了很多舞蹈，也表演了样板戏，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加强对知青和农民的思想教育，公社书记安排我们宣传队吃忆苦饭，演忆苦剧。我们编排了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忆苦思甜活报剧，虽然我们演技不高，但是农民的欣赏水平也不高。只要剧情凄苦，表演者倾情演出，就能打动农民的心。在演到伤心处，即将上台的人先在后台用树叶在水碗里沾水往自己脸上洒，一出场就哭得稀里哗啦，泪流满面，悲剧效果就出来了。公社书记亲自为我们拉幕布。我看到这个五十左右的男人躲在幕布里边撇着嘴在抽泣。哈！书记入戏了！台下的一些农妇心善，见到别人哭，也跟着哭。哗众取宠的演出成功，我们成了当地的名人。

在宣传队的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不光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演出，也到区上去汇演。那是我们下乡的黄金时段，真的值得怀念。

由于表现尚可，公社书记表扬我，说:“你很全面，我们公社需要你这样的妇女主任。”他想我留下来干妇女主任工作。可是我去意坚决，我的心不在农村，我的志向也不在农村。

宣传队工作结束后我就在公社的完中（小学和初中一起的学校）教书。校长把他任教的初三数学课交给了我。由于我对教学的认真负责态度和在公社搞宣传时聚集的人气，深受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就是班上最调皮捣蛋的男同学都很尊敬我，上我的课都很安静。我很高兴，也很满足。

在学校，我每月有28元工资，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一下子我们的经济宽松了许多。弟弟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我的钱就可以买肉、买蛋、买菜了，回城的车票钱也不再向家里要了。我在学校也度过了一段比较愉快的日子。

校长希望我留下来转为正式教师，还拿转正表给我填。由于我不愿意留在那里教书，我回城的心很切而婉拒了校长。与我在同一个教研组的青年数学老师，他是重庆人，很羡慕我。说:“你还有机会回城，我就是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来的，是没机会回重庆了。”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反而是知识青年对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进行了文明启蒙，让他们接受了很多新知识，见识了很多新事物。

在我落户的大嫂家，她的小儿子就没有见过毛主席石膏像。说:“嘿！这个菩萨儿还好看呢。”也没有见过小提琴，问我:“这是打球的吗？”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问话，知识的贫乏和孤陋寡闻使我很吃惊，亦哭笑不得。生产队里像这样见识的小孩儿和青年不止他一个。

生产队的青年农民对知青很崇拜和钦慕，他们也在暗中观察、模仿和学习知青的穿着。头天见我弟弟穿白背心，蓝色短裤摇龙骨水车，过几天你就可以看到远远的水田里，有模仿知青穿白背心、蓝短裤的当地青年在那里摇龙骨水车。过路的农民见了还打趣他说:“我还以为是哪个知青在这里摇水车呢！”。

农村中也有不刷牙之人。见我们天天刷牙，他们觉得很新鲜，也买来牙刷天天刷。

是知青让农民开始接触现代新观念，在农村推动了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是知青的生活方式对农村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知青对农村的移风易俗功不可没。

我终于在1972年3月调回重庆。三年的知青生活，有苦有乐，感受颇多。知青们唱歌跳舞的时候好像很快乐，但那是短暂的，是对能够暂时逃避艰苦农活的一种快乐。实际上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对自己命运的堪忧，不知道今后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这场执行力度巨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影响之深远决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运动。城市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没能幸免。就是没有子女当知青的，在亲戚朋友中也会有。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牵肠挂肚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才告结束。

“知青”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团体。在知青大潮的滚滚洪流中有部分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磨砺锻炼了自己，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返城之后成了社会的中坚，担起了重担。但更多的人是理想的破灭，命运的多舛和改写了自身的历史。

2017.6.26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