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第九章 仁惠爱民
“仁宗盛治”比之于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康乾盛世”等历史上的盛世而言亳不逊色,在历史尘封中却淹没无闻、鲜有提及,后人更多的是指斥仁宗朝政治上的“冗官冗兵”与军事上的“丧权辱国”、以及北宋的“积贫积弱”等等,这种片面的、不公正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数十次减免各地税赋,遇有天灾人祸必拨款赈济灾民,并下诏责己、罢饮宴歌舞、亲自祭祀天地为生灵祈祷。有时还会光着脚丫子,独立庭院之中,自己罚站,以示向上天谢罪,为万民消灾祈福。若遇灾荒之年,贫民不能自给者,必拨款救济,每人每日数十文不等(仁宗时日最低生活费用为20文)。国家还设有“养民所”(类似于今天的养老院与福利院)收容救助孤苦无助之人(《宋史.仁宗本纪》里有详细记载)。每隔几年,仁宗就会下诏释放一批适龄宫女(每次数百人)出宫,让她们回家嫁人度日。仁宗此举减了多少怨女旷夫,成全多少鸳鸯情侣,使宫中再无“上阳白发人”的悲苦,也算是一宗德政。
仁宗珍视每个普通人的生命,故决狱严谨,全国的死刑案卷都要经过他的最后复审御批方能执行,仁宗对能从宽的决不重处,故每年从他的笔下超生的死刑犯不下千人。他曾对大臣说道:“卿等素知,朕气极骂人时,也决不说‘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仁宗对酷吏十分憎恶,他曾给吏部下昭:官吏若在断案时滥用酷刑、错杀了人等,则终生不予提拨任用。
“生存”与“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珍视人的生命、善待生命个体、给予其应有的尊严与自由就是仁的体现。仁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一点,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们来看看关于“冗官”、“冗军”的抨击是怎么回事?
仁宗年间,国家的年平均财政收入约为一亿多贯,支出也大约为一亿贯,财政几乎无盈余。这么大的财政支出用到哪儿去了?第一项支出自然是各级官员的俸禄:宋朝官员俸禄优厚是众所周知的,宰相月正俸为为300贯,县令月正俸为15贯,还有其它的津贴与补助。我们来估算一下,宋朝廷每年这项支出为多少?仁宗时各级官吏人数约为二万余人,(相比于七千万的人口,二万余官员并不算多。)宰相俸禄最高、为3600贯/年,县令为180贯/年,假设取个估计值每人600贯/年,二万人的话每年就是1200万贯,占财政支出的1/10强。
这就是后世抨击的“冗官”制度。
仁宗奉行“高薪养廉”的国策,以臣额财政支出造就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为后世所诟病。我们且不论孰是孰非,先看一看这“高薪养廉”制好不好。
明清时官员的俸禄是历朝历代中最低的,就以明朝为例:正一品大员月俸俸87石大米,(明朝一石大米约合75公斤)正七品县令月俸俸7.5石。再以清官海瑞为例,(海瑞是标准的清官,绝对不会有灰色收入,故以其为例。)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时,年薪七折八扣后为:12石大米、27.49两白银。海瑞靠此微薄工资是怎么过日子的?《明史.海瑞传》:海公任淳安知县,着布袍、食杂粮,偶尔还得种菜自给自足,平素数月不知肉味。一次因母亲生日,海瑞才买了两斤肉,总督胡宗宪闻之惊奇不已。
一县之长,清贫到这种地步,岂不令人啼笑皆非。海公自然是能“甘于淡泊”的君子,其他人呢?如此微薄的收入,让官员自己与身后的家人怎么过日子呢?整天为“油盐醬醋”困扰的话,就算还能保持清廉,也不可能做个尽职尽责的好官。贪官就更甭提了,有点良知的还能适可而止,“黑了心”的那不知要如何的“鱼肉百姓”呢!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明清两朝每年大量的税赋上哪儿去了?其实答案不言自明——都进了紫禁城国库了,换个说法也就是进了皇帝自己腰包里了。皇帝自己可以大肆挥霍:今天造宫殿、明天游江南,却要求天下官员“饿着肚皮干革命”,这不是笑话吗?
相比之下,我们的仁宗皇帝不是更可爱吗?他自己连碗羊肉汤都不舍得吃,却给了他手下的官员如此丰厚的俸禄,让他们安心的“给自己干革命”,为他们能“忠诚为国、清廉为官、赤心为民”创造了良好物质基础,仁宗这样做有什么过错呢?仁宗初衷至少是好的。
当然“高薪不一定能养廉”,对于“心黑”的人而言,你给他再优厚的待遇,也不可能改变其贪婪的本性,这就需要制度的约束与法律的威慑了。再有北宋官僚体制庞大、人浮于事,养了许多“光拿钱不做事”的“闲人”,这点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仁宗自己已看出了弊病,所以才让范仲淹力行改革,推行“庆历新政”。至于改革“功亏一篑”、功败垂成,后世也不能简单的归罪于仁宗皇帝一人头上,毕竟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仁宗后期为了优化官员体制、精简机构与他的大臣们一起,还是做了很大努力的。
总体而言,仁宗奉行的“高薪养廉”制度还是有效果的,至少仁宗朝就没有严嵩、和珅这样的奸相与贪官,而且还“君子与直臣”满朝,单就这点而言就值得肯定。对于老百姓而言,“君子、直臣当道”,没有“贪官、酷吏横行”,这样的天下要好得多、幸福得多。能让大多数人生活得幸福,这也就是仁政。